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上瓦的琉琉瓦，我為你著挨過打，名聲背了打挨了，昧了良心不來了。”憂怨的情絲被苦苦的嗓音包裹著，纏綿的情調被婉轉的曲調侵襲著，從古唱到今。尤其當我們大家隨波逐流，在對現代化的音符進行復制、粘貼和拷貝中，驀然偶遇從關山腳下漫過來的一曲曲張家川“花兒”時，那種美麗動人的情韻和旋律撫慰著你我的心扉，敲打著聽者的心靈，擊穿著觀眾的肺腑。這就是甘肅省非物質文化遺產——張家川“花兒”，一曲曲浸泡在歷史長河里的動人情歌，一首首穿越在時空隧道里的美妙樂曲。
“花兒”是西北勞動人民在勞動和生活過程中創造的一種優秀民間文化藝術,是一種民間口頭文學與音樂家完美結合的獨特藝術形式，因歌詞中多將青年女子比喻為“花兒”而得名。它主要流行于賀蘭山以南，六盤水以西，岷山以北，日月山以東的這一橫跨甘肅、寧夏、青海三個省區的廣闊地帶。它以高亢嘹亮，挺拔明快、激越動聽的特色，在我國民族文化藝術的百花園中獨放一葩。
張家川“花兒”是居住在甘肅省張家川回族自治縣境內的回族群眾在長期的生產和生活過程中自己創作,自己演唱的一種民間曲藝,是生活在這一區域內回族人民內心世界的獨特反映,是當地群體歷史淵源、生活方式、生活習俗、宗教信仰及其所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的文化表現形式,表達了該地區回族人民熱愛生活,勤勞勇敢、團結奮進的精神風貌。
張家川“花兒”既是歌,也是詩,是民歌海洋中的一朵奇葩。它像泥土一樣淳樸,是一種抒情的文學載體,節奏起伏變化,如潺潺溪流,似江河奔騰。張家川“花兒”通過優美、純樸的“花兒”曲調,以舞蹈為主體,體現了一種生活。它包羅萬象,有的表達愛情、表現自然景色和天文氣候,也有的宣傳黨的政策,鞭撻社會丑惡現象等等。《中國民間歌曲花兒集成（甘肅卷）》中把甘肅的山歌花兒分為三類，根據地域和水系流徑分別被稱之為“河湟花兒”、“洮岷花兒”和“涇渭花兒”。張家川“花兒”當屬“涇渭花兒”之類，但任何一種說唱藝術在流傳過程中無不打上地域特色的烙印，方言土語的抗體在吸收各種外來營養因素的同時，又頑強的保持著原有特點，張家川“花兒”亦不例外，她如天籟自鳴，卻異常深刻而真切，其藝術魅力往往令人叫絕。
“花兒”究竟始于何時，史料說法不一，從明代萬歷年間的詩人高洪所寫的《秦塞草》詩句來看，他的興起應當不晚于明代。而在200多年前的清乾隆年間“花兒”就已經負有盛名。清代臨洮詩人吳鎮曾經就有“花兒饒比興，番女亦風流”的贊語。而張家川“花兒”起源于唐代，盛行于宋代。據有關史料記載,早在宋元時期各地商賈,包括波斯、阿拉伯人在隴東南各地經商,多有留居不歸者,大部分冠以漢姓,娶漢女為妻,成家落戶,成為當地信仰伊斯蘭教的回族；自明清時期,大量云南、陜西、河南等地的回族遷入張家川定居,“花兒”便隨之根植于這塊沃土,成為人民群眾文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組成部分。
由于張家川縣獨特的地域特征,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縣域內各種文化相互交融,形成了獨具風格的張家川“花兒”。經省、市民俗民藝專家近年來的多次考察和論證,張家川“花兒”從行腔、唱調和風格上有別于“河州”、“洮岷”兩大流派,獨樹一幟。它與臨夏“花兒”在格律、形式、結構、調式上既有相似之處,又有其獨特的個性,以羽調式,徵調式最為常見,在部分詞匯中滲入了“小曲”的音韻,曲調高亢嘹亮, 歌聲悠揚，委婉動聽,音樂跌宕起伏,令人爽心悅目。
張家川“花兒”語言豐富,其最大特點是通常以老百姓的日常口語抒發內心的真情實感，她散發著一種鄉土氣息，沒有過分的渲染夸張,在樸素之中展現回漢兒女追求美好生活的思想和感情, 給人一種和諧融合、自然流暢、原汁原味的情韻, 具有情感真切、鄉土氣息濃厚等特點。詞律多以生動形象的比興起句，結構以四、六句為主，曲令有百十種之多。
