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中國省部級干部中，生于上世紀60年代的人逐漸增多，外界稱之為中國政壇的“60后精英”。而任正部級官員的“60后”，目前共有5位：農業部部長孫政才、國防科工委主任張慶偉、河北省省長胡春華、湖南省省長周強、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主席努爾·白克力。而在此次“兩會”期間，《中國新聞周刊》選擇了其中三位地方大員進行了專訪或觀察。
《生于60年代》一書記錄了這一代人的集體回憶——“在嗷嗷待哺的時候，迎來了文革；在接受知識的時候，迎來了科學的春天；在逐步建立世界觀的時候，迎來了思想解放……”
這些參加文革后高考的第一代官員在文革后三年的高考中脫穎而出。 而當他們走出大學校門的時候，中國的經濟、社會也進入了改革開放的新時代。于是他們成為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最年輕的“弄潮兒”。
官員選拔反映了時代的變化。
在建國初期，中國的黨政領導主要從職業革命家中選拔。中央黨校教授蔡霞分析，“這與當時的武裝革命有關，他們處于社會最底層，階級仇恨深，因此容易在革命中嶄露頭角。”
文化大革命造成了干部選拔的斷檔。改革開放后，革命戰爭期間成長起來的一批領導人已經年老。在改革開放之初，中國強調現代化主要是技術層面，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選拔出來的干部主要是理工科出身。這批官員成長于計劃經濟時代，多從大型國有企業的骨干力量中提拔，他們將治國的模式從革命模式轉化計劃經濟的模式。
而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的社會結構和利益格局均發生巨大變化，對現代化的理解更加多元，不再局限于技術層面，還包括社會制度層面——強調民主，強調法治。因此，中央對人才選拔的標準也開始發生變化。
媒體稱，“60后精英”將改變“工程師治國”的局面。蔡霞認為，這批官員的涌現是上世紀80年代鄧小平提出干部年輕化后幾十年培養的結果，“而不是為了某個目的突然提拔”。
按照中國省部級正職官員65歲退休的規定，目前在地方省市區擔任正職的官員很大一部分將從現在起到2012年前后卸任。這意味著中國今后幾年地方上將開始大規�！靶玛惔x”。
在十七大后的各省人事大調整中，大批“60后”進入省部級決策層，幾乎遍及國內所有省區市，成為“新陳代謝”的最好注腳。
周強：法學家治省 守住公開、依法低線
“作為行政官員，你做任何事情，你要想到全世界都會知道，任何人都可以到法院告你。有這兩條，你就會依法行政，守住兩個底線——一個公開，一個依法。如果不依法辦事，造成決策失誤，會造成更大的浪費，甚至腐敗”
本刊記者/ 楊中旭
11年前，周強38歲。他從比他年長5歲的李克強手中接過團中央的帥印，追平了李克強創下的最年輕省部級高官的紀錄。而周強中國第一位“60后”省部級官員的身份，讓他更加引人注目。
周強在團中央第一書記和全國青聯主席的位置上一干就是8年。而他發起的一場行動，展示了他不同于當時廣泛存在的“GDP崇拜”的執政思路。
那是2005年，聯合國環境計劃署向全球10位知名人士頒發“地球衛士獎”。周強入圍的評語是：中華全國青年聯合會和周強在推動“保護母親河”行動、保護環境領域取得了“杰出成就”。“保護母親河”行動廣泛動員3億多人次中國青少年參與環境保護，為中國乃至全球的環境保護事業做出了突出貢獻。
次年秋天，周強轉任湖南省代省長(半年后當選為省長)。上任伊始，長株潭綜合改革配套試驗區的申報主題變更為“兩型社會”(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此前20年間，長株潭一直試圖成為改革試驗區，主題變更了不知多少次，但屢屢擱淺。
周強上任之后一年——2007年底，長株潭“兩型社會”綜改試驗區獲批。這位省長親自主持召開新聞發布會，向公眾闡明“兩型社會”的意義。翌年，湖南又提出綠色GDP試點，人們終于明白，這個省長是來反“GDP崇拜”的。
在“GDP崇拜”幾乎充斥地方政府工作報告之際，“湖南肯擰著勁兒干事兒，需要極大的勇氣”。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石小敏說。
