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離開陜西華州(今陜西華縣)，西行而越隴坂，而至秦州，其間路途可謂漫漫，卻幾乎沒有留下任何詩作，這一事實，與他到秦州后的大量詩歌創(chuàng)作所形成的對比，顯然是耐人尋味的，與他后來自秦州至同谷縣期間所寫的紀行詩，對比更為鮮明。
據(jù)此，我們至少可以得出這樣的推斷：第一，自華州到秦州，是杜甫急匆匆忙碌碌心神不定的奔逃之路，其惶惶恐恐之狀，讓他無暇寫作詩歌，更不會有意識地詩以“紀行”。第二，到了秦州之后，生活確實相對安定，于是他就寫作了那些光照后世的秦州詩。第三，他自秦州往同谷縣的一組紀行詩，顯然是有意識的創(chuàng)作——杜甫甚至會隱隱地為華州至秦州之間沒有詩作而感到可惜呢。
果然，從秦州至同谷，杜甫一路上因接踵而至的奇山異水而大為驚喜，得此江山之助，杜甫詩興勃發(fā)，寫下了12首紀行詩。
《發(fā)秦州》，是這組行役紀行詩的首篇。
這首詩的題下原注為：“乾元二年自秦州赴同谷縣紀行”。而杜甫后來的《發(fā)同谷縣》一詩題下原注是：“乾元二年十二月一日，自隴右赴成都紀行。”顯然，杜甫離開秦州的日子，不如他離開同谷的日子(十二月一日)那么準確。對比這兩個不同的原注，其間透露出來的信息，對于我們理解杜甫的隴右詩，是有巨大幫助的。杜甫之所以在《發(fā)秦州》題下沒有注明日月，是因為他根本沒有想到自己到了同谷后還得于同一年內再次出行。可是，就在十二月一日，在這一年里最冷最不適合出行的日子，他們一家卻不得不再一次啟程南行了，而這時的杜甫于總不能在《發(fā)同谷縣》的題下仍然注為“乾元二年自同谷縣赴成都紀行”，那樣的話，豈不是給后人們留下了更多的疑惑？于是，杜甫就多寫了幾個字：“十二月一日”。
也正是因為杜甫的這一個沒有想到，杜甫在《發(fā)秦州》的題下之注中，就少寫了一句十分重要的話：是哪一天離開秦州的。所以，現(xiàn)在我們現(xiàn)在只能大體上判斷為：大約是陰歷十月初的某一個日子。
但有一點能夠確定：他們是在晚上“中宵驅車去”(《發(fā)秦州》)的。
對于離開秦州這一實屬無奈的選擇，杜甫當時的心情十分沉重，且滿含著對一家人陪著自己東奔西走忍饑受凍的愧疚。人說一個偉大的男人背后，必站著一個優(yōu)秀的妻子，其實一個偉大的男人背后，也必站著一個為他辛苦為他受屈的家庭。其中原因，就在于偉大的人往往不是因為自身的完美而偉大，而是因為自身的缺點而偉大。做為一個人，一個男人，一個丈夫，一個父親，杜甫的缺點在哪里？杜甫《發(fā)秦州》詩一開始即說得明白：“我衰更懶拙，生事不自謀。”杜甫這里說到的，是古往今來天下讀書人的通病：體弱、懶于巴結、拙于逢迎、不會跑光陰、生活方面需要別人來照顧與操持。他和所有的詩人一樣，因為太看重自己的心靈生活，所以也就連累家人和自己一起受苦受累。“無食問樂土，無衣思南州。”衣服單薄而思南州之溫暖，那是自然之事，但是腹中饑餓，卻不一定是南州就可以解決的，于是他就要向人們“問”：這附近可有什么物產豐富的好地方？這一問，問出的就是栗亭：“漢源十月交，天氣涼如秋。草木未黃落，況聞山水幽。栗亭各更佳，下有良田疇。充腸多薯蕷，崖密亦易求。密竹復冬筍，清池可方舟。”
如果真的像杜甫詩里所寫的，則栗亭也就是一個世外桃園般的好去處。
接著杜甫寫下了動員自己離開秦州的鼓動詞：“雖傷旅寓遠，庶遂半生游。此邦俯要沖，實恐人事稠。應接非本性，登臨未銷憂。溪谷無異石，塞田始微收。豈復慰老夫，惘然難久留。”可以想象的是，對于即將開始的風雪同谷之行，杜甫不只要說服自己，而且也要說服家人，于是杜甫以上的考慮，方方面面，十分周到。
他們終于出發(fā)了：“日色隱孤戍，烏啼滿城頭。中宵驅車去，飲馬寒塘流。磊落星月高，蒼茫云霧浮。大哉乾坤內，吾道長悠悠。”之所以一個詩人的道路是如此風雪漫漫，是因為詩人的生活永遠是“在別處”！
《發(fā)秦州》題下鶴注云：“秦州西南至成州二百六十五里，同谷其附邑。”“二百六十五公里”，顯然是一個十分準確的數(shù)字，它卻是杜甫一家在這個初冬天氣里的一條希望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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