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通南巴蘇區到紅色武山
—— 記紅軍戰士張登義
（老紅軍張登義照片）
張登義(1919—2000)：原籍四川省宣漢縣慶云鄉新生村人。1934年參加革命工作，曾參加宣達戰役、萬源保衛戰、嘉陵江戰役、臘子口戰役。1935年8月隨紅四方面軍第三十一軍91師長征，三過草地，兩翻雪山。1936年8月至岷縣哈達鋪，歷岷州、漳縣兩役，轉戰至武山縣。后因傷留在武山縣鴛鴦鎮丁家門新莊村。2000年元月因病逝世于四川老家。
張登義兄弟四人，他排行老二，大哥體弱多病且要照顧父母，老三、老四尚年幼，但他毅然參加革命，1931年春，張登義參加了王維舟領導的川東游擊軍，在第3支隊下轄的少先隊后勤服務。1931年秋，由之前的第3支隊序列調整到老鄉冉南軒任支隊長的第1支隊。1932年12月，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主力在總指揮徐向前、政委陳昌浩率領下，由鄂豫皖蘇區轉移到陜西省西鄉縣鐘家溝地區，得知四川軍閥正在混戰的消息后，遂決定集中力量向四川發展，以通江、南江、巴中為中心創建川陜蘇區。為協同紅四方面軍作戰，王維舟派蔣群麟與紅軍取得了聯系，了解了戰役的戰略部署，并在宣漢各重鎮要隘設防，截擊逃敵。張登義在第1支隊的領導下，與少先隊們在敵后騷擾襲擊，對潰逃到南壩場、清溪場等地的敵軍經行了截擊圍困，有力的配合了主力紅軍。
1933年10月17日，紅9軍，紅30軍進入宣漢縣境。并分頭向宣漢、達縣推進。據此作戰任務，川東游擊軍部署了第1支隊、2支隊在宣漢馬渡關、雙河、清溪等地，第3支隊在宣漢王家、明月、君塘和達縣碑廟、蒲家、羅江一帶配合紅軍作戰。10月底，張登義在宣漢縣的在雙河鎮川東游擊軍第2支隊，投入宣達戰役的后方戰場。
在川東游擊軍的有力配合下，紅軍順利進入宣漢、達縣。10月19日，紅九軍副軍長師長許世友率部攻下方斗白巖寺，繼而攻占宣漢縣城。21日，敵軍約8個團的兵力潰逃至南壩場，憑借圣墩寺險要地形頑抗。為殲滅這股敵人，王維舟將游擊軍總指揮部遷至靠近南壩的下八文家祠堂，并派王波赴宣漢縣城請求徐向前總指揮派兵支援。徐向前迅速派許世友率部趕赴下八，與王維舟商議了攻打南壩場的計劃。張登義和戰友們經一晝夜激戰，攻下圣墩寺，占領南壩場。隨后，兩軍共同追殲逃敵至宣漢、開縣、開江3縣交界的上峽楊柳關。至此，宣漢全境解放。
1933年11月2日，紅四方面軍前線指揮部、川東游擊軍總指揮部和中共宣漢縣委、宣漢縣蘇維埃政府在宣漢縣城西門操場隆重召開慶祝紅軍宣漢解放和紅33軍成立大會。會上，紅四方面軍政委陳昌浩宣布：川東游擊軍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第33軍，王維舟任軍長、楊克明任政委，下轄3個師：九十七師師長王波，九十八師師長冉南軒，九十九師師長蔣群麟，全軍共1萬余人。張登義由川東游擊軍第2支隊改編為剛成立的九十八師任戰士，師長冉南軒，1934年10月，紅四方面軍整編時，紅三十三軍縮編為兩個師，張登義也由紅三十三軍九十八師二九五團整編劃歸到紅三十一軍九十一師，離開了宣漢人民的子弟兵紅33軍，成為紅三十一軍91下轄的一名普通的紅軍戰士，直至長征到達武山。
