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龍的村莊
□李建學
我的故鄉在元龍。
元龍是天水東部山區最大的鄉鎮。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元龍公社的二十八個農業生產大隊，以六十五個不同村莊的形式，珍珠一樣，撒在渭河兩岸的山川溝壑間。田園牧歌的圖景，柴草炊煙的記憶，雋永悠長。
石 谷 川
石谷川是元龍一個不大的村莊。
從名稱上來看，石谷川應該有石頭有山谷也有川道。
石谷川的灰瓦民居成條塊狀靜謐在渭河峽谷北岸的山腳下。大石頭沒幾個，小石子隨處可見；村后靠山的隴海鐵路上，密實的道砟石走進去總會咔嚓咔嚓響。渭河谷地的川道都不咋開闊，石谷川平地更少；據說因為河流不斷改道，近百年來有不少良田被洪水吞噬了。
不足百戶人家的石谷川，早年有三處村落。村西南逼仄在鐵路與大山之間的自然村，有一個很元龍的名字——水溝下（ha）。
在元龍，都把地名或村名后面的“下”字讀作方言“ha”，有位置的意思。比如母親娘家的村子叫井兒下，還有石谷川東邊的小村碼頭下、甸兒下等，樸素明白。
水溝下是一個僅有二十戶左右人家的趙姓村莊，我的小姑就在這個村里。少年時經常走動，對這個時常被火車震得腳地晃的地方，比較熟悉。村里有一棵老槐樹，元龍車站東移到村頭；老槐樹猶如一本書，寫滿了往事。
作為村莊主體的石谷川，農家小院大多坐落在渭河與鐵路之間的狹窄沙土地帶的樹蔭里，高姓人家占絕大多數。在村莊東北懷抱著鐵路的大山高處，殘存過一個險要的土堡；約十來戶人家，雄踞成另一個小山村，叫做石谷川“坪上”。
“坪上”也是一個元龍味道十足的名稱，一般指高出主體村莊幾十甚至幾百米位于半山腰的民居。比如石谷川渭河對面人口眾多的桑渠“坪上”，也叫堡子上；舊時代兼顧躲避洪水和匪患的雙層功能。
石谷川“坪上”人家不多，卻有過元龍曾經頂尖的兩個大戶之一——“高家”的老宅。民國年間的“高家”不僅富甲一方，聽說其子弟中出過黃埔軍校的學生。僅此一條，在元龍乃至渭河兩岸東西百里的村莊，差不多空前絕后。對此我有疑慮，猜想應該是國民政府1938年開辦在陜西鳳翔的黃埔軍校第七分校；該校后來遷到西安韋曲鎮，據說是黃埔9所分校中培訓營級以下軍官最多的一個。疑慮的原因有兩個：一是鳳翔距離元龍150多公里，韋曲也不太遠；二是窮鄉僻壤的元龍歷史上沒出過太大的人物，“高家”子弟可能不算正宗的黃埔生。
人民公社時期，石谷川大隊下轄3個農業生產隊，西頭的水溝下是3隊；東頭高就的“坪上”是1隊，中間的石谷川才是2隊。包產到戶以后，生產隊更名村民小組，組織結構沒啥變化。變化最大的是“坪上”的民居不斷拆遷，多年高高在上的堡子，不見了。
新世紀以來，我對兒時就有點好奇的石谷川產生了興趣，當然是“高家”。我很想深入了解這個傳奇家族的興衰經歷，積累小說素材。只可惜對石谷川并不熟悉，這件事至今一廂情愿，就連“坪上”也沒去過。
就說石谷川吧，走進人家也就有數的幾回。多為路過，早年搭貨車從東邊的葡萄園火車站順鐵道步行回元龍李家溝，當然走過石谷川的炊煙；長大了騎車子穿過村前的沙子路，到下游的幾個村子里去走親訪友，要從石谷川的雞犬聲中穿行；后來離開元龍出來上學和工作，偶爾坐火車回老家，必須通過石谷川村后的鐵路。
在石谷川，不同時段相處過五六位中學同學。初中一位同學有家傳醫道，工作后我還去拜過年。1987年吧，姨家的表姐嫁到石谷川，現在已是幾個孫子的婆婆了，我卻沒有到她家去過。也就是說，對石谷川的印象，浮在表面。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的一個暑假，讀完初二準備升入初三的伏天；偶然的機會，我被母親托人塞進副業隊，在鐵路上賣力氣。一個多月搞副業的日子，石谷川給我留下了終生難忘的印象。
那些年不流行打工一詞，搞副業也是農業社遺留下來的說法。我們每天在鐵路上干10個多小時的體力活，工價一塊五；扣除包工頭的抽成和稅款，我能拿到一塊一毛多。上工的第一天，就在石谷川的鐵道上，突擊換鋼軌。
換鋼軌全是人工操作，最要命的是必須在規定的時限內完成。當時的寶天線只有一條行車道，東來西往的列車行走的間隙有限，做不完就會造成重大事故隱患。工長十分嚴厲的警告：列車掉道了，槍斃責任人。
