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元安，秦安縣興豐鎮人，1952年出生于一個普普通通的農民家庭。獨立要強、待人和善的父親在他很小的時候，就教育他要吃苦耐勞。所以，劉元安從小沒有受到過過多的嬌慣，何況他還是家里四個弟弟的哥哥。常年干活的父親，臉上陰云布滿，背部嚴重彎曲。劉元安看在眼里、記在心頭。
窮人家的孩子早當家，這話對劉元安來說的確不假。平時，父母親上地干活，年幼的劉元安負責照顧幾個弟弟的日常生活。那時候，只要小孩能爬，大人們就不會用很多時間陪孩子，都是孩子們自己玩耍，大人們都忙著干活。劉元安時常帶著弟弟們為家里的牲畜拔草，甚至幫母親燒水、熬湯……
說起70年代的人們審美標準時，劉元安回憶說：“1970年，人們開始意識到清一色的灰布、藍布衣服不那么好看，女人們穿著艷麗的會更好看。當時要是能有臺相機那可是牛了，周圍人都找你幫他拍照。”可這些，18歲的劉元安沒有，有的是肩頭責任和家貧如洗。劉元安的口頭禪說得好，英雄，有時是逼出來的，至少劉元安這樣認為。他做出了一個決定：帶針頭線腦，闖青海西藏。
離開家的那一刻，劉元安何曾想到橫在他面前的幾乎是一道道無法逾越的鴻溝。“生產隊”的農活稍微有了些消停，父親為兒子劉元安備好了針頭線腦。步行去云山搭乘客車的那天，劉元安只是一個勁地低頭邁著腳步。一個黃提包、一個編織袋，母親烙好的幾個餅子斜挎在他的腰間，他和父親在走云山的路上上演了18年來的第一次別離。劉元安猶如首次被套進田間地壟的牛犢，倒是他的乖順使得父親更加攥緊了黝黑的臉。
為了乘車不被懷疑成“投機倒把分子”，年少而精靈的劉元安在樹林間隨便找個木棍將黃提包、編織袋挑在肩上。有時，他覺得自己像《水滸傳》里的白日鼠白勝，不過，自己不是一個閑漢。母親為他準備的餅子早就吃完了，他饑腸轆轆，雙腿不聽使喚，身體也跟著起哄。索性，他不得不坐下來。不知為什么，他感覺自己眼冒金星，大腦一片空白，恍惚中他看見母親端著熱氣騰騰小米粥向他走來，待他伸手時，黑黑的幾雙眼珠子齊刷刷地向他射過來，射的劉元安猛地打了一個寒顫。
劉元安驚醒過來時，隴中黃土高原西部梁峁溝壑地形的秦安已被他拋得遠遠的，列車有節奏地啜泣著，將黑灰色的軀體向西北蜿蜒。劉元安嘴角露出的一絲微笑瞬間又藏匿于他皸裂的口角邊，他想到自己上車時的模樣，一張兩角錢到三陽川的車票居然能坐到青海。他為他的聰明興奮了好長一段時間。其實，車上好多人都是這樣“聰明”。
目的地到了，劉元安的日子多像他肩上黃提包、編織袋中的針頭線腦般瑣碎而抽象。劉元安啃著干糧露宿荒野，靠著雙腿行走在西寧、格爾木等地的大街小巷。這一啃一走，就是1000多個日子。有時，針頭線腦換來的饅頭因為種種原因而發霉，寄宿旅店的他舍不得丟掉，時常白開水將就著。這樣的日子何其少？劉元安像候鳥一樣，固定在家與青海之間；像鸕鶿一樣，無怨無悔穿梭于親人的期盼中……
蒼天不負有心人，堅持就會有回報。劉元安的足跡經蘭州市到西寧市再到格爾木市，穿可可西里，經風火山、沱沱河、五道梁、雁石坪、唐古拉山口、安多縣。他由黃土高原跋涉到了世界屋脊青藏高原。當四輛軍綠色的解放牌汽車奔馳在雪域高原之上時，誰曾想到這支與命運抗爭的進藏的長征商隊的領頭人居然是劉元安。
有飯同吃，有錢共賺。當劉元安外出一月左右回來把自己掙得的1000元交到父親手中時，他的父親激動而緊張地不知怎么是好，布滿了老繭的雙手在空中顫抖著，花花綠綠的鈔票在他的指間抖落，他深知這就是兒子的血汗與辛酸。當然，劉元安帶回來的一臺“飛人牌”縫紉機簡直像一顆炸彈落在了興豐鎮。劉元安，一個改革開放初期時代的弄潮兒，為使更多的家鄉人有好的生活，他一次次地帶領著家鄉人奔走在賺錢致富的路上。而他這“一帶一路”，就是20個春秋。
歲月荏苒，時光如梭。盡管那個時代距離今天已經過去四十多年，但對于第一代進藏的秦安貨郎劉元安來說，當初挑擔爬雪山，餓肚過草地的創業情景歷歷在目，他更是如數家珍。
這位具有傳奇色彩的秦安人，開劈過進藏經商通道的興豐人，如今和藹悠閑地幸福于興豐鎮他那間零星擺放著商品的小商鋪里。當記者問他對那個漫長的年代有什么感想時，他說，“回過頭看看那個年代，恍如隔世。40多年，的確不易！但40多年來中國的變化太大了，連我們秦安小縣城變化得都讓人瞠目結舌”。劉元安意味深長地說，“父親給他講過紅軍長征的故事，沒想到自己后來竟然演繹了秦安貨郎進藏的長征，這一演足足20載。不過，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如今，老伴、兒子、兒媳婦對他都很好。只是自己仍舊割舍不了當初的貨郎情結，所以在這兒他很幸福，也很知足”。
（天水在線編輯：陶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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