紅四方面軍九十一師在師長余家壽和之后的徐深吉帶領下，數次過草地、翻雪山，為紅四方面軍殿后，立下了汗馬功勞，也作出了極大的犧牲，部隊由長征前的1萬多人，經過陜甘邊到哈達鋪時僅剩余不到3000人。經過幾年的轉戰行軍，宣達戰役中參軍的戰士，張登義的達州老鄉，甚至鄰居，都一個個犧牲了，張登義幸運地一步步走了下來。
1934年末，紅四方面軍勝利結束了川陜蘇區的反六路圍攻。此時，紅四方面軍有兩條路可走。一條是南下川南，那里人煙綢密，經濟富庶。但敵軍力量也較強，立足不易。另一條是北上陜甘，那里國民黨軍力量較弱，但經濟較差。相對而言，向北的方案更加現實些。因此，張國燾也制訂了一個北上建立陜甘蘇區的計劃。就在此時，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不斷來電，要求紅四方面軍派出部隊南進，以策應中央紅軍北渡金沙江兩軍會師。能與中央紅軍會師，對于獨立苦戰七、八年的紅四方面軍來說，是一件大喜事。經過仔細研究，為接應中央紅軍，為打破國民黨軍的“會剿”，張國燾和紅四方面軍總部決定放棄川陜蘇區，西渡嘉陵江，策應中央紅軍北上。
紅四方面軍為了向川甘邊境發展，配合中央紅軍在川黔邊的活動，決定在蒼溪、閬中之間西渡嘉陵江。當時，嘉陵江上沒有橋，所有的船只不是被敵人拖到西岸，就是被敵人擊沉、燒毀了。紅軍急需解決的是渡江工具。
1935年2月，為強渡嘉陵江，紅四方面軍總部決定，由紅三十一軍和總部工兵營負責造船。張登義所在的九十一師全師加入造船大軍。懂得造船技術的戰士在一線打造戰船，由于張登義不懂得造船技術，團部給他們幾個排的任務是上山砍竹子，張登義從小生活的宣漢慶云場周圍全部是竹林，砍竹子則是他們生活的一部分，更是他們賴以生存的基本保障。嘉陵江畔的蒼溪、閬中等地，茂林修竹，郁郁蔥蔥。張登義他們團下轄的好幾個排全部上山，各個排之間相互比賽，盡管不是一線打仗，但是他們知道造船是渡江的第一要務，沒有船，談何渡江。
經過一個多月日夜不停的緊張勞動，共造“毛蜂殼”（即五板子船）100多只（每只可容納一個班），還用毛竹扎了3座浮橋和數十只竹筏，并由人工夜間抬到嘉陵江邊隱蔽好。就在造船的同時，準備渡江的部隊也展開了緊張的水上練兵。在嘉陵江左側的東河上，指戰員們加緊學習駕駛、泅水技術，演練登陸、突破，鞏固陣地，擴大戰果，縱深穿插等戰術動作。經過訓練，大家的技術越來越嫻熟，協同配合越來越密切，對渡江充滿了必勝的信心。紅軍經過一個多月的物資準備和水上練兵之后，強渡嘉陵江戰役便正式開始了。
1935年3月28日，紅四方面軍發起渡江作戰，至4月3日，攻占閬中、劍閣、南部、昭化及劍門關，殲敵7個多團。隨后，紅四方面軍以張登義所在的第三十一軍主力包圍廣元，并沿白龍江而上，于10日攻克青川城，隨即北上摩天嶺，以第三十軍一部進至青川、平武遲滯胡宗南部南下。4月10日，紅軍包圍江油，并攻占梓潼。同時，紅30軍攻克青川、平武，紅4軍一部于21日攻克北川城，勝利結束此次戰役。
強渡嘉陵江是為了策應中央紅軍北山，因此，從嘉陵江渡江戰役算起起，張登義就開始隨紅四方面軍就開始了長征。從四川到甘肅，轉戰萬余里，直到因傷被安置到武山鴛鴦截止。盡管他當時已經十五歲了，對一切的存在都已經有了自己的判斷，但是他們的軍隊將去何處，卻沒有絲毫的想法。當然，也不需要他一個普通戰士的想法，他們這樣的戰士只有服從命令的權力。就這樣，在嘉陵江西岸，他和九十一師一道，踏上了紅四方面軍一萬余里的長征路。從嘉陵江畔到武山，張登義走了將近一萬里，這是他的第一次長征，在長征之后的解放戰爭時期，他又從武山步行回到老家達州，前后來回三次，這次的路程超過了三萬里，這是他的另一次“長征”。