民工天不亮從四面大方的村莊集中到養路工區的院子里，包工頭點名后，工長講話并按照領工員職責分配任務。完了我們涌到站臺上，在確定的時段乘坐軌道車直奔施工點。到位后，大家七手八腳的把幾節很小的軌道車抬出路面；領工員在施工點兩側放置好安全崗，大家拿到工具，聽過施工要領講解，就在幾名養路工的帶領下分班在邊上等。我們等來來往往的列車通過，等東西兩頭十幾里外車站發出的施工信號，在規定的時段內替換掉舊鋼軌。
時間一到，領工員吹哨子發令，近百人呼啦一聲搶上鐵路。民工兩人一組，先用半米高的螺絲把松開固定鋼軌的螺帽，再用羊角鎬拔出道釘。一根鋼軌所有的固定裝置都清除后。大家按照規定動作面對面蹲在鋼軌兩邊，雙手緊抓鋼軌，隨著號令一起發力，竟然把那么重的鋼軌“抓”下了路基。接著如法炮制，再把路邊備好的新鋼軌“抓”一根回來，擺上原位置固定。全部工序做完，看著質檢員提“道尺”逐一測試合格，才算完工。
幾根鋼軌換下來，慢慢熟練了，也不害怕了，感覺鐵路工人的技術并不復雜，也沒有農活累。在吵吵嚷嚷的民工隊伍里，我算年齡最小的一個；雖然幾次被領工員以不信任的口氣責難，好歹沒有被清退。干到第三天，我已成為機靈的熟練工，因為受到夸獎有點忘形。
一位白發蒼蒼的技術員說：“年齡小有啥可說的？我十三歲就在鐵路上掙飯吃了。”標準的河南口音，瞬間讓人臉紅。
那一年，我過了十五。
在石谷川那段鐵路上，少年的我老成了許多，激增不少見識。
第一個發現，鐵路工人跟民工是天壤之別。工人戴帆布手套穿勞保皮鞋還有雨衣，我們一無所有很容易受傷。中午吃飯的時候，軌道車定時給工人送餐；我們三五成堆坐在舊鋼軌上啃自帶的干饃，口渴只能跑到鐵路橋下的小溪邊想辦法。工人大多動動嘴，我們必須出力流汗，還不免挨罵甚至被清退。
第二個體驗，在烈日和暴雨下。換鋼軌到第七天正午，突如其來的暴雨把所有的民工澆了個透心涼。那天冷得直打哆嗦，我終于相信三伏天能凍死人的說法了。暴雨過后又是慷慨的烈日，沒有雨具的民工第二天就病倒了七八個。那天在全身打冷顫連螺絲把都抓不穩的趕工過程中，在領工員的叫罵里，我不時地想起語文課本中的《在烈日和暴雨下》。老舍先生在《駱駝祥子》中的一段描寫，通過祥子在烈日和暴雨下的遭遇，寫人活著的不容易。雖然在新社會，我身臨其境。那天的暴雨下過一個多鐘頭，路邊的石谷川隱約在雨霧里。對暴雨我沒覺到多難熬，等到冷得牙齒不停打架，等到有人死命的往石谷川場院的麥草垛子里鉆，才意識到炕眼里滲出來的柴煙，都有家的溫暖。
第三個感受，錢比命重要。鋼軌換畢了，新的任務是在彎道處的路基上做加固工程，再把瀝青浸泡過的木質枕木換成新式的鋼筋水泥構件。加固工程要在運行列車的鋼軌下面依次挖出深兩米的長方形土坑，掏掉成年渣土，換上三合土。三合土就是一層沙子一層石灰一層黃土，層層鋪設10厘米再夯實；直到土坑回填至道砟石水平，才能抽掉鋼軌底下的舊枕木換上新構件。做加固工程，只能蹲在坑里用鋸過木把的十字鎬和鐵锨挖掘。有時候逞能，列車在頭頂上緩慢通過也不出來，就躲在坑里。我那時愛看領工員手中揮舞的信號旗，能指揮火車不斷減速。第一次換枕木，800多斤的新構件，綁上繩子4個人用撬杠抬。領工員喊一二三大家齊發力，毫無經驗特別是缺乏耐力的我，一下子被壓趴倒在道砟石中。根本來不及喊疼，同組的伙伴已經在罵我不像個男人了；只能掙扎著起來，拼上命再抬。換枕木的活做了20多天，我也熬成了一個經得起摔打的男人。直到今年奔波在治療膝關節病的路上，才想到年輕時不該那樣掙命。其實出力流汗不算個啥，我還流過血。在鋼軌下的土坑里，有一回十字鎬劃過頭皮，血流到眼睛上才感覺到疼。領工員不讓干了，簡單包扎后就坐在邊上看別人干。開學前一天我沒再去副業隊，母親后來領到的工錢是40多塊。整個八十年代，元龍中學的學費每學期都是2塊錢。我在鐵路上掙到的錢，比一名專科畢業的年輕老師月工資都多。
三十多年來，每次坐火車走過石谷川，都能想起自己親手換過的鋼軌和枕木，想起烈日和暴雨下的經歷。
這些年為寫作“強說愁”，喜歡回味童年時聽到“高家”的那些傳說，喜歡豐富石谷川“坪上”的記憶，喜歡想象這個大家族曾經騾馬成群的日子。想他們的奮斗經歷，想“高家”四五代人的愛恨情仇，想把那些零碎的故事演繹成時代圖景，作為元龍值得流傳的記憶，給后人聽。
