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隴上鐵漢”安維峻誕辰157周年系列文章之二
鐵漢本色是書生
秦安縣地方志學會副秘書長 李雁彬
“隴上鐵漢”安維峻是秦安晚清歷史上最響亮的一個名字，關于他的許多典故和事跡，縣內的許多鄉野婦孺至今耳熟能詳。一百多年前的中國，軟弱腐敗的清政府搖搖欲墜，外國列強虎視眈眈，甲午中日戰爭中中國北洋海軍一敗涂地，全軍覆沒，標志著經營30多年的洋務運動的失敗。清廷內部以慈禧太后和李鴻章為代表的主和派占了上風，一味割地賠款，屈辱投降。舉國上下一片失望，群情激憤。在此內憂外患之際，來自偏遠秦安、出身寒微的福建道監察御史安維峻置身家性命于不顧，犯顏上疏《請誅李鴻章疏》，其矛頭直指當時的最高統治者慈禧太后和其親信李鴻章，打破了當時沉悶凝滯的政治空氣，振動朝野。被時人譽為“鐵漢”。
他在任福建道監察御史的14個月中共上的六十多篇奏疏，其中直接指名道姓參劾的大小官員達百余人次，而且大多都是當時炙手可熱的達官寵幸。在當時政治腐敗、當政者昏庸無能，權臣顯貴盤根錯節的情況下，每觸動一人均有被革職、查辦、殺頭、滿門抄斬的危險。時人伏羌王權在《諫垣存稿序》中言：“時海疆事棘，當路媕婀養亂，臺諫莫敢一言，曉峰歷劾其罪狀，疏出，讀者皆為縮頸。”他多篇奏折后均有“冒死直言”句，可見他早就將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篇篇都充滿著憂國憂民之情，對貪官污吏腐敗無能的憎恨溢于言表，憤怒之極。其剛正不阿、疾惡如仇、不畏權貴、恪于職守、為民請命的精神永遠為后世當政者樹立了楷模，也是故里秦安的驕傲。
可是對這一歷史人物，學術界和故里秦安所做的研究還遠遠不夠。歲月流逝，滄海桑田，今天我們從所剩無幾的史料、文獻中仍然可以窺見其交友為人和治學育人中所體現的高潔品質。
安維峻自幼家貧，但少有大志，“性孝友，終身作孺子慕，先后居京師，力絕奔競紛華之習。在刑部、翰林時，公余靜坐，惟擇名士之有道者，杯酒論文。”（任承允《安公曉峰墓志銘》）所與結交者皆名士直臣。他開始受業的巨譚、高震即為地方名流。招入署中、講經論史的其時縣令程履豐，“面加激勵，語以殿試墨法”的隴右分巡使者董文渙，皆為當時宿儒名士。后來在他人生轉折點上遇到的吳可讀、閻文介、左宗棠諸人都為清室忠良直臣。譚繼洵、徐頌閣、劉景臣等都在他生活和求學過程中給予熱忱的幫助。在京師供職其間，與徐仲文、李有棻、滕玉堂、馮芷生、龔鳳騫、周同候、陳蕓史等飽學才俊之士相與甚密。
安維峻愛憎分明，在他任御史期間，對忠誠良將，骨鯁正直之士赤誠敬仰，視如知已，以其言官的職務極力保舉。當他犯顏直諫，劾湊李鴻章，得罪西太后而謫戍軍臺之際，京都人士無論是否相識，扶助唁慰者絡繹不絕。臨行時，生平知交在松筠菴集會為其餞行，烏里雅蘇臺參贊大臣志銳手刻“隴上鐵漢”四字印章以贈；文仲恭先生作《柳橋送別圖》，并題以《滿江紅》詞；王少霞、徐懷章等人作詩吟賦相送。出城時,為他餞行送別者，“車馬塞途，一時氣誼洵堪千古矣。”（任承允《安公曉峰墓志銘》）甘肅赴京參加會試的侯乙青、李叔堅及京城義俠王子斌親自護送安維峻至張家口。李叔堅在《送安曉峰先生出塞》詩中贊道：“己拼一死答君親，補牘重看淚轉新。訓政由來遵圣母，狂言何意有孤臣。”