當紅四方面軍撤離川陜革命根據地后，川東地區的軍閥和地主迅速恢復了血腥統治，變本加厲地對勞動人民進行殘暴的屠殺和掠奪。許多紅軍傷員和掉隊人員及地方干部，紅軍家屬和革命群眾慘遭殺害。張登義老家宣漢縣紅軍家屬全部被殺的有1492戶，革命干部被殺370人。當時，張登義離開家已經兩年多了，家里收到的消息說張登義已經陣亡了，悲傷的老人為張登義修好了墳。好在當軍閥和地主的走狗查到張登義家里時，新墳上已經舔了許多雜草。宣漢的清河堂張家是大戶人家，加上全家人矢口否認張登義與紅軍有聯系，才保住了家人的性命。后來，聽到窮兇極惡的敵人給川陜邊人民制造的白色恐怖殺害了許多紅軍家屬時，張登義以為家里人都遭到殺害了，悲傷的張登義在戰斗中更加無所顧忌、無所畏懼了。張登義后來回憶，親人都不在了，自己活著也沒什么意思，此后，他把每一次戰斗，每一次行軍都當作是自己最后一次。15歲的年齡，正是對自己生命最不珍惜的時候，紅軍戰士也有叛逆期，這種叛逆用在戰場上，那是最要命的，他們會玩了命的和對手爭個你死我活。在之后的土門戰役中，張登義所在的九十一師承擔了奪取千佛山，控制北川河谷，佯攻成都，吸引和調動川敵主力的任務。對這次任務，張登義很滿意，這一次是他作為戰士的第一次主攻。5月13日，九十一師攻占桃坪，開始發起對土門的攻擊，在方面軍副總指揮兼三十一軍軍長王樹聲的指揮下，九十一師堅守千佛山、土門一線，完成了掩護和牽制的任務，并于7月14日全部撤離，西進岷江。
土門戰役后，紅四方面軍九十一師轉戰至松潘、平武以南的鎮江關、片口等地，策應與紅一方面軍會師。這時，紅一方面軍正經會理、冕寧北上，兩個方面軍距離越來越近，會師指日可待。張登義所在的九十一師在政委林安英的組織下還開展了捐獻衣服、鞋襪的活動，準備了大批慰問品。張登義還捐出了自己的一套軍裝，他聽戰友說一方面軍的同志們北上只穿著單衣，他的衣服可以幫一方面軍和他年齡相仿的戰士御寒。
1935年6月12日，紅四方面軍第二十七師十八團和紅一方面軍第二師四團在夾金山北麓勝利會師。會師的喜訊很快傳遍了紅四方面軍。時任九十一師師長朱德崇在大會上傳達了四方面軍總指揮徐向前的指示，我們要以“十二萬分的熱忱歡迎我百戰百勝的中央西征軍”。在懋功的這段時間和以后哈達鋪的40多天，是張登義長征中最高興的日子。
會師后的紅一、四方面軍總兵力達10萬人，士氣高漲。黨中央根據當時形勢分析，確定兩個方面軍會師后的戰略方針:集中力量向東、向北發展，在川陜甘建立革命根據地。6月26日，兩河口會議召開，決定兩個方面軍分組為左、右路軍和岷江支隊，王樹聲率三十一軍和岷江東岸部隊，控制北川一線，牽制川軍。8月3日，中央軍委擬定《夏洮戰役計劃》，以紅一方面軍第一軍、第三軍和紅四方面軍第四軍、第三十軍組成右路軍;以紅一方面軍第五軍、第三十二軍和紅四方面軍第九軍、第三十一軍、第三十三軍組成左路軍，由朱德和張國燾率領，以馬塘、卓克基為中心集結，向阿壩地區開進。張登義在九十一師為左路軍一部。