2019年清明節回老家，元龍鎮頂級的花椒和蘋果商請我到底川去喝酒，沒想到叫來了石谷川的兩位主事人作陪。席間說起“高家”往事，我順便表達了自己的愿望。他們希望我來寫，也說到幾位健在的老人。不久見到“高家”的小輩外甥——我一位當中學校長的高中同學，他甚至推薦了必須采訪的知情人。那個叫做“如兒”的半老漢，童年一起玩過幾回；在鄰居的嫲嫲婆家，比我大不了多少的他是老人的內侄，來走過親戚。
想著過兩三年退出實職，就到石谷川去走走；試著搜集一點資料，為夢中的小說做些努力。誰知突如其來的膝關節病，讓我的想法再次懸在空中。
作家楊胡平在摘花椒的路上，微信發來對岸石谷川的遠景圖片。渭河依舊，手機拍攝的山川變化也不大；隴海鐵路復線雖然多次改道，仍然從石谷川經過。
熟悉的情景，故鄉的氣息，往事如昨，人老了。那些能細數“高家”逸聞趣事的人，應該都老了。
我，也意料不到的急著要老。
哪天才能到石谷川去？故地重游，尋找少年印記，也圓夢；再給自己幾十年的業余愛好鼓一把勁，就好了。
現在的石谷川“坪上”，長滿了層層的花椒和蘋果樹。土堡子灰飛煙滅，很多的人和事，就這么于不經意間，錯過了。
李 家 溝
生我養我的李家溝，隱在一片溫馨的樹蔭里。雄踞黃土山坡，樸素端莊而又祥和。
那些年，村莊背靠的大山上多種冬小麥。果樹和菜地很少，以糧為綱。李家溝右邊的上崖村被一條“大渠”和次第盤桓的梯田分隔，左邊的劉家坪高在山坳另一側；面前的隴海鐵路就一條孤零零的單行線，渾黃的渭河水不管不顧向東而去，一頭扎進河里的“龍咀子”梁，把西秦嶺數不清的大山拉到家家窗前。李家溝眼皮底下的元龍火車站，每天各有一趟上下的慢車；喘著粗氣的火車到站，能給這個偏僻的鄉村帶來短暫的喧囂。李家溝東南斜對岸的關峽，一如既往的綠在柏樹叢中；而西南角的老街道，才是元龍的心臟。老街瀕臨渭水背靠拐彎的鐵道，鐵道以北一字排開的幾家大單位，元龍中學、政府機關和衛生院，以密集的瓦房聚成鄉鎮的中樞。從這個角度而言，我們李家溝如同元龍的左肩，肩負著滄海桑田的變遷。
整個八十年代，我都在上學。
先是在李家溝念小學，四五年級也就二十幾個娃娃，近年才知道有個詞叫做復式班。那時候對念書沒有概念，更喜歡的是節假日進山砍柴；來回的路上可以聽大娃娃講書里和電影上的故事，背上幾十斤劈柴穿街過村，能受到路人贊嘆，也能得到父母的夸獎。
小學畢業后，1981年秋到1987年夏，從李家溝到元龍中學，整整跑過六年，每天三個來回。中學時期，才是人生最美好的季節。即使雨天光著腳丫子“跳泥”，即使考試不及格挨罵，即使跟同學打架受傷，也難得憂愁。
上中學的早晨有些冷清，低頭夾著干饃饃，多跑步經過出村的坡道——“陡路蓋”。這一段彎曲而又陡峭的黃土山路，祖祖輩輩走過很多年。之所以叫“陡路蓋”，也許除了“陡峭”之外，還有些“膝蓋骨”的象征意義，光滑而又堅硬。雨雪天氣，一不小心就會人仰馬翻。
上學的中午一如既往地匆忙，卻豐富多彩。走出校門，公社的高音喇叭準點播放單田芳的評書，能一路聽著走回村。《三國演義》、《岳飛傳》，很多章節后來都能背誦。走進自家院子，屋檐下的廣播匣子——評書在繼續。當時政府聯系農戶的最快捷方式，就是高音喇叭加電線連接各村到戶的廣播匣子。聽著評書，狼吞虎咽吃過午飯，轉身就往學校跑。飯后走下“陡路蓋”，走得慵懶。逢集的日子，過了鐵路橋便道，順路拐進元龍老街，時常爬到郵電所柜臺上看看新到的雜志封面，也眼饞街邊的小吃。一路過眼癮，偶爾到鐵匠鋪或照相館湊熱鬧，再向西走出正街，穿過鐵道路基下高大的涵洞，火急火燎趕到中學大門。
夕陽下的“陡路蓋”，都是美好記憶。中學六年要上晚自習，元龍中學約定成規，周邊的上崖、后莊、王家溝、元龍、李家溝等五個村莊的通校生跟住校生一起，必須上90分鐘的晚自習。再往西的吳家沿、南邊的石家灣、東南的關峽、還有再東的劉家坪和杜家坪，可以自由上晚自習。當然，元龍火車站的職工子弟包括附近的糧站、養路工區等單位的學生，也得上晚自習。
上晚自習，多有幸福的記憶。晚飯后出村，走到“陡路蓋”，炊煙彌漫的元龍鄉村，四季各有色彩。春天的地埂上，才出土的草丫兒透著新生命的氣息；盛夏的“楞子根底”下，滿目郁郁蔥蔥的綠；深秋的“曹家河壩”里，紅葉點綴著金黃；隆冬季節披星戴月，時常“但聞人語響”，雖然看不到影子，也知道“更有早行人”。