張家川“花兒”所反映的社會生活內容是多方面的, 其內容可分為抒情、敘事兩大類, 前者居多。從題材上可分為情歌、生活歌、歷史典故歌、神話傳說歌、時代新歌等幾大類，表達感情純樸濃烈、熱情奔放。在流行數量上，以表現愛情為主題的“情歌”居多。也涉及到更多的領域乃至群眾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張家川“花兒”從體裁上又分“敘事本子花兒”和“抒情草花兒” 兩大類。兩大類又有敘述整部故事或完整內容的“整花”和觸景生情、即興創作的“撒花”之分。“敘事本子花兒”根據小說、戲劇演唱的歷史故事創作，這類“花兒”的內容健康，敘事性強，情節完整，內容生動，篇幅都比較長，可以在家中、村里演唱。如《孟姜女》、《割韭菜》、《繡荷包》、《賣餃子》、《十盞燈》等；而“抒情草花兒”則是篇幅都比較短小的山歌，主要以情歌（俗稱“野曲”）為主，兼及其它，這類“花兒”的語言質樸率真，大膽熾熱，表達感情純樸濃烈、熱情奔放。不乏詼諧與機智，或歌唱歡樂愛情，或傾訴相思之苦，有著濃郁的農村鄉土味，但不能在家中和村里演唱。如《大路畔里的金盞花》、《上了梁梁暖著里》、《河里的石頭翻三翻》、《紅銅黃銅都是銅》等。
據張家川縣政協委員、《張家川民間故事三套集成》參與和編寫者王成科介紹，張家川“花兒”的成分和類型較為特殊，大致有以下三種: 第一種是本土花兒，有時又稱關山花兒。這種“花兒”主要產生于從事農業勞動和生活的青年男女之中，如《拔胡麻》、《揚燕麥》、《長工愁》、《南坡擔水》、《熱頭爺上來紅似火》、《月亮上來亮上來》、《光陰好比打墻的板》、《二細的草帽白飄帶》等，主要反映百姓勞動與青年男女談情說愛等內容，這種“花兒”在張家川占絕大多數；第二種是腳戶花兒。因為張家川自古是關中西出口外，北上寧夏的交通要道，在這個獨特的地域里，一支支舊時被稱之為“腳戶”的運輸大軍，他們在長途跋涉的枯燥旅途和風雨兼程中創作并傳唱著這種花兒，這里面還包括了走州過縣的行旅商販和翻關山、闖牧區的皮毛販子（舊稱“山客子“和“背夾子客”）創作并傳唱的花兒。如《騾子帶馬的鈴》、《騾子走了固原了》、《土黃騾子馱鹽哩》、《白馬釘了銀掌了》、《西口處發了青云了》、《白馬磕的鐙響里》、《蘭州的白塔固原的鐘》、《二十條騾子下漢中》、《身背著羊皮懷抱著毛》、《固原城里有棵嫩白菜》等，這些花兒由于源流紛繁，腔調多變，似乎柔進了河湟，洮岷、河西各民族的腔調和韻味，給張家川花兒注入了多樣成分；第三種是麥客子花兒。張家川地處陜甘交界關山西麓的高寒陰濕山區，由于海拔、氣候等各方面的原因，張家川的夏收與陜西的夏收時差將近三個月，千百年來形成了另一種獨特的農耕文化現象，這就是當陜西開始夏收時，甘肅人就會自發的組織剩余勞力拿起鐮刀赴陜西幫助他們收割小麥，關中人通常將這些勞務大軍稱之為“麥客子”。“麥客子”花兒形象的表述了“麥客子”趕麥場的艱苦和對家人的思念之情，如《旋黃蟲叫喚著催人里》、《脊背上曬的肉卷卷》、《頭枕的磨石數星星》、《翻一場關山脫一層皮》、《這一回麥場趕爛了》、《一天趕一天遠了》等，凡是有“麥客子”的地方就有山歌小調和花兒的聲音，他們赴陜西趕場時只帶去了一身力氣和山歌小調，而回來時不但帶來了可觀的收入，而且還帶來了曬干的蒸饃，更令他們高興的還有在路上與各路麥客子在交流過程中學會了他們唱的南腔北調、山歌、小曲和花兒，這種花兒里面不僅有《信天游》的激昂，《眉戶》的華麗，《婉婉腔》的纏綿，《皮影腔》的明快、《曲子戲》的婉約等，這種花兒在張家川近年來的山歌花兒演唱中占有很大一部分。
