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第一文
——寫在天水伏羲廟
《易經》：“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題記
文化，即文而化之。
文化其實只是一種手段，是人生的一個動作，這個動作的目的就是文明——文而明之。人生的努力，就是這樣文而化之然后文而明之。明白于斯，我們也就明白了為何人們把沒有文化的人叫做“文盲”。“盲”者，“不明”也；于是我們也就明白了為什么把沒有文化的人叫做“白丁”——劉禹錫《陋室銘》：“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白”者，“空白”也。“空白”者，“沒有文而化之”也，于是我們也就從本質上明白了人類之于文化與文明的努力，實在是出于對人生空白與人生混沌的恐懼與反抗。
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文化人是誰？
應該就是伏羲氏。
甘肅省天水伏羲廟前曾有一匾云：“一畫開天”，復有一匾云：“開天明道”。“一畫開天”者，正所謂伏羲氏之文化貢獻也；“開天明道”者，正所謂伏羲氏之文明貢獻也。“開天”的目的，就是“明道”；“明道”的手段，就是“開天”；先有“開天”，后有“明道”。“天”即“開”之，“道”即“明”之。然則伏羲氏所開之天者何也？其所明之道者又何也？
凡知伏羲氏之偉大貢獻如八卦者，必知“太極生兩翼，兩翼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之萬事萬物的生變規律。什么是太極？太極者，鴻蒙辟之前陰陽不分之狀也，如漆黑之夜空，如無云之藍天，如未裂之龜背，如沒有七竅之混沌，如一頁白紙，如一個虛度的日子……一言以蔽之，就是天，就是自然的本來樣子，就是“聲一無聽，物一無文”的那個“一”；什么又是兩翼？陰陽即為兩翼。陰陽不分即為混沌之天，陰陽既分即為此天之訇然中開。天之既開，也就是太極生出了兩翼。一畫開天，伏羲氏用“一畫”而于太極分出了陰陽，而使漆黑之夜空有了微弱的一顆星星，使一頁白紙上出現了輕細的一道畫痕，使人生一個空無的日子頓時消失。他只是在大地上輕輕地那么一畫——即使他只是用手指在眼前空中輕輕地輕輕地畫一個“一”。“一”，在偉大的伏羲氏的貢獻中，應該是一個象征，它象征著我們人類文化的第一個動作，象征著我們人類文明的第一個成果。
我們可以把它理解為中國漢字的第一個筆劃。
我們怎么能小瞧了這輕輕的然而卻又是偉大的第一個筆劃呢？
司馬貞《三皇本紀》云：“太昊庖羲氏，風姓，代燧人氏繼天而王。母曰華胥，履大人跡于雷澤，而生庖犧于成紀。蛇身人首，有圣德。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旁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于是始制嫁娶，以儷皮為禮。以網罟教漁，故曰伏犧氏；養犧牲以庖廚，故曰庖犧。”語中“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于是始制嫁娶，以儷皮為禮。以網罟教漁，故曰伏犧氏；養犧牲以庖廚，故曰庖犧。” 者，說的就是伏羲氏開天：之后的：“明道”，而“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旁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始畫八卦”者，說的就是伏羲氏“開天”的方法。于天之象、地之理、物之文而得感悟，于夜空之月、藍天之云、龜背之紋而得靈醒，心靈的萬般風云與繁華錦秀齊涌指端而凝于一處，于是他就在大地上輕輕地畫下了人類的第一個筆劃“一”。他甚至不知道他畫出的竟是人類的第一個文化符號。這個簡單級了的“一”，竟是人類文明之萬里長征的第一步。于是老子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于是郭沫若曰“一的一切，一切的一”。于是我們人類就得到了語言文字的一個最基本的符號。一切的文字，無不可以看作是“一”的生變。于是我們可以說，“一”，可謂是“天下第一文”。
1943年，當時的清華大學校長，我國“五四”運動的領袖之一羅家倫先生登上甘肅天水卦臺山，曾寫下這樣的詩句：“邃古存難論，盈虛詎可通。智緣書契始，一畫破鴻蒙。”對伏羲氏畫卦爻以創八卦的功績給予了極高的評價。當代天水散文作家安永也在他的《天開一畫》中說：“一畫開天的重要價值，就在于打開了人類智慧的閘門。俗話說：人人頭上千重天。這一重天的開啟，就使人逐漸地擺脫了鴻蒙狀態。有怎樣巨大的黑暗和混沌狀態，能與人類自身的愚昧相比呢？沒有開啟智慧的人，就猶如一直在黑暗中行走。
是啊，這小小的一個“一”字，竟然是人類文明之門向我們打開的一道光亮的縫隙！
傳說倉頡造字之時，鬼夜泣而龍潛藏。傳說伏羲氏以“－－”和“－”為一陰一陽之二爻而畫八卦時，同樣也是天地震動，風雨大作。我們可以理解大自然的心情：它如果不是為人類的開始走向文而明之的歷史而高興，它也應該為人類的智慧開啟而深感恐懼。