安維峻以人格風范、才識學問名重于時，“左文襄、閻文介器以國士，自余公卿聞風傾倒。”（任承允《安公曉峰墓志銘》）同治十二年(1873年)，陜甘總督左宗棠奏請甘肅鄉試與陜西分闈，是年八月初六日在省城蘭州舉行鄉試。左宗棠對當時就讀于蘭山書院的安維峻非常賞識，鄉試結束，安維峻為榜首解元。左宗棠在《答吳清卿學使》的書信中說：“榜首安生，文行均美……闈中秋宵，嘗倚仗橋邊，忽仰視而言：‘若此生得元，亦不負此舉’……寫榜日，兩主試先以闈墨見示，掀髯一笑，乃如四十年前獲雋之樂……覺度隴以來無此興致也。” 安世忠在為其祖父安維峻所作《行狀》中說：“左文襄公以文章事功，傲睨古今，獨以閉戶讀書，”但和安維峻“函札往還無虛歲，親切異常。”光緒六年（1880年）八月，考中進士，選為庶吉士的安維峻歸家面母，冬間，聽說左宗棠凱旋，專程入關晉省，共處之時，痛切講述地方政事之弊，憂國憂民之心，溢于言表。光緒十一年（1885年）七月四日，擔任順天鄉試同考官的安維峻，出闈后聞左公辭世，在湖廣會館做文致祭，聲淚俱下，平生“知已之感，有余慟焉。”閻文介為晚清時一代名臣，當時在朝邑為相國，掌握朝政，親戚朋友都難得一見，可對安維峻待以國士之禮，常與之朝夕相談，斟酌軍國政要，親如手足。
光緒元年（1975年），時任七品小京官的安維峻，聽說京中舊識吳可讀先生講主蘭山書院，因而前往問業，有師生之誼。光緒四年（1878年），吳可讀起用入京，寓南下窪高廟子，避客習靜，獨喜與安維峻“盤桓論文終日”。同治帝崩，吳可讀隨護其棺材至薊州，當時，西太后專政，朝中大臣都不敢言奏為同治立嗣之事。吳可讀以死尸諫，草疏呈請代奏。蘇州吏部堂官想毀其所留遺折，在安維峻的力爭之下，使遺折得以上達朝廷，朝廷對吳以“孤忠可憫”議恤。安維峻與心性相通，意氣相投師友之間的赤誠和義氣由此可見一斑。
安維峻一生清貧，常常缺米斷炊，但他安貧守廉，做官不謀肥缺，不計私利，不慕權貴，“李相欲強婚，張相欲迫見，皆拒焉。”“既官御史，講求天下大計，知無不言，”兢兢業業，以天下蒼生為念。堅持了一個正直的儒家知識分子的氣節和操守，其人格魅力令人嘆服。
安維峻一生大多時間以課書育人為業，賴以維持生計。“為學崇樸實，尚踐履，不喜為辯博。其教士亦然，故所成就多大器。”（任承允《安公曉峰墓志銘》）光緒七年（1881年），陜西學政樊介軒聘主講味經書院，開課兩年，院中士人一時極盛，王慎猷、張元潹始破天荒登甲科；光緒十三年（1887年）夏，因家中經濟無以為繼，歸家設帳授書；光緒十八年（1892年）主講五原書院；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謫發軍臺時，主講掄才書院；1904年到1905年，主講南安書院；1906年設塾于村南關帝廟，兩年中成就甚眾。1910年，被聘為京師大學堂總教習，提倡國學，其時著《四書講義》4卷，1911年九月，時局動蕩，辭職離京。退隱柏崖后的民國4年，時年60歲的安維峻尚在老家神明川創辦學校，取名為“逸圃”，教授子孫，并招收附近三村的兒童入學。
安維峻在治學上，除經史子集而外，于天文地理、兵戰以及農田水利、陰陽青鳥、醫卜莫不涉獵。光緒三十三年夏 , 在蘭州主持總纂《甘肅新通志》105卷、80冊、300余萬言 , 現已成為研究甘肅歷史的珍貴參考文獻。著有《四書講義》、《諫垣存稿》、《望云山房詩集》、《望云山房文集》、《詩文雜集》等。晚年讀《二南》《國風》，獨有心得，為前人所未及。欲注《詩經》及《孟子》,惜未成書。
安維峻書法造詣也很精深，其所作書皆正楷，端謹正直如其人，所獨創的鵝頭挑楷書獨為一體。其手跡遍布全縣各地，名勝古跡處多有其所作楹聯匾額，已成為縣內重要的文化風景。
安維峻是個傳統的封建士人，清室忠臣，在社會急劇變改的亂世之中，懷著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抱負，極其艱難地踐行著傳統儒家理想。生在腐敗沒落的滿清時代是他的不幸。大廈傾覆，回天無力，他激濁揚清的努力都化為徒勞和烏有。縱觀其一生，無論其政治立場如何，但他“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的書生本性和濟世安民的理想從未改變。即使在退隱柏崖，政治上無所作為的晚年生涯中，仍然組織村民“修堡砦，拒悍匪，興水利”，補刊《鳥鼠山人集》缺版，為當地人排解官司糾紛……為故鄉做著力所能及的貢獻。在他求學仕進和與官場腐敗投降勢力的斗爭的生涯中，我們看到的是一位正直無畏、敢于斗爭、不顧個人私利的“鐵漢”形象，其精神世界中，傳承著中國傳統儒生積極用世、心憂天下、為民請命的文化血脈。我們可以婉惜他不能審視政治變革的敏銳性，但永遠無法否定他身上閃耀著的優秀傳統文人的人格光芒。