實際上，周強擰著勁兒干的事情不止這一件。2008年10月1日，《湖南省行政程序規定》正式實施，行政權力的運行規則開始從“管理者中心模式”向“公民權利中心模式”轉變。程序規定總則中強調的公開、參與、高效便民和信賴保護四大原則，成為具體落實這一模式轉變的后勤保障。
此前20年間，中國行政法學會會長、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內務司法委員會委員的應松年教授，一直在為行政程序法這部能夠從源頭上有序約束行政權力的基本法而努力。囿于各種客觀因素，應松年和他的團隊在20年間起草并最終由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了多部行政單行法，但行政基本法——程序法卻歷經15稿起草而最終流產。2007年3月，同為十屆全國人大代表的應松年和周強都下榻在全國總工會的賓館“職工之家”，兩人偶然間談起此事，幾乎是在幾分鐘內就一拍即合，可以“先地方，后中央”。
2008年2月下旬，12位行政法專家被請到湖南舉行《湖南省行政程序規定》最后的圓桌論證會，周強親自主持�！吨袊侣勚芸酚浾咴跁䦂隹吹�，周強對規定條文極其熟悉，在談到行政指導時，這位省長說：我們給雨雪災害中堵在京珠高速上的司機聽廣播，請他們繞道而行就是行政指導；每個繞開的司機發給200元，那就是行政誘導。
全場的一片笑聲中，中國政法大學黨委書記石亞軍說：正確的行政誘導也是行政指導的一部分。
周強說話語速很快，不時用鮮活的小案例來闡釋規定的某些條款，同時也活躍了會場氣氛。在和中國最頂尖的12位行政法學者的對話過程中，周強的法學專業素養絲毫不落下風。
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在1978～1985年間在西南政法大學受過7年的民法熏陶，很多法學家都是他的同學。被他請到湖南的12位學者中，最高法副院長江必新就是其中的一位。巧合的是，江必新這位行政法專家在2007年底之前，擔任了3年多湖南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的職務。起草的那段時間，周強每有學理疑問，兩位老同學就會聚到一起喝上一杯。
“我告訴你兩句話，”周強對《中國新聞周刊》記者說，“作為行政官員，你做任何事情，你要想到全世界都會知道，任何人都可以到法院告你。有這兩條，你就會依法行政，守住兩個底線——一個公開，一個依法。如果不依法辦事，造成決策失誤，會造成更大的浪費，甚至腐敗�！�
2004年以來，出現在省部大員關鍵崗位上的文科背景官員開始逐步增多的情形，這隱含著治國方略的調整。但是，文科官員中，仍然是經濟學科居多，以法學家身份出掌省級政府的官員，周強是僅有的一位。
2008年秋天，金融危機開始蔓延全球。作為湖南的一省之長，周強也把主要的工作精力放在了提振經濟方面。2009年3月7日下午，這位省長就他近期的執政思路接受了《中國新聞周刊》的專訪。
中國新聞周刊：湖南是外出務工大省，現在返鄉的農民工是怎樣的一種情況？
周強：湖南外出務工的農民工在1200萬人左右，跨省的有1000萬，而且主要集中在珠三角。
這一輪全球金融危機中，湖南在沿海一些外資企業、出口導向型企業務工的農民工返鄉比例比較高。據抽樣調查，湖南農民工返鄉比例在20%左右，約200萬人。
農民外出務工收入占到了農民全年總收入的40%，農民工返鄉對農民收入的增長影響很大。各級政府要高度重視農民工問題，千方百計增加農民收入，幫助返鄉農民工解決面臨的困難，了解他們的需求，一件事一件事去辦，一個問題一個問題去解決。
中國新聞周刊：刺激內需就需要擴大消費，湖南如何應對？
周強：湖南的目標就是要實現社保全覆蓋，生活方面有最低收入保障，生病了有醫療保障。從去年開始，我們已把沒有單位、沒有企業的居民，也納入了醫療保障體系，解決他們的醫療保障問題，實現了全覆蓋。但在很多領域，比如城鎮居民的醫保、農村居民的新農合醫保標準、農村和城鎮居民的低保標準，水平還是比較低的。隨著經濟的發展，財政收入的增加，要進一步加大對社會保障的投入。
這是我們的著力點，也是我們在工作中努力實現的目標，就是要不斷提高居民的收入，提高社會保障的水平。居民收入增加，沒有后顧之憂，就愿意消費。從湖南來看，就是通過這些措施，有效應對全球金融危機對湖南的沖擊。現在看來，我們當時按照黨中央、國務院的要求，“謀事是早的，行動是快的，態度是積極應對，措施是主動應對”，取得的效果也是比較明顯的。