在張家川，人們通常把唱花兒稱之為“漫花”,“漫花”是張家川縣婦孺皆知的民間藝術, 他們或以歌會友、或以歌傳情、或以歌言志, 無論你何時來到張家川，不管是在關山牧場、山林溪澗,還是在溝溝峁峁、田間地頭,你隨處都可以聽到漫花聲。雖然, 唱花兒者可能是搖動鞭兒的牧人、追求愛情的情侶、飽經世事的滄桑老人、遠行路上的過客、或是辛勤勞作的農民,也許他連字都不識,但是他們卻能用或熱情奔放、或蒼涼悲愴、或委婉含蓄的花兒,來表達自己心中的喜怒哀樂, 這就是花兒的魅力。
張家川群眾平時唱“花兒”，一般不拘時間、地點和形式。不管是山坡上還是田邊的地埂上，干活累了，漫幾句“花兒”驅驅乏氣，添添精神；看見心愛的人了，漫幾句“花兒”表露情思；心中高興了，漫幾句“花兒”表示快樂；碰到困難了，漫幾句“花兒”舒舒憂愁；覺得孤獨了，漫幾句“花兒”排除煩惱。真可謂“漫開花兒透心甜，十天九夜口不干。”
上世紀六十年代中期，甘肅廣播電視臺記者李恩春專門慕名來張家川采訪“花兒”，采訪節目在甘肅廣播電視臺播出后，受到社會各界的好評，這是張家川“花兒”首次在媒體亮相，很快便引起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1973年，時任張家川縣文化館館長的閆治洲，副館長王洛祥等人，在廣泛收集張家川回族花兒曲調的基礎上，根據當時張家川縣馬鹿公社建起小水電站和全縣干部群眾拉運腐殖酸肥料的史實創作編導了《咱山村有了水電站》、《百里運肥》兩出花兒歌舞劇，由當時的張家川縣毛澤東思想宣傳隊演唱，在天水地區文藝調演中獲獎后，1974年，被作為當時天水地區的獻禮節目推薦到省上參加會演并獲榮譽獎。其中《百里運肥》的音樂創作受到了省內外專家的一致好評，并被推薦到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播出。聲樂資料被中央人民廣播電視臺播放后，在全國引起了極大的轟動效應，這也是張家川花兒曲調首次走向天水、省城蘭州和首都北京，這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難能可貴，這也是張家川花兒曲調的首次收集整編并應用于舞臺。
1980年初，根據中央、甘肅省、天水地區文化部門關于選編《民間歌曲集成》的有關精神，張家川縣開始對全縣的民歌展開歷時半年的普查與搶救工作，縣文化館派出專業人員，徒步跑遍全縣16個人民公社，50多個生產大隊，采訪民間歌手80多位，共收集和整理張家川民歌、小曲調和花兒60余首，配以簡譜后油印裝訂成冊，并加以保管。
1987年春季，中宣部，文化部等六部委聯合下發文件，要求全國搞《中國民間文藝三套集成》系統工程，要求用兩年時間完成全國民間文藝的普查、搶救、收集和整理，并按期匯集成冊，以縣卷的形式逐級上報，綜合定稿后形成《省卷》和《國家卷》，六部委還制定了詳細的《三套集成工作細則》，根據《細則》，張家川縣文化局成立了由局長馮銜褚任組長的6人領導小組，他們跑遍了全縣的各個角落，歷時九個多月，錄下了近百盤磁帶，為了廣泛收集資料，縣上還專門為14個鄉鎮文化站專干壓了擔子，還發動4所完全中學師生搜集撰稿近千件。根據集成細則，縣文化局搜借了圖書館所有的資料剪輯對照甄別，利用僅有的識見存真存精，逐盤逐件反復比較，特別是對一些方言口語的用詞，盡量在保持原貌下據典敲準，鋁字打印后裝訂成《張家川民間故事三套集成》上報，共用時三個年頭。《張家川民間故事三套集成》由于質量高，受到國家科委、民委、民研會等六部委的表彰和獎勵。其中《國家卷》共甄錄張家川三套集成作品數8篇（首），《甘肅卷》里共甄錄張家川三套集成作品數14篇（首），其中有4首還被寧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回族文化叢刊》轉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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