走在上晚自習的路上，不遠處的高音喇叭親情伴奏。公社改為鄉以后，架在上崖村頭的喇叭，會定時放出廣播電臺的“每周一歌”；都是八十年代的流行歌曲，聽兩遍，就能自顧自的哼唱一路。
年輕的朋友們/今天來相會/蕩起小船兒/暖風輕輕吹/花兒香鳥兒鳴春光惹人醉/歡歌笑語繞著彩云飛……
當然，更多的時候放的是秦腔戲。少年時不太喜歡看老戲，長大后離開元龍，遠離故鄉的思念里，心中慢慢生出秦腔戲的種子。我已經寫過十五六個有關老戲的短篇小說，寫的就是這種故鄉記憶。
晚自習回來的路上，都是摸黑走石子路，還要過兩回鐵道，十分費鞋。爬上黃土敦厚的“陡路蓋”，就是到家的安然。我們二三十個不同年級的娃娃一路嘰嘰喳喳，各自說著新鮮的話題；經常悄悄傳遞課堂里不允許的讀物，回家點上燈看。
那個年代的讀物，最搶手的是32開的《遼寧青年》。在這種小刊物上，開始想象大山外面的世界。后來讀《少年文藝》，還訂過《少年文史報》和《中學生》雜志。私下里傳遞最多的是《大眾電影》和《武林》，我們除了羨慕電影明星，也吼哈著偷練過幾手少林拳。
那些年的李家溝，遺忘在社會進步的角落。上學的路上，走著走著，就會有人走丟了。十七八的女娃娃，羞羞答答的嫁了人。才上到高一的小伙子，突然間就回家娶媳婦去了。也有高中畢業生通過“考學”，成為吃“供應糧”的公家人而家喻戶曉。
1980年開始，李家溝逐步實行土地聯產承包責任制。父輩們的最大愿望，就是能養一頭犍牛，種好責任地，讓全家人吃飽飯。誰知甩開膀子大干兩三年后，買騾子成為時尚。父親660元從清水縣著名的“交流會”上牽回來一頭栗色兒騾子，成為村里一道靚麗風景。
那些年的李家溝，村東山溝邊，我們二隊上山的土路，就是去北山上屬清水縣管轄幾十個村莊的大路。元龍逢集的日子，騾馬一路叮叮當當。山上人按碗賣“糖梨兒”的那個甜，鐵路工人“數”雞蛋買的計較，包括毛驢子歪著脖頸嘶叫豬娃兒鬧，都是人間煙火。
1984年的小麥大豐收，家家都翻出了幾十年沒派上用場的糧囤。吃飯問題解決了，腦子活泛的人家偷偷做點小生意，勤快的長輩們開始在自留地里栽花椒樹。攢勁的女人娃娃，相約去“跟車”——圍車叫賣；上百人追著停靠下來的綠皮火車，吆喝著兜售水果和煮雞蛋。
那些年的李家溝，到處都是勤勞和上進的情景。人們在各自的角色里感恩改革開放的好，也擔心土地政策會不會變。那些年，碾場是農忙的喜慶。親房鄰居男女老少齊動手，以互助的方式徹夜勞作，把“龍口奪食”的小麥收獲季，當節日一樣過到極致。那些年，見多識廣的人試著種幾棵蘋果樹，也多為紅元帥和黃元帥，還有啃不動的老國光。
那些年的李家溝，家家“看著”大牲口，戶戶養豬喂雞。過年殺豬做豆腐，還有耍社火，才是該有的滋味。
那些年的李家溝，最時尚的是雙卡收錄機。大音量放出陳仁義的《下河東》，也唱李淑芳的《游龜山》，秦腔戲當為主流。學生娃喜歡李玲玉，都把千百惠的《走過咖啡屋》，記到這位“甜歌皇后”身上了。“每次走過那間咖啡屋，忍不住慢下了腳步……”讓人難忘初戀，還有那個算不得情人的情人。
那些年的李家溝，沒有見過麻將。過年打幾把撲克，多是“天地王”；偶爾打“升級”，也從不耍錢。耍錢是二流子的勾當，都說李家溝莊風正，祖祖輩輩崇尚耕讀門第；一方面勤于農事，一方面渴望后人讀書上進，風清氣正。高考制度恢復以后的十年里，李家溝考出去的學生最多。
那些年的李家溝，過年要唱三天三夜大戲。平時誰家有喜事，就有人張羅包電影。電影都是晚場，有時在二隊的場院里放，更多的是在1982年左右修建的戲臺院里放。下晚自習回來，能踅摸過去看上后半截。
那些年的李家溝，吃水要到村東的山溝里去擔。擔水不僅是人們生活中的一件大事，還成就了一條進出村莊的路——擔水路。那時候過年，都要扎秋千。擔水路上邊寬敞的“窖院里”，是扎過多年秋千的老地方。后來也到下場里扎。過年的韻味，還是“窖院里”深長。擔水路上，有一棵下半身空洞的柿子樹，那是榨油的地方。月上中秋的日子，家家以炒香的花椒籽榨油，戶戶炸油餅。七八個壯漢圍著粗大的油杠，把兩只大碌碡吊上去加力的情景；花椒油滲出草繩裹嚴實的油包，沿石頭油盤順嘴子流下來的記憶；仿佛一幅古畫。