1935年8月15日，張登義所在的左路軍進入了縱橫數百里的大草地，茫茫草地，沒有道路，行走數日渺無人煙，間或有為數罕見的藏民忽隱忽現，糧食十分短缺。紅軍出發前，張登義他們盡可能多的準備了一些青稞制成的干糧，但為數太少，每人每天只能分到一兩把。沿途沼澤遍地，可水中大面積有毒，不能飲用。加之氣候變化莫測，時晴時雨，不時還會遭受狂風暴雨的襲擊。當時的紅軍沒有官兵之分，只有年齡大小之別。許多戰士都得了腸胃病，年齡大的戰士寧愿自己吃野菜甚至挨餓，卻把僅有的一點口糧省下來給其他紅軍吃，張登義正是因為年長的“老班長”們的愛護，才在連續十多天的絕地行軍中活了下來。
從草地中走出來的左路軍東進到噶曲河，張國燾以大水受阻，斷糧斷炊為由返回阿壩，張登義又一次回到奪命的草地中行軍。
10月24日，紅四方面軍翻越終年積雪的夾金山，分左中右3個縱隊向寶興、天全、蘆山守軍發起進攻。在夾金山上，一位不知道姓名的老紅軍為了救張登義，不小心掉入冰窟窿，不幸犧牲。
1935年11月1日，張國燾發起了天(全)、蘆(山)、名(山)、雅(安)、邛(崍)、大(邑)戰役，由紅三十軍、紅三十一軍第九十三師、紅九軍第二十五師組成的中縱隊攻占寶興，擊潰敵第20軍3個旅，乘勝進占靈關鎮，直逼蘆山城下。張登義所在的右縱隊九十一師成為紅三十一軍的主力。因為，第九十三師劃歸到王樹聲率領的中縱隊序列。九十一師在師長余家壽率領下，攻占了丹巴縣城。由于張國燾南下方針的錯誤和川軍飛機、大炮支援下，紅四方面軍浴血苦戰7晝夜，斃傷川軍1.5萬余人，紅軍亦傷亡近萬人。因眾寡懸殊，補給不繼，紅四方面軍于11月下旬撤出百丈地區，向其東北一帶山地轉移，轉入防守，戰役結束。張國燾的南下方針也宣告失敗。
1936年3月，紅三十一軍由丹巴南下，于4月上旬西進甘孜，控制了東起懋功，西至甘孜，北連草地的廣大地區。此時，紅二、六軍團在賀龍、任弼時的率領下，北渡金沙江與四方面軍會師。4月初，四方面軍進行了整編，副總指揮王樹聲兼任紅三十一軍軍長，詹才芳任政委，91師徐深吉任師長，桂干生任政委。1936年7月1日，紅二、六軍團齊集甘孜，與紅四方面軍勝利會師。當時，不管是四方面軍還是紅二、六軍團，四川方言幾乎是當時部隊的官方語言，張登義的川北方言帶著調皮和詼諧的語調惹得大家開懷大笑，整個部隊歡騰鼓舞，人人心情激動，充分體現了兩支紅軍部隊兄弟般的團結。此時，中共中央發來賀電：“我們以無限的熱情慶祝你們的勝利的會合，歡迎你們繼續英勇地進軍，北上陜甘與一方面軍配合以至會合。在中國的西北建立中國革命的大本營”。
會師后，紅四方面軍第四軍、三十軍一部和紅二方面軍為左縱隊，由朱德、張國燾率領，出甘孜向班佑前進;紅三十一軍及四方面軍總部為中路縱隊，由徐向前率領，向包座前進;紅五軍及三十一軍九十一師為右路縱隊，由第五軍軍長董振堂率領，經卓克基、馬塘向毛爾蓋、包座前進。張登義所在的右縱隊又一次穿越了數百里的茫茫草地。自丹巴出發，每人只帶了30斤干糧，沿途人煙稀少，籌糧特別困難，即使有點糧食，也讓先頭部隊籌走了，面對前面極高的山嶺，對于像張登義這樣身體瘦小的戰士來說無異于一道道鬼門關。
1936年8月初，九十一師帶領著張登義和他浴血奮戰的戰友們終于走出了草地。到達臘子口時，這里戰爭的陰影已經散去，到處是燒餅店，一塊銀元一個，盡管價格高的離譜，政委桂干生還是買了兩塊，分給師長徐深吉一塊，計劃吃兩天，結果一天就吃完了。張登義他們也分到了一塊燒餅，五天沒有吃上面食的他們，這簡直就是天底下最好吃的美味，瞬間就干掉了半個，理智讓他們留下半個燒餅以后救命。
又經過一天的行軍，終于到達他們心中的圣地——哈達鋪。大老遠就聽到敲鑼打鼓的聲音，百姓們掛著彩旗夾道歡迎。
“歡迎紅軍北上抗日!”
“紅軍萬歲!”
