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中-天水：“絲路”之上再定位的經濟區
（天水 天水在線航拍）
在關中-天水經濟區統合發展的支持下，建立以西安為中心的大關中，實力與輻射能力得到提升，承擔起絲綢之路新起點的重任。
中國經濟導報記者|吳淵 王斌 李楊
2009年，國務院批復了《關中-天水經濟區發展規劃》，包括陜西省的關中平原地區及甘肅省天水地區共六市一區7萬平方公里的關中-天水經濟區發展藍圖躍然紙上，大西安、大關中城市群的概念逐漸為人所熟知。
4年后，“新絲綢之路經濟帶”戰略構想正式提出。在這一構想逐步實現的過程中，中國向西開放的通道被進一步打通，相關地區加強了與西亞、歐洲的聯系，帶動中國經濟的發展方向向西傾斜，使得相對薄弱的西部成為我國新的開放前沿。
橫跨陜甘兩省，位于新亞歐大陸橋中心，處于承東啟西、連接南北的戰略要地的關中-天水經濟區，在新絲綢之路經濟帶所帶來的開放理念與格局下，迎來了全新的發展機遇。“絲路”之上，關中-天水經濟區的建設，同樣也被賦予了新的內涵。
陜甘互補，優化組合
陜甘兩省自古就有著豐富的合作歷史，漢唐時，陜甘兩省就是古絲綢之路的國內主干道。那時，中原王朝拿絲綢、茶葉、瓷器、漆器、鐵器等代表了當時先進制造業的產品，交換西域各國的胡椒、葡萄、胡馬、胡蘿卜等農副產品。一方產業梯度高，一方產業梯度低，產業互補，就形成了繁榮的絲綢之路。
“如今，以新絲綢之路區域內產業格局來看，我國的科技教育、高新技術、裝備制造、電子信息、國防科技等實力較強，而中亞各國的支柱產業是能源與原材料，產業互補，也會形成一個繁榮的絲綢之路經濟帶。”陜西省社會科學院學術委員會副主任張寶通在接受中國經濟導報記者采訪時表示。
他同時表示，新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國際段不同于海上公海航行的自由通行，而是經過一個個主權國家，涉及到換軌、通關、檢疫檢驗等諸多問題，實際上還存在許多障礙。因此，“陜甘兩省應當加強合作，先把絲綢之路國內段建設好。”
從國內看，陜甘兩省之間同樣有著產業互補的清晰特色。陜西，特別是以西安為中心的關中地區，綜合科教實力在全國處于前列，尤其是國防科技，綜合實力居全國第一。所以，陜西的主要產業是先進制造業。而甘肅的主要產業則是能源、原材料工業，從產業梯度看，陜西高，甘肅低，產業互補性明顯。
“陜西是新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新起點，而甘肅則是黃金段，兩地合作好了，‘一帶’起步的這一段就建設好了。之后，才能繼續向西推進，繼續走出國門。”張寶通在采訪中這樣告訴記者。
省域合作必須發揮市場決定性作用“關中-天水經濟區為什么單單把天水劃進來？不僅僅是由于地理位置接近、同處渭水流域的原因，更關鍵的是天水的產業結構和關中地區的西安、咸陽、寶雞等地非常接近。”張寶通表示，與甘肅省其他城市不同，天水市與關中地區同樣作為國家三線建設時期的重點，都布局了相當規模的高新技術與電子、裝備制造業。目前來看，關中地區相關產業的發展確實優于天水市，但若能相互融合，則更利于做大做強。
“天水與關中地區的優化組合，就是要把以西安為中心的大關中建成全國的先進制造業基地。”他說道。
然而，甘肅省經濟研究院院長魏立橋在接受中國經濟導報記者采訪時卻談到，如關中-天水經濟區這種跨省區的經濟重點開發區，必須在市場起決定性作用的前提下，充分發揮各地資源稟賦，釋放市場活力。
“目前，天水還沒有完全融入。”他坦率地表示。
魏立橋認為，與長三角、珠三角沿海城市相比，西部經濟的省際聯系還較多地受行政壁壘制約。因此，在這種形勢下，甘肅省應該主動利用政策調劑手段，把天水的資源要素主動融入關中。
“認識新常態，引領新常態，就必須要看到市場的決定性作用，遵循要素流動規律，防止在區域合作中被‘邊緣化’。天水的發展定位不能‘自成系統’，要主動融入大關中，依靠大關中助力自身的發展。”魏立橋表示，與蘭白經濟區相比，關中-天水經濟區有著較高一級的產業層次，盡管天水不是這個區域的核心城市，但借助這個平臺，卻可以在更高的產業層級上規劃自身的發展，高屋建瓴。