八十年代后兩三年，陸續離開元龍到外地去上學。這些鄉土的記憶，慢慢成了個人情感的主要內容。
1987年秋到1988年夏，我在北道埠的市八中插入應屆班復習再考。慢車每次離開元龍，車出西閘口，加速走過“水口”之上的“花橋”；看著窗外靜靜的李家溝，看到盤旋的“陡路蓋”，背著洋芋和蘿卜的我，徒生無限憂傷。熟悉的人和事，水一樣于窗前流逝。直到走出天水火車站，還有些恍惚。
1988年9月19日午夜，在元龍火車站，父母送我登上蘭州開往西安的445次慢車，第一次出遠門。要到千里之外的長慶石油學校去讀書。從此，我就成了一個懷揣故鄉的人。
此后的十年里，多次坐半夜的慢車回老家。在元龍出站，不敢走李家溝瓦窯門前的大路；陰森森的幾孔窯洞里，停放過火車軋死的尸首。我習慣跟著零星下車的旅客，順車站往西走一段，在三股道路基底下兒時玩過的兩眼涵洞處拐過來，向北穿越一處沙土大豁口，幾步鉆進一隊的桃園里。桃園小路正中那座幽暗的庵房子，背后就是回家的捷徑。小路左邊有我家一塊不大的花椒地，右邊就是二隊的桃園。桃園是我們兒時垂涎的地方，因為偷生產隊的桃子，沒少挨大人的打。走在自家的地頭，再黑的夜晚，都不會害怕。提著行李一路向上，順溝邊的架子車道進村，三步并作兩步，就是夢中的老家。
有好幾回，才走進巷道里，就聽到母親喊著趿拉上鞋跑出來開大門的聲音。母親說：“聽腳步，就知道娃娃回來了。”
那些年的李家溝，才是家。
啊親愛的朋友們/美妙的春光屬于誰/屬于我屬于你/屬于我們八十年代的新一輩/再過二十年我們重相會/偉大的祖國/該有多么美……
唱《年輕的朋友來相會》的時候，一點都沒有想過那個黃金年代，也沒有想過世事的變幻，更沒有想到故鄉的漸行漸遠。一晃大半生過去，我親情的李家溝，無情的成了過往。
1980年以來的四十多年，元龍鄉村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先是渭河邊上的310國道開通，打開了鄉民走向遠方的新通道。接著隴海鐵路復線建成，元龍火車站東移，農貿市場從老街道遷到火車站旁邊，建在我們李家溝早年石頭地埂環繞的桃園里。
進入新世紀，隨著花椒產業的快速發展，隨著新農村建設，一排排樓房走進農家，元龍鄉不僅升級成為元龍鎮，還被譽為著名的花椒之鄉。靜謐于黃土高坡的李家溝緊跟時代潮流，逐漸改變勞作方式，不種糧食了。花椒和蘋果成為主打產業，販賣花椒和外出務工就是掙錢門道。早年沒有人要的石灘地，開發出各種各樣的房產。就連莊里的人氣，也于不知不覺中順坡下移，慢慢跟街鎮分不清了。
李家溝日新月異。
我的夢，還在流金的歲月里。
靳 石 下
靳石下差不多消失了。
靳石下是元龍鄉鎮南山深處的一個七八戶人家的小山村，我們都叫做靳石下（ha）。下（ha）是元龍一帶方言，有某某處的意思。比如椋子樹下（ha），是與靳石下（ha）相隔幾座大山、正南方向的另一個大一些的山村，就在著名的天水小黃山——石門山腳下。
最后一次走過靳石下，大約是1983年的“五一”前后。帶著七八個即將初中畢業的同學，抄近路去石門，也算平生第一次旅游。
之所以抄近路，一是從元龍到石門，40多里山路，只能步行；二是通過靳石下（ha）的林間小道，我十分熟悉。
上個世紀七十年代中后期，為了吃飽肚子，我們李家溝大隊通過在外邊工作有點權力人員的關系，從公社要到一塊幾十畝荒地的“山莊”，就在靳石下（ha）管轄的密林深處。李家溝的“山莊”在一個叫做“尖山子梁”的地方，土肥水美，多少能解決一些溫飽問題。吃飽主要是種玉米，還有洋芋和蘿卜。更重要的是當時受管束很嚴的農業社員，可以名正言順的利用上工間隙砍柴解決做飯問題。
最早聽到“尖山子梁”，緣于同伴們興高采烈的講述。那時候每年的春種秋收，李家溝的社員們都要輪流進“山莊”勞動，主要是男勞力。特別是秋收季節，隊里分了糧食，就要從“山莊”里背出來。大一點的娃娃，必須跟大人進山幫忙。去過“尖山子梁”的同伴，回來說得眉飛色舞，讓人很是羨慕。
第一次進“山莊”，坐在父親拉的架子車上，其實僅有架子沒有車廂。我們雞叫二遍摸黑出門，還沒興奮多長時間，我就開始打瞌睡。為了防備掉下來，父親拿繩子把我固定在車架上，再給披上他的外衣。