中國新聞周刊：在省外打工的農民工的子女，可能是第二代，他們可能沒有從事過農業生產，在解決農民工回鄉就業的問題上湖南有哪些新的思路和舉措？
周強：農民工的后代要回到農村很難，因此必須加快推進城市化進程，為那些有條件的農民工，為能夠轉移到城市里面成為城市居民的農民工創造條件。要取消小城鎮進入門檻，降低城市準入門檻，多吸納農民工進城�？偠灾�，要通過綜合舉措，幫助農民工解決不同的群體、不同人群面臨的實際困難，滿足他們不同的需求，這樣才是有效的辦法。
對返鄉農民工，我們對多數人采取了培訓的辦法，幫助他們提高勞動技能；對年輕人，有相當一部分人有創業愿望，而且他們腦子活，見過世面，我們推出了一項“全民創業”的計劃。
中國新聞周刊：經濟低潮時期，湖南有什么樣的考慮和應對？
周強：經濟危機蔓延全球，對湖南的影響也是深刻的。已經出現經濟下滑的跡象。湖南部分產品的市場需求出現下降，有些企業利潤、產業效益下滑，部分產業和行業主要是資源性產業和企業，比如湖南有色，受全球有色行業發展的影響，銷售滑落。再如鋼鐵也受到比較大的影響。
在積極應對的措施方面，我們按照中央擴大內需的要求，做了兩方面的工作：
一是用好中央財政資金，地方財政做好配套；二是地方財政也拿出資金，通過政府投資帶動社會投資。湖南去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長了31%，今年我們還想保持這一增速。
在投入的重點方面，簡單地說就是加強基礎，振興產業，改善民生。
但從全球看，歷次經濟危機或者說經濟波動之后，都會帶來一些國家、一些產業的興衰。我們要堅持立足于省情，認識到在這一輪經濟危機當中，我們的優勢在什么地方。
中國新聞周刊：湖南在這樣的時候提出“彎道超車”，準備怎么去實施這樣一個戰略？
周強：這場結構調整對全球、對各個國家都是非常深刻的，對中國、對湖南來講就有很多機遇，尤其是給制造業和加工貿易的發展帶來了機遇。從去年年底以來，湖南承接產業轉移一直呈增長趨勢，2008年湖南加工貿易增長44%。今年以來承接沿海產業轉移包括國外產業轉移非常明顯，這也就是金融危機帶來的產業調整，為湖南帶來的歷史性機遇。
再就是吸引全球投資的機遇，基礎設施建設的機遇，振興產業的機遇，承接產業轉移的機遇，改善民生的機遇，這都是湖南在應對全球金融危機當中要緊緊抓住的歷史性機遇。
對湖南而言，區位優勢非常明顯，毗鄰廣東，承東啟西，貫穿南北。前些年在基礎設施建設上，湖南自己和自己比成績很大，但是同經濟發展的需要相比，同湖南的戰略地位相比欠賬很多。比如，到2008年我省高速公路通車里程在全國排名15位，這與我省的人口總量、面積和區域位置都不相稱。
去年低溫雨雪冰凍災害之后，省委省政府強烈地感受到，湖南的基礎設施不僅嚴重不適應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而且還暴露出抗災能力薄弱。我們就下決心全力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到年底國家出臺并實施擴大內需的政策，湖南正好趕上這個機遇。去年3月以來，湖南新開工建設高速公路18條。我們是“追趕式”的發展。去年國家新批高速公路建設規劃當中，湖南所占的比重是比較高的。
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今年我們還是要加大高速公路建設力度，同時要加強鐵路、民航、港口建設，力爭到2012年左右基本構建湖南現代立體綜合交通網絡體系。
中國新聞周刊：現在要上很多項目，綠色GDP也開始試點，你不擔心沖擊“兩型社會”建設？
周強：客觀地講，不排除有影響，尤其是節能減排，關了不少污染企業，對縣一級不能說沒有影響。但對實現可持續發展，對全局來講，對推進“兩型社會”建設，是很好的平臺。這一次我去美國訪問，在華爾街與包括高盛在內的投行等廣泛交流，他們就表示愿意在這方面投資。
再比如說，大家都很關心洞庭湖，關閉了很多小造紙廠，環境好了以后，反而投資更多。從全省來講，造紙廠做大了，環保達標了，全省財稅收入反而增加了。
打印本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