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是大多數，那我應該還在甘肅天水的土地上種地呢，哪來今天的？！”
潘石屹，房地產發展商，1963年生于甘肅天水農村。小時候由于母親常年臥病在床，家庭成分又高，為了讓一家人都能活命，家里曾決定把他的一個妹妹送給別人撫養。潘石屹成功后提到這件事，說這是他心中永遠抹不去的痛。但在當時，作為長兄，潘石屹所能做的也只是在上學之余盡量地幫家里做事，實際上也是部分承擔起了養家活口的重擔。
1979年，潘石屹考取了蘭州培黎學校。臨走之前，老父親將自己頭上還不算太破的帽子戴在兒子頭上，然后把兒子更為破舊的帽子留給自己，并說：“孩子，你要出門了，不管在什么時候，沒事不要惹事，有事不要怕事。”1981年，潘石屹從培黎學校畢業，并以第一名的優異成績被石油管道學院錄取。1984年，潘石屹畢業后被分派到河北廊坊石油部管道局經濟改革研究室工作。在那里，他的聰明和對數字天生的敏感博得了領導的賞識，并被確定為“第三梯隊”。
辦公室新分配來一位女大學生，對分配給自己的桌椅十分挑剔。當潘石屹勸她湊合著用時，對方非常認真地說：“小潘你知道嗎，這套桌椅可能要陪我一輩子的。”聽者有心，就是這不經意的一句話深深地觸動潘石屹：難道這一生將與這套桌椅共同度過？正在思變的時候，他遇見遠在剛剛開放的深圳創業的一位老師。老師告訴他在深圳有很多機會，也能賺到很多錢。潘石屹問：“要那么多錢干什么？”由于很難回答這個本來屬于常識性的問題，老師給他舉了一個例子：“就說你身上的襯衫，如果你有錢，你就可以買兩件，這樣一件穿臟了你就可以換另外一件。”
這也許是有人第一次對他解釋財富是怎么回兒事。
1987年，潘石屹變賣了自己所有的家當，毅然辭職，揣著80元錢來到廣東。兩年后，潘石屹跟了一位老板來到海南。當時海南給潘石屹的感覺就是夾雜著走私貨的一個相當原始的荒島。他的老板承包了一個磚廠，讓他當廠長，負責三百民工的生產生活問題。1990年春節前后海南島刮了一次特大的臺風，經濟一片蕭條。磚沒人要，大家的生活也都相當困頓，甚至長時間挨餓。盡管如此，這段歲月在潘石屹的記憶中還是相當美好的。至少自己可以做主，按照自己的意愿管理一支隊伍。
隨著經濟不景氣的無限期延續，闖海南的許多人紛紛回到了內地，潘石屹卻一直堅持著直至鄧小平南巡講話以后，海南逐漸恢復了活力。
房地產作為小平同志南巡的第一個產業在海南發展起來了。潘石屹認識了曾經在牟其中手下做事的和王功權等人。1990年，潘石屹同馮侖、王功權、張民耕等人在海南島成立了萬通的前身——海南農業高科技聯合開發總公司，簡稱“農高投”。
當時海南的房地產正處在畸形擴張時期，本來是房地產副產品的“炒房炒地”也因為其時間短見效快而迅速占據了主導地位。買房人和賣房人大多都是機會投資者，說俗一點就是“炒家”，玩的是一種“擊鼓傳花”的游戲，商品到你手里傳出去了你就是，運氣不好就砸手里了。農高投也看中了這個機會，開始炒房，并淘到了第一桶金。就在海南島的房地產看似如火如荼的時候，兩個數字讓潘石屹驚出了一身冷汗。一天潘石屹在海口房地局看到兩個對比數字：北京市人均住房面積只有7平米，海口市人均住房報建面積卻已經達到了50平米。在潘石屹看來，這個數字只能說明一個問題，那就是海南省的房地產行業快出事了。
于是，潘石屹、馮侖、王功權等人湊在一起商量如何分散風險。潘石屹自愿請纓，準備回內地尋求進一步發展機會。他先回老家看了一圈，覺得西北還是太窮，沒有任何投資的價值，便來到北京進行市場調研。
他先來到懷柔，很快注冊了公司。有一天，潘石屹在懷柔縣政府食堂吃飯時，無意中聽旁邊吃飯的人講，北京市給了懷柔四個定向募集資金的股份制公司指標，但沒人愿意做。在深圳待過的潘石屹深知指標就是機會，就是金錢，于是他主動跟懷柔縣體改辦主任接觸：“我們來做一個行不行？”就這樣，北京萬通憑借潘石屹從餐廳聽來的消息成就了日后發展的底盤。
1992年萬通在阜城門開發了。當時香港利達行的主席鄧智仁剛來到北京，拜訪了幾家大的房地產公司，要求代理銷售房子。這些房地產公司問：“你出廣告費嗎？”鄧智仁說：“我不出。”他們又問：“你包銷嗎”？他說：“我不包銷。”房地產公司老總問：“你既不出廣告費，也不給我包銷，你普通話還沒有我講得好，你憑什么給我銷售啊？”。
當他找到萬通公司的時候，潘石屹感覺到盡管他們曾經經歷過海南的房地產熱潮，但就真正意義上的房地產開發銷售，他們的經驗還遠遠不足，而北京房地產界的宣傳意識和雇用代理的意識還比較弱，出于安全，他毅然決定接受利達行代理萬通新世界廣場的推廣和銷售工作。
通過廣告宣傳和定價策略，萬通新世界寫字樓賣到當時市價的三倍。更不可思議的是，項目12月下旬才動工，銷售在11月初已經完成了百分之七八十，正式銷售五天內就已經收回五億港元的資金，鄧智仁光傭金就賺走了一億港元。 (新聞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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