部隊在雪山草地間徘徊了一年之久，現在好啦，終于回到漢民區了。張登義所在的九十一師是最后一支越過臘子口，進入哈達鋪的軍隊，從天全、蘆山地區起，一直擔任后衛掩護任務，打了大小百余仗，特別是后衛補給更困難，更辛苦，張登義這只部隊是長征史上過雪山草地最多，最艱辛、最悲壯的一支部隊。
哈達鋪是當年紅軍走出藏區，進入甘肅的第一個回漢聚居比較集中的鎮子，語言一樣，生活上感到非常方便。回族群眾甚至比漢人還會做生意，因而哈達鋪商貿交易紅火熱烈，加之地處岷山東麓的丘陵川壩之中，氣候陰涼濕潤，盛產當歸、紅芪等中藥材，給紅軍在這里休整補給提供了極為有利的物質條件和良好機會。為了恢復紅軍體力，支援紅軍北上，四方面軍在哈達鋪休整時，地方蘇維埃政府開展了轟轟烈烈的籌辦糧草活動，46個蘇維埃政府都建立了糧臺，抽專人晝夜負責收支糧物，接待來往紅軍。張登義就是籌糧的一員，跑遍了哈達鋪46個鄉級蘇維埃政府，經過半個月的籌備，僅哈達鋪地區就籌集了6萬斤糧食，還籌集了一些部隊所需的肉、蔬菜、飼草、燒柴等物資。
為了執行中央“打擊成縣、徽縣、兩當、鳳縣、略陽、康縣之敵，襲而取之，建立臨時根據地”的戰略方針，按照命令，各縱隊在哈達鋪、理川、宕昌等地進行了四天的戰備準備，于9月10日至12日，紅二方面軍三個縱隊離開宕昌境內，開赴成徽兩康地區。9月30日，紅四方面軍最后一支部隊離開宕昌，從岷縣、漳縣等地開始北上。
從8月9日第一縱隊的先頭部隊到達哈達鋪，到9月30日九十一師一部最后離開，紅四方面軍在宕昌哈達鋪駐軍共計52天之久，在這近兩個月的時間里，紅四方面軍在哈達鋪建立了幾十個革命政權，擴大了中國共產黨和紅軍在群眾中的影響，播下了革命的火種，促使了甘肅人民的覺醒。張登義于9月30日隨軍離開哈達鋪，經過一個多月的修養，過草地時留下的傷病也痊愈了，人也胖起來了，在哈達鋪大大小小的鋪面和街道上，與當地群眾一道，宣傳革命方針，宣揚革命精神。張登義已經由一個病號成為一名堅強的紅軍戰士，隨著大部隊，翻越木寨嶺到達岷縣，經岷縣文斗鄉一帶，進入漳縣草川坪地區。1936年9月，張登義所在的三十一軍九十一師最后經岷縣蒲麻一帶進入漳縣境內，通過草灘鄉地區，抵新寺鎮附近，于30日進入武山縣境內。
此前的一年前，1935年9月，共產黨人柴宗孔、劉尚恭魏向賢等人在武山縣洛門鎮劉坪村建立了中國共產黨天水市第一個黨支部——中共武山劉坪支部，為武山縣撒下了革命的火種，武山的山山川川已經燃起了革命的熊熊烈火。在1936年8月23日，紅四方面軍第三十一軍在軍長王樹聲、政委詹才芳率領下，從漳縣新寺鎮進入武山境內，占領了武山縣廣武以西廣大地區。當地地下黨在紅軍的支持下在鴛鴦鎮頡家門村成立了武山縣蘇維埃政府，之后又在鴛鴦鎮成立了鴛鴦區蘇維埃政府、區農會，在山丹鎮成立了中共山丹區委、山丹區蘇維埃政府、區農會，并在附近各村成立了村農會。期間，張貼了“中國工農紅軍總司令部布告”，宣傳反蔣救國的革命理念，組織開展了轟轟烈烈的擴紅、籌糧、剿匪、反霸斗爭。
9月30日，張登義所在的九十一師在師長徐深吉和政委桂干生帶領下經包家柯寨、苗莊、楊坪、王家門、付家門、丁家門、盤古、頡家門、鴛鴦鎮，渡過渭河，繼續北進。九十一師在付家門和丁家門之間擊潰麻家山土匪，強渡漳河，在丁家門休整，張登義就在強渡漳河時中負傷的。