天麻麻亮，我們走過當時“元東公路”可以利用的十幾里斷斷續續的行程，走到蓮花池溝門。蓮花池溝門是兩條山溝匯合的地方，一條通向蓮花池，那可是一個有美麗傳說的小村莊。另一條溪水潺潺的山溝，通向靳石下。兩溝之間時一脈土山，面朝東的層層梯田里有個莫家坡；十來戶人家，與低處的靳石下隔溝相望，能聽到雞犬之聲。
從蓮花池溝門順溝步行四五里，穿過靳石下（ha）村子中間的小路，上山過兩道梁，再走十里左右慢坡，才能到“尖山子梁”一帶。
我的任務，就是守在蓮花池溝門看架子車。那些年無論從靳石下溝里出來的水，還是從蓮花池溝里過來的溪流，都水量充沛。蓮花池溝門對面的山腳下，利用地勢引水，帶動一座水磨吱吱呀呀的轉。這樣的磨坊，靳石下村口還有一座。高大的木水輪緩慢的轉動著，忙著端糧食上料的村姑低眉垂眼，害羞地不敢看山外來的陌生人。
父親他們各自肩著兩根繩子，到“山莊”上去背糧物。糧食有玉米，還有可以當做主糧的洋芋和蘿卜。物呢？大多是成捆的劈柴，還有兩根胳膊粗的松木椽，用來為架子車充當車轅。
進山的男人們大多拿兩根繩子，是為了“轉”運糧物。人們習慣捆兩副承重的糧物，交替背運，一次“轉”出兩個結果。父親他們大半天時間往返于蓮花池溝門和“尖山子梁”之間，最多三趟，就能裝滿架子車。
夕陽西下，我們拉著車子原路返回，時常摸黑回家。
耕種和收獲的季節之外，看守“山莊”的主要是幾個家庭成分不好的孤寡老人。比如我的上中農大祖父，還有一隊的老地主，都在“尖山子梁”的窯洞和草棚里駐守過多年。
童年的記憶里，“尖山子梁”是一個神秘的地方。駐守的老人愛鳴放火藥槍，用來驅趕刨食農作物的野豬等動物，也有各類名目繁多的飛禽。父親在二隊當出納的時候，經常要給“山莊”買火藥，他還在場院里放過火藥槍。轟隆一聲，青煙過處，濃濃的火藥味沁人心扉。
“尖山子梁”有說不完的迷人故事，比如燒荒時請來的能人順山坡走一圈，圈內放火開荒，圈外沒有一點火星。比如靳石下抽水煙的老婆婆有“法”哩，她在某處點一指頭，幾個時辰過后就能逮到野兔甚至狍子。
看守“山莊”的人偶爾回來，不是扛著木頭，就是背著山果。“尖山子梁”出來的山果讓我們牽腸掛肚，隨著季節不同有烏龍頭菜，有山葡萄，還有五味子。更多的是漫山遍野的山杏子。山杏子太酸，大多為了“騰”杏核，可以敞開吃。
那些年有些向往“尖山子梁”，只要有機會就會纏著父親進山。
隔了一年，就能幫父親分擔一些苦辛了。不只簡單的守架子車，也能跟大人進溝上山，先背一趟糧物出來，再守在架子車旁休息，等父親一趟趟“轉”運。
頭一回到“尖山子梁”，趕上生產隊管中飯。吃的是玉米面洋芋蒸疙瘩，酸菜湯。父親順手折兩根樹枝給我，就是筷子。很多人跟我一樣，操著植物氣息濃郁的樹枝扒飯，多少年都忘不了。
有一年端午節跟父親到“尖山子梁”，要砍夠一車柴，晚上擠在土窯洞的熱炕上，聽看山人講挖獾豬的驚奇。白天和一位長我幾歲的半大小子去泉邊淘菜，要把淖過開水的苦菜疙瘩帶回家，好做漿水。那個燥熱的午后，我們在泉水上方的樹林里看到一條粗大的蛇。兩個人被點了穴似的嚇傻在牛蹄窩子泥水里，直到灰黑色的蛇消失得無影無蹤。人們都說那是“尖山子梁”的山神爺，從不傷人。其實我僅看到大蛇轉身離開的后半截，還有沖擊草木發出的嘩啦啦聲響。直到上了中學，才明白那是能吞下整頭獾豬的巨蟒。
那些年走“尖山子梁”，知道順靳石下山路走到“山莊”盡頭，翻過一道長滿油松的長嶺，就能看到前面的石門。
當年領著中考在即的同學“走”石門，翻過長嶺，石門五姊妹峰就在對面，卻在松林中迷了路。那時候已是下午，可玩瘋了。松林里到處都是多年枯朽的樹木，我們學著電影《武林志》里的八卦掌，興奮地掌擊枯樹，看著瞬間斷成數截的朽木大喊大叫。找不到路，只好順山坡溜下來，走到椋子樹下村口，沿著景色優美的石門溝進去。走在壁立千仞的石門口，聽到吳剛醉酒后無意間斧砍兩山成就石門的傳說，最后在一個叫做瓦廠溝的地方上山，還省了兩角錢門票。
這些年在外奔波，故鄉的山山水水常常出現在夢里。特別是父親去世以后，好多夜晚在睡夢中跟他進山，當然少不了“尖山子梁”。
利用回老家過清明的機會，特意要妹妹安排送我到蓮花池溝門去看看，想著車子只能到那一段。到了再步行去靳石下，也就看看村頭涼水泉上邊的磨坊，看看山路邊上的楸樹，還有幾戶隱在樹叢里的人家。