采訪中，魏立橋舉了這樣一個有趣的例子：陜西的蘋果名聞全國，但由于產量供不應求，一些蘋果實際上是用了甘肅的蘋果，貼上品牌標簽，賣出去。這其實就是市場在發揮作用，陜西蘋果擴大了銷路，甘肅的蘋果也降低了推銷成本。
“我相信，隨著市場競爭的加快，行政壁壘的問題終歸能夠得到解決。”魏立橋認為，目前在對市場決定性作用的認識上，陜甘兩個省份都比沿海要滯后。市場博弈有兩種，合作性博弈與零和博弈，區域發展顯然應該選擇前者，優勢互補，合作共贏。
同樣是與沿海城市發展的對比，張寶通則有著另外的視角。他表示，從產業結構上來看，與沿海一些地區的粗放型工業在新常態下亟待轉型的情況不同，關中-天水經濟區內由于產業構成中高新技術型占比很高，恰好與當前新常態下發展模式相契合，因此也就在這一時期內能保持較高的產業發展速度。
“可以說，陜西等地區高新產業的發展，引領了全國的發展速度，引領了全國的產業升級。在其他地區主動適應新常態的時候，我們應該是主動引領新常態。”他說。
“新起點”要憑實力說話
“關中-天水經濟區的建設，一定要和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新起點統一起來。新絲綢之路經濟帶戰略是在《關中-天水經濟區規劃》之后提出來的，是一個新的因素，也是關中-天水經濟區建設的重大發展機遇。搭上‘一帶一路’大戰略的順風車，區域內的發展才會與時俱進，從而更上一個新的臺階。”張寶通說。
“建設大西安，帶動大關中，引領大西北”，是《關中-天水經濟區發展規劃》中的明確定位。而這，又與建設新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大戰略完全吻合。
然而，需要看到的是，與古絲綢之路時期相比，西安，乃至陜西省在全國范圍內的城市地位與綜合實力都已完全不同。漢唐時的長安，是全國最大的中心城市，是全國先進制造業的基地和物資集散的中心。而現在的西安，并不是首都，綜合實力相對當年也大大下降了。
“作為‘新起點’，實力就略有不足了。”張寶通坦言。
他表示，在當前市場經濟的環境下，成為“新起點”需要憑實力說話。在周邊如重慶、鄭州、武漢等城市的強大競爭壓力下，西安要想更好地擔負起絲綢之路新起點的戰略重任，還要進一步做大做強，加快提升城市的綜合實力。
“在關中-天水經濟區統合發展的支持下，建立以西安為中心的大關中，實力與輻射能力得到提升，才能承擔起絲綢之路新起點的重任。”
關中-天水經濟區的發展，是以“大西安”為中心，而其中，順利成為中國第七個國家級新區的西咸新區尤為惹人注目。當談到有專家認為西咸新區的建設使得西安、咸陽兩地出現第三個利益主體的觀點時，張寶通毫不回避的表達了自己的看法。
他表示，建設西咸新區的初衷，是按照國務院批復的《關中-天水經濟區規劃》，促進西咸一體化，建設大西安，把西安建設成國際化大都市。西咸新區成為國家級新區，有著三個明確的定位：成為我國向西開放的重要樞紐、成為西部大開發的新引擎、成為中國特色新型城鎮化的范例。而在“一帶”戰略提出后，西咸新區也被賦予了建成“新絲綢之路經濟帶”支點的重要使命。
“但目前，我認為，西咸新區正在發展成為前沿城市以及獨立城市新區的方向，與當初的定位是有一定偏差的。西咸新區也因此逐漸成為了西安與咸陽之間的‘第三者’，而不是加快促進西咸一體化的發展進程。”張寶通認為，西安、咸陽兩地應當加快合并的步伐。這樣的做法，在當年的重慶、成都、武漢、杭州等城市發展過程中，是有成功經驗可循的。
“在這中間，要有克服地方利益的勇氣。”他直言。
“加速西咸一體化、建設以西安為中心的大關中城市群，是關乎到建設絲綢之路新起點能不能落實的關鍵。在‘一帶一路’戰略的大環境下，我認為國家對西部重點城市群的布局規劃，也應該進行適當的調整。”在采訪的最后，張寶通如此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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