漳河是渭河上游的一大支流，平時雖然水量并不大，很容易涉過，但是每到秋天雨季，河水暴漲，阻斷南北交通。加之鴛鴦鎮丁家門處在漳河下游，又與榜沙河交匯，水流最大，紅軍來到的前幾天，接連下了幾場暴雨，河水特別大。九十一師到達丁家門時，適遇秋季洪峰。丁家門處在漳河北面，與河南面的麻家山隔河相望，麻家山自古匪患橫行，他們看到紅軍手里有槍，不敢妄動，扮成普通老百姓假裝要背受傷的戰士趟過河去，先頭部隊的指戰員也沒有防備，結果等到土匪背紅軍走到河中心時，本相顯現，奪了槍和給養，把紅軍仍到河里被水沖走了。等到河邊的紅軍戰士反應過來時，已經有幾十名戰士被河水吞沒。為爭取戰機，紅軍馬上進入戰斗，與麻家山的土匪打了一場遭遇戰，大部分土匪被擊斃，只有一小部分翻越麻家山逃走，部分紅軍返回付家門，從群眾家里借來木板、木柜等物搭浮橋，全軍才得以通過。九十一師渡過漳河后在丁家門休整，張登義因為受傷，被安置在丁居奎家中休養，丁居奎老人膝下無子，把張登義當做親生兒子照顧。
紅軍在武山期間，積極發動群眾在馬力鎮包家柯寨等地組建了辦糧委員會，在包家柯寨、鴛鴦鎮、山丹鎮等地設立糧臺，為紅軍籌糧。籌糧部隊三過丁家門看望張登義，希望盡快回到部隊開展籌糧，可張登義腿部受傷嚴重，無法隨軍同行，繼續留在丁家門養傷。
1936年10月5日，九十一師在武山駐扎了40多天后，奉命撤離，繼續北上。紅軍在過渭河時，因河水暴漲，鴛鴦的群眾和紅軍一起，在榜沙河和渭河上用桌子、面柜等物做橋墩，上鋪門板、木板，架起了行軍橋，幫助紅軍過河。群眾還幫助攙扶體弱戰士，背送東西，護送紅軍過河。紅軍過渭河，經費家山，穿越榆盤去通渭。九十一師離開武山北上時，張登義腿傷還沒有恢復，不能隨軍北上，張登義因此永遠離開了紅軍隊伍。
紅軍離開武山后，國民黨魯大昌部又占領武山，國民黨反動政府立即派了“清鄉”隊，在全縣的大、小村鎮“清鄉”。他們首先把沒來得及躲避的曾為紅軍辦過事的人和農民協會成員抓起來，進行殘酷的迫害，有的甚至被殺了頭。“清鄉”隊在搜捕農民協會成員和蘇維埃政府成員的同時，還到處搜捕在各地養傷的紅軍傷病員，聲言抓住后要千刀萬剮，梟首示眾。一時弄得烏云滿天，血雨腥風。
養傷的張登義被丁居奎老人冒著生命危險連夜送到村莊后面的大林山的窯洞中避難，每天半夜時分由老人兩口子輪流送糧上山，山溝中有山泉水，張登義才得以生活下去。因張登義滿口四川話，與當地語言完全不同，一張嘴就會露陷，讓別人知道是紅軍，所以，在以后的幾年中，張登義一直生活在山上，從未下山。丁居奎老人不分寒暑，給張登義送飯送糧，從未間斷，他頂著巨大的生存壓力和生命危險，救治了張登義，更救活了張登義，老人身上體現出來的對正義的追求和對生命的尊重，彰顯了他們那一代人淳樸厚德的性格。像丁居奎老人一樣，武山的人民群眾在敵人的搜捕面前，千方百計地掩護了這批紅軍戰士，他們冒著殺頭的危險，以他們的義子義女的形式保護了一百多名流落的紅軍戰士。抗戰結束后，紅三十一軍派人到漳縣、武山等地沿途尋找流落紅軍，打算召回部隊，可普通老百姓以為是國民黨的清鄉隊來殺紅軍的，所以一直保護他們，沒讓出現。就這樣，張登義永遠留在的紅軍九十一師大門之外，成為一名流落紅軍。
在丁家門的山上躲避的日子里，張登義在丁居奎老人及家族的保護下，做了丁居奎夫婦的義子，結婚生子。為了逃避國民黨的抓丁，在丁居奎老人的資助下，赴岷縣學藝，明則學藝，實則是為了避難。
張登義在岷縣三十鋪，碰到了他一生中的第二位恩人——師父王定位，王定位也是四川人，在岷縣開山收徒，傳授釘碗技術，學名釘碗業，俗稱碗兒匠。明清幾百年到解放前的西北，外來商品全靠騾馬馱運，西北不生產鍋、碗、盆、缸之類，而這些東西運來艱辛，物以稀為貴，價格就很高。如粗瓷器的缸、盆是從甘肅窯街馱來的，鐵鍋是從山西馱來的，細瓷器如碗、碟、盤等是從江西運來的，路遠迢迢，何止千里，故人們愛惜備至。一旦打破，老人們總是細心地將碎片保存起來等待碗兒匠來修復。故而這個行業是當時的大眾產業，極受歡迎，幾百年來發展迅速，加之技術含量較高，學習此項手工技術的人也比較少。丁居奎老人請托岷縣親戚幫張登義找到王定位，年輕的張登義與老鄉相見，格外親切，于是就聽從丁居奎老人的安排拜在王定位門下學習釘碗技術，二年出師，隨師父賣藝求生，丁居奎老人知道后，非常高興，自己的兒子可以掙錢養家了，以后逢年過節，丁居奎夫婦都能收到張登義從岷縣帶來的錢物。