沒想到妹夫開車很快就到了蓮花池溝門，新修的水泥路竟然可以開過靳石下更遠的山溝里，靳石下的村莊卻沒有了。早年排列著茅草屋和大瓦房的地方，變成了層層修剪齊整的果園。不是說山間土涼，長不出顆大味美的蘋果和桃子嗎？怎么靳石下到處都是跟山外沒啥差別的果園。
上山的路荒廢了，路壕里長滿了帶刺的灌木，人都進不去。我們在灌木叢中發現了新鮮的香椿，還有難得的烏龍頭菜。美麗的錦雞歡叫著從身邊飛起落下，走老路根本無法上山了。
爬上一道大坡，站在靳石下村后的高處，如當年背柴下山一樣向北眺望。山梁右邊原來的老村子只有一座新建的簡易工棚，左邊山窩里老場院的人家似乎有點動靜。通向藍色鐵皮屋頂大房子的盤山土路，停著一輛客貨車。當年的三間瓦房不見了，院子里高大的核桃樹吐露新芽。有一年跟父親趕著兩頭毛驢給靳石下生產隊送桃子，當時父親是我們二隊的隊長；我們在這家吃過豆角涼面，人家的回禮是兩馱干柴。只可惜生產隊的老驢太乏力，走不了多遠就爬在地上耍賴，要拿點燃的火繩燒肚皮，老驢才能爬起來往前走。
站在靳石下背后的山峁上，不遠處的老房子和寬敞的院落破敗在山坡上，那是當年的小學校。這個簡陋的村學，是方圓五六里靳石下、莫家坡、馬家溝和車平里四個村子的小學；雖然學生不到三十人，唯一的老師卻是我們李家溝的高中畢業生。
指示著小媳婦和妹妹摘香椿，我順便給撒歡的小外甥講過去的事情。
小學畢業的那年初夏，我們五個同伴在“尖山子梁”住了三天，砍到一架子車劈柴。幾個人擠在牛棚角落里坍塌的土炕上過夜，三頭正在吃青草的黃牛拉稀，一泡牛糞就能掩埋我們不慎放在炕楞底下的解放鞋。我說晚上鋪著劍草不太冷，土墻上突出的泥疙瘩比石頭還硬，碰一下鉆心的疼。
包產到戶以后，糧食充足，“山莊”就不種了。有一年正月初三，已經上初中的我跟著父親，帶著二弟拉架子車到蓮花池溝門，爬上“尖山子梁”背玉米秸稈，拉回來喂生產隊分的那頭一只眼的老牛。那一回因為帶著過年的油餅，雖然對父親不讓人好好過年有些不理解，卻輕松愉快回家；就背了一回，無須“轉”運到天黑。
大約在八十年代中后期，元龍鄉村的日子好過了，不再大量燒劈柴，靳石下很快淡出人們的生活。
1986年“五一”，我和元龍中學高二文科班的兩位同學騎車子第二次游石門，來回都要路過蓮花池溝門，當然不會繞回靳石下，自行車也進不去。我們走的是通過竇家溝村口到椋子樹下的大路，很多路段可以騎行。從此以后，再也沒有來過這一帶，一晃就是三十多年。
三十年不短不長，往事歷歷在目，卻物非人也非。
城鎮化時代，靳石下變了。這里的人家大都遷移到河川里的國道兩邊，只有耕種土地的人偶爾回來。
多少年來，從元龍吊橋過渭河，順老公路沿河拉架子車到石家灣村口，再折向西路過井日下（ha），最后從紅星村頭的“山河里”進南山。進山的沙土公路僅僅是當年“元東公路”殘破的老道，最容易爆胎。附近七八個村子的人都習慣在蓮花池溝門放好車子，再順左邊的溪水逆流而上，先到靳石下。當然，不一定都去“尖山子梁”。溝里的岔路有三四條，可以順溝往深處走進密林，還可以從另一條小溝里上山，走到不同生產隊的“山莊”。這條艱難曲折的路，這條路上的人和事，還有父親年輕的樣子，包括李家溝人在生產隊時代的艱難，時常困擾著我。好不容易故地重游，老水磨不見了，山泉干枯了，進村的小路荒廢了，靳石下認不出來了。
費好大勁尋找村口兩棵粗壯的楸樹。正是開花的季節，該是滿樹噴香的白花，卻再也找不到了。大片的永遠也長不大的龍柏依舊，新的舊的核桃樹密密麻麻。現在的靳石下通了公路，有了電線桿和手機信號，卻少了人煙。
少年時代的靳石下，成為歷史的背影，越走越遠。
在我心中，那個美麗的小山村，還有那些親情的記憶，越想越有滋味。
車 坪 里
車坪里是我們元龍南山中的一個小村莊。
車坪里的車，不發che音。方言發chuo，叫車（chuo）坪里。
去車坪里多從石家灣上山，翻過南山豁口，很快就能看到大山西邊高臺之上核桃樹叢中的瓦房和炊煙。車坪里背靠的大山，不僅遮住了山體以北的渭河川道，也擋住了元龍鄉鎮的喧囂，比如稠密的村莊和人口，還有日夜不息的隴海鐵路與310國道。也就是說，在車坪里看不見也聽不到外面的熱鬧；這個坐北朝南對著大片森林的小村，靜謐于山坳之間。
2017年秋以來，從元龍呼嘯而過的寶天高鐵，于這一帶見到天日的地方，就在車坪里背靠的大山腳下。高鐵一頭從石家灣村后出山，一頭于井兒村后的天柱山再鉆進去，中間露天的線路不過兩公里。而這一段高鐵緊貼的南山背坡，坐著車坪里。
