天水地方的諸舊志,自南朝劉宋(420--479年)郭仲產地方志性質的名著《秦州記》到民國《甘谷縣志稿》于1964年問世,共41部。若從南朝宋中葉算起,地記和方志的著述歷時1500余年。此其中有宋代開寶(969--976年)、或大中祥符(1008--1021年)、或其他年號的著作《秦州圖經》、《秦州志》,若從祥符初年算起,修志至今已經千年；就整個地區的方志數量而言,平均約24年一修志,修志頗盛。天水,在秦武公十年(公元前688年)建立邽縣(今天水市區)、冀縣(今甘谷縣),作為中國歷史上建立行政區劃最早、時間最長的地區,歷史文化積淀豐厚,修志的歷史悠久,與自身的存在相媲美,令后人感到榮耀和鼓舞。41部地方志和類方志,南朝宋1部,佚；宋代2部,佚；明代10部佚7部,清代17部佚3部,民國11部佚1部,計留存27部。現以天水地區為范圍,作一比較研究,或對修志有所卑益。
上下引推眾賢至 互為表里相致志
天水名志,明志秦安,清志甘谷、秦州人主筆,名縣志僅秦安、甘谷2縣擁有。究其原因:一是此三地厚重的文風使然。天水自冀人石作蜀,上邽人秦祖、壤駟赤從孔門學成后,尤以石作蜀作為孔門“七十二賢”之一,在隴上傳播先進文化,使文教大興,人文蔚起。其風范遺澤及唐科舉至清,秦安、甘谷各出進士23人,秦州(今秦州、麥積區)出進士32人。唐代進士均出自秦安、甘谷,明清兩朝首位進士皆出甘谷。胡纘宗以正德戊辰(1508年)科進士,授翰林院檢討,累官至河南巡撫右副都御史,精研文史,才華橫溢,于詩辭歌賦、經學、方志等方面都有卓越成就。鞏建豐以康熙癸巳(1713年)科聯捷進士,從翰林院庶吉士、國史纂修官累官至翰林院侍讀學士,曾主持鄉試,出任學政,致仕回鄉,親授生徒,被遠近學者尊為“關西師表”。王權以道光二十四年(1844)舉人,主講岷縣文昌、秦州天水、寧遠正興、文縣興文書院,造就甚多,出任知縣,“學問人品,當代罕有,而吏治尤為陜甘第一。”“清光緒間,甘人著述之富,無過心如(王權字心如)者”。任其昌以同治乙丑(1865年)科進士,援戶部主事,棄仕歸里,入主天水書院山長,又移講隴南書院,門下受業約千人,中進士中舉者達八九十人,是為“隴南文宗”。如此一流的學問人品,深厚的文史修養是他們纂修名志的前提。二是賢達修纂整理刻印。周易說:“拔茅茹,以其匯,征吉。”即在上則引其類,在下則推其類,不仁者遠,而眾賢至,類相致志。胡纘宗纂成嘉靖《秦安志》,次年,即由知縣亢世英主持刊印；纂成嘉靖《秦州志》40年后,由分巡隴右道李國士整理全其志。鞏建豐修成乾隆《伏羌縣志》,即有伏羌縣令續相文倡導并捐俸完成刻版、繼任知縣萬紹煥與其協力完成印刷。姚協贊、余澤春倡修光緒《秦州直隸州新志》,同亢世英、李國士、續相文、萬紹煥在修志上類相致志,可謂賢達,因其賢,其倡儀則達,任職時官聲很好的王權、任其昌等應邀即來,上引下推其類,前后參加編纂的學者官吏等社會賢達37人。胡、鞏、王、任一流的學識水平是亢、李、續、萬、姚、余賴以修出名志并能有志整理刻印的內在必要因素,亢、姚、余聘請胡、王、張為主纂,則是他們發揮才能、纂成名志的外在必要條件。有此互為表里合契之際遇境界,方能自1535年至1889年的354年中平均以89年修出一部名志。此后再未有名志出現,志人當仍需努力。
挾羲皇故里悠久歷史人文之風 負修志存史資政教化傳承之責
天水修志盛,除道、州、縣官重視修志外,更有其重要原因是本邑文人仕宦愛國愛鄉,以身為羲皇、女媧、石作蜀、李廣、趙充國、龐德、姜維故里,華夏古邽冀第一縣人,對本土深厚的人文歷史感到光榮自豪!有一種挾伏羲開啟文明、女媧衍生黃種人類、石作蜀蔚興文教,李廣輝煌漢史、趙充國創新屯田、龐德義氣云霄、姜維忠勇謀國之風繼續開來,傳承歷史,達則兼濟天下,不達即以筆弘揚光榮歷史,存史資政教化育后人的豪邁的責任感。這種責任感促使他們不讓時光流逝、歷史無記,官修志主動參與,官不修,自纂私修,形成傳統。如民國《甘谷縣志稿》的撰稿安履祥,性甘淡泊,不為名利,以個人之力鉤沉輯要史籍,群采博訪傳聞,將自同治《續伏羌縣志》后1872至1949年間甘谷縣的地方鄉土故實史料,以采擇精審之筆收集記載下來；編纂賈鴻逵敦厚直樸,在兩子病逝,白發人送黑發人的巨創深痛中,毅然擔當起整理編纂一方史志的責任,使前人遺稿得以一方志書行世,他們對歷史負責的愛國愛鄉的大公無私精神,對本邑史志的良苦用心和勞績是他人難以比擬的。總之,像安、賈這樣的本邑文人,他們的思想作為,是要對得起國家和本土民眾,既不愧對悠久的歷史和先賢的光榮,又要對后人負起教化之責,承擔交待、傳承歷史的使命。這種責任、使命感與傳統,實際上就是愛鄉懷國、化育后人的愛國主義思想的具體樸實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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