在岷縣的歲月里，他走遍了該縣23個鄉鎮的幾百個村子。在彼時岷縣的鄉下，一位小個子年輕人，操著滿口的四川話，每到一處便加炭送風，加工鋼鐵疤子，在破損處打眼釘疤，修補鍋碗缸等物件。張登義工作時，在腿上蓋上圍裙，將碎瓷片按原狀對好，再拿繩子捆扎結實，雙腿夾住碗，然后拿起鉆子，用一個小酒盅反扣到鉆桿頂端用左手按住，將裝有金剛鉆的鉆頭按到打眼的部位，右手持弓弦纏在鉆桿上來回拉弓，鉆眼處有輕微的“嗡嗡”聲，隨時向小洞眼點點清油，使鉆頭滑潤并免受損壞。洞眼在裂縫兩邊是對稱的排列，打好洞眼后將疤子對準洞眼鉚上去，用小鐵錘敲打合縫，檢查合格后，再在釘疤上抹油、拿細土擦擦，全部工序就完成了，一個破碗就這樣恢復如初，不僅美觀大方，而且更加結實耐用。因為王定位的細心教導，張登義的手藝非常精湛，遠近聞名，岷縣鄉下的村民一聽到四川話的吆喝聲，就會把家里積攢的破碗爛鍋全部拿出來，等張登義給他們修補。
岷縣呆久了，張登義又動身去了他長征期間呆過的哈達鋪，在那里，他用同樣的手藝，掙了不少錢。這時的張登義開始有了回四川看望父母的心愿，可從哈達鋪再往南走，就要到草地了，張登義很清楚，一個人是無法走出草地的，思考再三，他還是返回到岷縣，繼續他的生意。在岷縣的某一天，他碰到了和他說著同樣話的四川人，一問才知道，那人是平昌人，老鄉見老鄉，熱情異常，再往下聊，越來越親切，那人盡然是張登義舅爺的侄子，他告訴張登義，家里父母都活著，等他眼睛都哭瞎了。
1940年，師父王定位老人去世之后，張登義就在自己的扁擔上刻下“王定位之位”，早晚祭拜。俗話說“沒有金剛鉆，不攬瓷器活”。金剛鉆與碗兒匠，猶如戰士和槍，不能分離。但碗兒匠做活時，總會發生丟失金剛鉆的情況，這時碗兒匠便急得團團轉。張登義這一門中，為了防止金剛鉆丟失，從明代之前的師祖那里就有一個細小精致的木雕盒子，專門用來裝金剛鉆，這個盒子從師父王定位手里傳給張登義，已歷幾百年，張登義把這個盒子當作傳世珍寶，小心珍藏，直到去世。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國主義被迫宣布無條件投降，壓在中華民族頭上的百年外侮消除，制止內戰、走向民主和平成為中國人民的共同愿望。這時候全國的環境相對還自由，張登義回宣漢老家看望父母的心愿也日漸強烈。1945年10月，張登義挑著一副碗兒匠的擔子，一頭是兩層工具箱和鐵砧子，另一頭是小爐灶、風箱和小方凳，從鴛鴦鎮丁家門村告別養育了他九年的丁居奎夫婦和村里關系好的年輕人，翻越廣武坡經武山縣城到達洛門，途經禮縣、西和、康縣、廣元、巴中、平昌到達宣漢縣雙河鎮。在雙河鎮趕集擺攤補碗。在趕集期間，張登義遇見了他三舅，三舅看見張登義的扁擔上刻著王定位的名字，才攔住張登義盤問，這才知道這個操著不太純正四川口音的小伙子就是身在甘肅的外甥，激動之情溢于言表，這才帶張登義去了王家嶺新房子，見到了父母，其中的機緣巧合不能盡言。一路上，張登義憑著他的手藝和毅力，步行回到了闊別10多年的老家，見到家人，猶如隔世，張登義雙膝跪在高堂面前，訴說十幾年來的思念之苦。
1945年底的達縣地區，國民黨為了挑起內戰，到處抓壯丁，制定了“四丁走二、三丁走一”的政策，張登義兄弟四人，必須有兩個去當兵，這在已經十幾年未見張登義的父母來說是最不希望看到了，家里最后商量決定，張登義帶著十二歲的四弟回甘肅，躲避抓丁，這樣，家里只有大哥和三弟，就可以不去當兵了。另一方面，張登義還想著甘肅的兒子年幼，還有他的救命恩人丁居奎老兩口在甘肅盼望他的歸來。1946年春節剛過，張登義挑著他的擔子，四弟張登福背著背簍，又一次踏上了他的長征路，從達州經巴中，到廣元，翻越秦嶺到青木川，過碧口，到文縣、武都，走兩河口，到宕昌、哈達鋪，再翻木寨嶺到岷縣、漳縣，到武山，這一次，又走過了4000里。就這樣，在解放前，張登義先后兩次步行來往于甘肅武山和四川宣漢之間。