車坪里人丁興旺的年月，不過十幾戶人家。
時常想起這個小山村，緣于少年時的掐苜蓿。
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車坪里村東南山坡上有不少苜蓿地。晚春的星期天，我們背著饃饃，結伴從石家灣上山，到車坪里來掐苜蓿。偶爾也從西邊的井兒村上山，那就得星期六下午趕到舅舅婆家住一晚，第二天早上再爬天柱山上來，順山脊的土路向東攀升到車坪里；有時也能與同村的伙伴會合，下午再一起從石家灣返回。
初中時進山砍柴，偶爾路過車坪里。從大山豁口向東南鉆入溝底，就能到“小溝里”和“大溝里”等溪水潺潺的地方去砍柴。1983及以前的好多年，元龍中學（天水縣五中）一年一度的師生集體進山砍柴，多走這個方向。我們有時也翻山，穿過斜對面山窩里的小村馬家溝頂子，跑到更遠的山上去砍柴。從大山豁口向西南下到溝底，順水七彎八拐走到靳石下，走過村口吱吱呀呀的水磨，再爬上南山，就能走到我們李家溝的“山莊”尖山子梁。那些年隊里按時分洋芋蘿卜，也分玉米棒子，得自己去背；背下來順山河水走到蓮花池溝口，再幾家合用架子車繞路從井兒村頭拉回來。
有年“五一”假期，我跟四個同伴住進“山莊”的牛圈里；自己做只放鹽沒有菜的玉米面疙瘩湯，三天砍到夠拉一架子車的劈柴。
靳石下隱在車坪里對面的溝壑中。站在靳石下村口，就在那座灰瓦木板墻擁有高大水車磨坊的上方，于兩棵楸樹相夾的山路上遠望：西邊的山坡上，有一個不到十戶人的村莊莫家坡；東邊的大山褶皺中，就是前面提到的馬家溝，母親有個堂妹曾嫁在那里。
后來才弄明白，這四個自然村屬于一個農業生產大隊，叫興坪。
1980年左右，在這四個村中間山谷的一塊空地上，建起一座三間教室的小學。我們李家溝的一位高中畢業生，來到這里當民辦教師。那些年，見過這位小老師帶著山里來的學生，拉一架子車的干柴回家。四個村在東南西北直線距離差不多的山坡或溝壑間，“見個面面容易、拉話話難”。那些一二三年級的學生，比山外的初中生都老成，也能干重活。
包產到戶以后，我們李家溝的“山莊”劃不著種了。上了中學，我也很少去掐苜蓿。車坪里，漸漸淡忘在歲月深處。
1984年冬的一個星期天，我跟進生和建勝幾個人，牽著沒有“匹”鞍子的光脊背騾子，天亮前趕到車坪里。我們小心翼翼的叫醒護林員，賠著笑臉討回父親他們先一天被扣的鞍架；“匹”好騾子，再走十幾里進山，到“麥垛山”去砍柴。夕陽下汗流浹背的返回來，三百多斤劈柴直接交到村里的瓦窯上，能賣十幾塊錢。
真正走進車坪里，也就這一回。
1990年夏，我畢業分配到慶陽老縣城的長慶油田研究院。離家遠了，慢慢關注起之前不怎么愛看的秦腔戲來，時不時想起少年的往事，就能想起車坪里。
1998年秋，我的家跟單位一起到了西安，成為定居古城的甘肅人之后，時常想念故鄉的山水和親人，過了五十尤甚。車坪里一帶走過的路，時常出現在夢中。
進入新世紀，山里的村莊日漸衰敗。車坪里，也一天天荒涼于城鎮化進程的路上。據說村民大多搬遷到渭河川道的310國道邊，只有耕種或收獲的季節，才回去住一段。再后來，山路修開了，人們多騎摩托車往返，老村莊漸漸斷了炊煙。
2017年的一天，在網上偶遇“驢友”拍攝的一組圖片，看到車坪里殘存的老房子。2019年清明，趁機會坐車到靳石下故地重游；夢中的磨房早已蕩然無存，七八戶人家的小山村也變成了蘋果園。站在村口遠望，西邊的莫家坡似乎還有人煙，中間的小學教室被花椒和果樹圍困；北邊山坡上的車坪里，沒剩下幾座房屋了；東邊的馬家溝當然看不見，聽說也沒人了。
車坪里已老去。曾經掐苜蓿砍柴的少年，也都老了。不老的，是刻骨銘心的記憶，是從哪里來的懷念，還有到哪里去的思慮。
作者簡介：李建學，甘肅省作家協會會員，中國石油作家協會理事；已出版小說集《那些年的桃花》、《守誠家的》、《滿地一丈紅》、《石油上的人》4部，散文集《陪母親說話》1部，現供職于長慶油田勘探開發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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