紀念“隴上鐵漢”安維峻誕辰157周年系列文章之三
柏崖聳翠迎“鐵漢”
王廣林
柏崖位于秦安縣西川鎮神明川村。在這片植滿柏樹，充滿錚錚鐵骨之氣的彈丸之地，寄托著“隴上鐵漢”安維峻一生的憂國情懷與夢想。
清光緒二十年（1894年），都察院福建道監察御史安維峻上奏《請誅李鴻章疏》，以言獲罪，被革職遣戍軍臺。他特意寫信囑咐兄弟子侄，在村里背山面水的二級臺階上，為自己修建一處山莊，并廣植柏樹，與村莊相連。安維峻何以要栽植柏樹？原來他對柏樹情有獨鐘。御史府中多植柏樹，而朝廷禁省統稱臺閣，所以御史府別稱柏臺。他熱愛“言官”這個職業，在《復夏滌庵同年書》中寫道：“私念處此濁世，無可行吾之志，惟有建言一途尚可自靖獻耳，是以應考試御史。”在臺諫任職的14個月內，向光緒皇帝上疏64道，敢于直言，有“殿上蒼鷹之目”的美譽。雖遭謫戍，但他愛國之心并未泯滅。在其歸隱之所栽植柏樹，又何嘗不是剛健向上、奮發有為的儒者風范的象征呢？
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冬，46歲的安維峻結束了5年的流放生涯，遇赦召還。次年3月，他回到了秦安。故鄉的翠柏迎接了這位飽經風霜、風塵仆仆的“鐵漢”，他驚喜不已，仿佛覺得自己的臺諫生活將要在這里得到延續，于是揮筆作《詠柏》詩：
柏崖多柏郁蒼蒼，宜我翠柏名山房。
老干不須饒雨露，小株亦自耐風霜。
托根到地一何穩，傲骨撐天久彌香。
葉可巢鶯蔭清晝，枝如棲鳳鳴朝陽。
盡容高士胸襟豁，要見先人手澤長。
陶令歸來種五柳，何如逸叟此書堂。
此詩詠物言志，“鐵漢”形象呼之欲出。安維峻索性以地名柏崖自號，并將山莊亦取名為柏崖山莊。關于安維峻號柏崖之說，近人研究文章中均未提到。史料最早見于王新楨寫于癸亥（1923年）十一月的《致安曉峰》：“藉悉家住西山麓，有柏近百株，號‘柏崖’，題曰‘槃阿’示永矢弗過之意，故亦號‘槃阿道人’。于乎，何其高也！” 其次是安維峻去世后，任承允在《安公曉峰墓志銘》說：“公晚年營別墅于郊外，背山面水，挈眷為遯，棲耕釣之所，遂以‘柏崖’自號。”另外，年屆七旬的神明川村人喬德祥先生回憶說，以前柏崖山莊腳下有一牌坊，上有“柏崖主人題”字樣，可作為安維峻號柏崖的佐證。
《清史稿•安維峻傳》記載：“歸后退隱柏崖，杜門著書，隱然以名教綱常為己任。”隱居后，安維峻刻板刊印了《諫垣存稿》四卷、《望云山房文集》三卷、《望云山房詩集》三卷，還補刻了《鳥鼠山人集》缺板。同時，應邀總纂《甘肅新通志》，為甘肅的文化事業做出了卓越的貢獻。他雖身處柏崖，然心憂天下，“每談及世變，輒憂形于色，卒抑郁以終”（《清史稿》本傳）。
民國22年（1933年），秦安縣文化促進會編印《羲里媧鄉唱和集》，將神明川“柏崖聳翠”列為秦安八景之一，收錄詩歌二首，從中可見當時柏崖勝景：
峭壁嵌村落，離離古柏香。
抱峰秋合掌，遮徑日流肪。
溜雨枝逾茂，凝霜節已彰。
郁蔥山石上，風骨最昂藏。（之一）
一徑辟藤蘿，森森入望多。
蒼苔緣磴道，翠蓋障山阿。
樹色籠深黛，山容舒畫蛾。
采薇人不見，對酒意如何？（之二）
可惜勝景不常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近百株柏樹被砍伐，山莊亦被拆除。現在人們只能站在面目全非的遺址旁，來憑吊這位中國近代史上的民族英雄了。
（作者系秦安縣地方志學會常務副會長兼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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