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月，國務院核定文化部確定的第六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我市秦州區的后街清真寺赫然在列，今年后半年中亞五國共同進行的絲綢之路跨國申報世界文化遺產行動正式啟動后，國家文物局評審初步推選32處景點作為現存的主要代表性遺產，后街清真寺又名列其中。
接踵而來的榮譽令人目不暇接，后街清真寺從未這樣引人注目過。
初冬的一個上午，記者披著一身細碎的陽光走進這座小院時，并沒有想象中的喧鬧，這座跨越了600多年滄桑歷史的寺院寵辱不驚地看待著這一切。
幾個正在修繕干活的師傅打破了小院那份應有的靜謐，在接待室記者見到了寺管會主任楊繼生，就著一杯清茶，我們談起了這座寺院不尋常的過去，也談起了它注定更不尋常的今后……
慣看歷史600年
跟悠久浩瀚的幾千年中華文明史相比，這座有著600多年歷史的寺院是微不足道的，但“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如不是和楊繼生主任這樣細細談論一番，我不會想到這座寺院會蘊藏著這樣富足的“寶藏”。
后街清真寺位于甘肅省天水市秦城區人民西路，占地面積1731平方米。創建于元代至正三年(1343)，經明、清、民國多次擴建重修。該寺坐東朝西，面積1731多平方米，建筑面積1200米。全寺建筑集中對稱，其格局采用古建筑的院落式布局原則，以中國官式的木結構形式為主，其細部帶有濃厚的伊斯蘭建筑的裝飾風格。由禮拜殿、宣禮樓、講堂、碑亭、影壁、沐浴室等組成。？現存主體建筑為單檐歇山頂禮拜大殿，明洪武七年(1374)重建，明成化四年(1468)再次擴建。建筑風格獨異，由卷棚外廊、前殿5間、后殿3間組成，面闊19.3米，進深22.3米，總面積430平方米。殿面積較大，寬敞明亮。建殿內有兩根粗大的明柱，系元代“移柱減柱造”遺風，有效地增加了使用面積。大殿上覆琉璃碧瓦，正脊為傳統的蓮花纏枝圖案，拱橋上置火珠寶瓶；兩端卻嚴格遵循伊斯蘭不崇拜偶像。
后街清真寺內寺內藏明清以來的石碑、匾額、楹聯、手書經卷等文物。明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阿拉伯文和漢文對刻的《秦州重建清真寺樓碑》是甘肅境內最早的阿拉伯文碑刻，真實反映了天水地區的回民形成史和伊斯蘭教傳播史。清代《督憲禁止永不在寺裝糧碑》是研究清代少數民族政策、伊斯蘭教和回民社會地位的珍貴文獻。
后街清真寺是甘肅境內現存歷史最為悠久的伊斯蘭教建筑、為數不多的明代清真寺和歷史上著名的西北回民文化中心。許多歷史名人和伊斯蘭學者往來其間，清代康熙皇帝曾為清真寺山門題寫“清真古教”的匾額，原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參謀副總長兼軍訓部長白崇禧曾在此與當時哲赫忍耶學派先賢馬元超唔談，并題寫了“興教建國”匾額(這兩塊匾額均毀于文革時期)。天水后街清真寺也是中國伊斯蘭哲赫忍耶學派穆斯林比較罕有的漢式風格清真寺，早在清代乾隆二十七年至三十年(1761～1765)，中國哲赫忍耶派第一代穆勒什德(導師)馬明心就曾在此傳播蘇菲派教理，并擁有一批信眾。中國伊斯蘭教哲赫忍耶學派第七代穆勒什德馬元章、先賢馬元超及多位教長長期在此講學游坊并進行社會活動，為結束哲赫忍耶派自清代同治西北回民起義失敗以來的半地下狀態，贏得主流社會的承認和尊重，迎來第三次振興和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因此，天水后街清真寺在國際上也擁有一定影響，常有國際友人慕名來訪。1998年馬來西亞僑民劉寶軍先生訪問該寺，在馬來西亞出版了大型英文畫冊《中國穆斯林一瞥》，將后街清真寺列為中國著名清真寺之一。
說起清真寺的建院選址，還頗有一點神秘之處。據考證，北宋年間天水境內，曾天降隕石，百姓認為，隕石降落之處是吉祥之地，后寺院選址理所當然就選在了隕石落處。這塊隕石現就保存在寺院，它重逾千斤，呈朱砂色，俗稱“牛心石”。
楊繼生還給記者展示了一幅建于明嘉靖十三年，造型優美的四層木結構塔樓照片，名叫“姆拉樓”，可惜已毀于那個特殊的年代，現僅存一塊直徑七十公分的大柱石，同時被毀的包括塔樓前的兩棵千年香柏。
“國寶”亟待保護
在清真寺大殿走廊上，陳列著一幅《文革前寺貌全景模型圖》，楊繼生介紹，之所以要將它擺放于此，是全體教民都有一心愿，想通過各方的努力，將這座古寺恢復至歷史上最鼎盛面貌，這其中，包括重建已被拆毀的“姆拉樓”。
從一定角度來看，擺放在寺內的《模型圖》，目前還只能是一個藍圖，但對楊繼生及他所領導的寺管會來說，目前手頭亟待處理的事還真不少。
自從被公布為國保單位后，后街清真寺每天都會來一些參觀的游客，但同時也帶來了一些煩惱，如按國家級文物保護規定去要求，后街清真寺在消防、防盜、保護等方面都還不具備開放的條件，寺管會成員都是義務兼職的，不拿一分報酬，平時寺里除了教長及幾名學生外，日常管理的，就只有一名老王師傅，他可謂是“全才”，看門、掃院、做飯、燒水等全兼，這難免掛一漏萬，楊繼生介紹，就在前段時間令人擔心的事還是發生了，“牛心石”不知被何人用鑿子鑿掉了兩塊，寺里發現后趕快湊了幾千元錢請工匠給隕石做一個保護罩。
但這只是小的，最讓楊繼生等揪心的是，大殿屋面出現了漏水，最麻煩的是，大殿的6個翼角都出現了問題，請古建修復專家來看了，毛病還挺大挺急，如不趕快修復，隨時有掉下來的危險，但12萬多預算做下來，楊繼生等傻了眼，如果只靠教民捐款肯定是不現實的。
石碑是寺院發展和變遷的“活化石”，特別是清康熙年間立的《重建清真寺碑記》，極具研究參考價值，但這塊石碑一直沒見天日，據寺坊老人回憶，這塊石碑并未毀壞，文革時被回填墊高寺院時埋于地下舊水井口處，80年代又在上面蓋了一幢小樓，很顯然，這塊石碑的價值遠遠高于這幢156平方米的小樓，但要“解放”這塊石碑，就得拆除這幢小樓，這靠寺里力量明顯是辦不到的。
看著院中細碎的陽光，楊繼生的心情怎么也燦爛不起來，現在他及寺管會的成員整天都盼望著修復大殿翼角的報告能被有關部門盡快批復下來。別的事情，只能緩一步再說了。
但并不是沒有讓楊繼生欣慰的事情，采訪中，寺里的幾個人告訴記者，后街清真寺歷盡滄桑，能保存目前這個現狀，得益于黨和政府對民族宗教文化的重視，特別是2004年以來，連續被公布為“省保”、“國保”單位以來，更是引起了各級政府的高度關注。
就在今年被公布為“國保”單位后不久，國家文化局組織有關專家親臨寺院，對清真寺文物及保護等問題進行了全面調研。
一個更為全面、完整的后街清真寺保護方案正在進一步完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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