從文化的角度講，這個“一”就是我們人類的第一個文化作品，是我們人類的第一篇偉大的文章，是第一首詩，當然也可以說是第一部可歌可泣的小說。從感情上看，它表達的是人類走出愚昧之時的狂喜，它偉大的主題就是：人是從天地之間破空而出的一種生命，人生的努力就是要打破每一個空白的日子使之充實。破空而來的生命最本質的精神就是破空的精神：農民在一片空白的土地上種上了莊稼，書畫家在一片空白的紙上畫出圖案寫下書法，牧師們在一片對上帝完全無知的世界里播下了天國的理想……只要放眼看一看我們的世界，我們就會發現，哪里還有空白呢？空白像一個人類共同的敵人，它出現在哪兒，人們就會把它擊破在哪兒。空白的墻壁上，是壁畫；空白的稿紙上，是詩；農村人過年空白的蒸饃上，是點上去的小紅花；白紙糊的窗子上，是紅色的剪紙；空白的身體上，是美麗的九紋龍或孔雀圖樣……聯系中國古人對“文”、“章”二字的最早理解，也許能夠幫助我們理解這種文化所擔負的破空啟蒙的偉大的使命。
“文章”的本義是錯雜的色彩或花紋。《周禮·考工記》云：“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是說青色和紅色相交為“文”，紅色與白色相交為“章”，合起來就是“文章”。《莊子·肢篋》：“滅文章，散五采”中的“文章”就是這個意思。但是《周禮·考工記》作者之智商值得懷疑，因為中國古人組字成詞的方法不會像他理解的這樣笨拙。中國古代的并列詞組尤其是近義詞的并列，雖因異中有同而并置，如貧窮，如國家，如仁義，如道德，但也因同中有異而顯示著獨特的張力，即貧不同于窮，國不同于家，仁不同于義，道不同于德。中國古人將“文”“章”二字并置，固然因其有相同之處——有相同之處“文”與“章”方可以互文見義，“文”即“章”而“章”即“文”；有相同之處，故“文章”也就可以簡稱“文”。但是，“文”與“章”的不同之處，卻不能因之而抹煞。尤其是在詞源的意義上，我們更應該注意其同中之異。如“章”為色彩之錯雜，而“文”亦為色彩之錯雜，則同中無異，則語言無張力，亦不合中國人于方寸之地容大千內容之語言習慣，所以，此理解必有誤。正確的理解，應該是：色彩之錯雜為章，線條之錯雜為文。
文者，紋也。紋，也就是花紋，或者說是痕紋，或者說是刻紋，總之是讓一個事物不“白”也不“空”的東西，而文字，也就是讓我們面對的紙（或帛，或木板，或石頭）因為不白不空的東西，是它的“紋”。“紋”之“文”之源，“文”是“紋”的概括與抽象。“紋”近天然而“文”乃為文。燒龜甲而使之紋，是對龜甲的“紋化”，于此自然之紋而得啟發而創造的人類文字，是人對自然的“文化”。可以說，“文”，就是我們祖先最早對一片混沌一張白紙一個無紋世界的打破。
獨體為“文”，合體為“字”，即“文”在前而“字”在后，“日”與“月”在前，而“明”在后，“止”與“戈”在前，而“武”在后，“人”與“言”在前，而“信”在后。所以，人類語言早期歷史過程，就是從“紋”至“文”再至“字”，然后就是從“字”到“詞”、從“詞組”到“句子”，從“句子”到“句群”，從“句群”到“段落”，從“段落”到“文章”。可以說，從“字”到“文章”，只是語言的近代史，而從“紋”經“文”而到“字”，才是語言的遠古史。于是，當我們面對著“一”這個“天下第一文”時，我們其實就是來到了文化的最上游。這是一個《詩經》般清純的時代，“關關睢鳩，在河之洲”，一切都只是剛剛開始，在“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千兮”的勞動聲中，我們擦去了附著在一個最一般的詞語之上幾千年的塵土，我們用澄靜的目光看到了“一”這個文明的標志之本來的面目，我們恰恰看到了語言的偉大與莊嚴。
而這一切都是從“一”開始的。
文化從“一”開始，文明從“一”開始。
我們為自己生命的文而化之而歡呼，固然是因為文化帶給了我們人類生命信息的傳承，同時也因為文化也正是我們人類本質力量的顯示。我們為文化的實用價值（流浪的三毛無衣可穿，在自己身上畫了一件衣服；現在社會上有人在自己的胳膊上紋一條蛇一把刀，蛇吐信子一樣想讓人知道：我可不是好惹的）而歡呼，我們同時也為文化的審美價值而驚喜：文者，紋也，而紋者，亦即美也。何以為美？因為破掉了一種空而美，因為實現了一種充實之美，因為從中我們看到了人的自身的存在和思想之美，因為實現了人的本質力量對象化而美。
人類的天性中本來就有一種對于空白的反抗和對于美與充實的向往，人們從自然之紋理受到啟發，進而產生了對于“文字”、“文章”、“繪畫”、“雕刻”、“建筑”的創造，人類從這些創造中看到了自己的偉大與力量，人類自然把這一切視為和自已的生命有著極大親和力的美——人與一切的和諧，就是人對一切的美感。九紋龍史進在自己身上紋了九條龍，分明是為了好看，同時也一定是自己覺得美；既破空，又“充實”，復又顯示了自己的獨特存在，且又將自己的“本質力量”——如龍似虎的精神——進行了對象化。
而這一切卻都是從天水這個偏僻的西北一隅開始的。
而這一切都是從偉大的伏羲開始的。
而他現在早已不在了，只有這一座座靜靜的伏羲廟，裊裊的香火牽動著后人無盡的遐思與懷念。
行文至此，我卻不得不補充一句的是：文化既可以提高人性，但是也可以扭曲人性；文而明之的過程，其實是另一種更為可怕的遮蔽過程。文化與文明，就是這樣一把讓我們悲欣交集的雙刃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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