1950年1月，武山已經解放好幾個月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十八軍進軍西藏，西北剿匪斗爭也逐步展開。武山健兒這時已開始踴躍報名參軍，積極支援西北武裝斗爭。十七歲的張登福也跑到武山縣城和他兒時的玩伴一起報名參軍。張登義知道四弟已經報名參軍的消息，想到自己參軍后兩地為家，他一夜無眠。第二天一大早，張登義拉著四弟來到兩位恩人的土炕前，雙膝跪地，淚流滿面地說：“我當時瞞著父母參軍，最后落得兩地為家，盡孝不能，盡責不成，昨天登福又背著我報名參軍了，我不反對我四弟參軍，但我生父母健在，我在武山送他從軍不好向我的二老交代，望二老允許我帶四弟回四川，把他交給父母。”就這樣，張登義帶著四弟徒步回到了四川。回到四川后，張登福依舊參軍，編入到西南剿匪的解放大軍行列。這是張登義的又一次“長征”。
張登義一生用自己特有方式的訴說親情，連接了甘川家人血濃于水的親人。張登義身在四川的時候，卻時刻想著甘肅的我們一家人，身在甘肅，又想著四川父母老小。在以后的歲月里，張登義總是半年在甘肅，半年在四川，來回奔波與兩地之間，用他的話說是為了還這一生的債，對父母的孝債，對親人的情債以及對丁居奎老兩口的恩債。張登義不僅是一名走過萬里長征紅軍戰士，在他一生中顯現出的對生活的熱情和對生命的真誠，以及對家人的無言的愛彰顯了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者的大愛情懷。
張登義一生行過幾萬里路，他把生命的很大一部分時間花在了路上。他隨軍長征是在行路，后來為生活生計和親人奔波于甘肅、四川、河南之間也是在行路。古語說“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張登義雖然沒有讀完萬卷書，但他一生手不釋卷，嗜書如命，除了對他奈以生存的碗兒匠手藝情有獨鐘外，他從百家姓，千字文、增廣賢文等古書籍開始，讀遍了近乎一大半的中華國粹經典著作，這對于一個只上過幾年私塾、從小參加革命的張登義來說，絕對是一個奇跡。張登義不僅一本一本的讀書，而且一字一字的背書，他能把千字文和增廣賢文一字不漏的背下來，且講給周圍的人們聽。
張登義是一個把讀書和生活結合的很緊密的人，所謂讀書就是明理。他讀書最大的目的就是從書中找出孝敬父母，愛護兄弟的道理。但也是因為書讀的多了，使張登義一直生活在書本和現實的矛盾當中，有時對自己的主觀想法相當執著，當他的主觀意志和現實生活發生沖突的時候，往往執著于堅持自己的主觀想法，不會去刻意改變生活現狀而去追求現實的生活。張登義的生活就是這樣一個悖論，一直在書本中尋找主觀和生活的平衡。
張登義一生，頻繁往返于四川和甘肅之間。上世紀八十年代，土地已經承包到戶，大多數家庭雖然不富裕，但是基本已經不挨餓了。張登義為了維系四川和甘肅之間的親情常年奔波，把所有積蓄全部用在了維系親情的路上，矢志不移。
晚年的張登義總是想著回四川，落葉歸根。1996年4月，77歲的張登義再次背上行囊，從鴛鴦鎮火車站踏上了他的回鄉之旅，2000年1月，張登義在宣漢縣慶云鄉家中去世。
（天水在線編輯：康翠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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