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總:
您好!
我寫了
《我不贊成新城市的建設中分窮人去和富人區》這篇博客后，有三天時間沒有寫博客，也沒有上網，這是我在新浪開博客以來的第一次。以前我總是每天上網，每天寫博客。這次，我的確感到自己知識和經驗的貧乏，就像你回信中說的——“無知”，但這種“無知”不是相對于你，而是相對于城市建設這個豐富的話題和我們城市中包羅萬象的現象。城市建設的確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問題，涉及到方方面面，窮人區、富人區這個話題的討論是很有意義的，對我們城市的發展，對我們的子孫后代都很有意義。我更希望這樣的討論能夠吸引社會各個方面的人都來參與，發表意見，尤其是希望城市規劃方面的專家、社會學方面的專家和政府的行政管理人員都參與到討論中來。
在網上寫作，最沒有創造力、最受人批評的方式是“Ctrl＋C”、“Ctrl＋V”的方式。但在我今天的知識和經驗遠遠不足于回答這些問題時，我不得不采用這種“Ctrl＋C”、“Ctrl＋V”的方式。以下是一位今年已經80歲的加拿大老人簡•雅各布斯（Jane• Jacobs）在《美國大城市的生和死》（《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中所說的一些話：
“請看看我們當初花幾十億建了些什么：低收入的住宅區成了少年犯罪、蓄意破壞和普遍社會失望情緒的中心，這些住宅區原本是要取代貧民區，但現在這里的情況卻比貧民區還要嚴重。”
“這不是城市的建設，這是對城市的洗劫。”
“這些‘成就’比他們可憐兮兮的表面假象還要寒磣。從理論上說，這樣的規劃行為應對周圍地區提供幫助，但實際上并非如此。典型的情況是，這些被肢解的地區生發出快速增長的惡性腫瘤。為了以這樣的規劃方式來給人們提供住宅，價格標簽被貼在不同的人群身上，每一個按照價格被分離出來的人群生活在對周邊城市日益增長的懷疑和對峙中。”
“完整的社區被分割開來，種瓜得瓜，種豆得豆，這樣做法的結果是，收獲了諸多的懷疑、怨恨和絕望。”
這是簡對美國低收入住宅區的描述，我擔心很可能不幸成為我們實施建設的經濟適用房小區未來幾十年之后狀況的描述。
簡在這本書上還舉了一個“波士頓北端”的例子，這個“波士頓北端”是歷史形成的老城區，一直延伸到河北的重工業區，并被官方認定是波士頓最破敗的貧民區，是這座城市的恥辱。也成為麻省理工學院和哈佛規劃系、建筑系的學生經常做作業的對象。在老師的指導下，他們常常在紙面上把它描述成有超級的街道，規規整整，溫文爾雅理想的社區，但雖然多次被大家理想化地來描述，但這個老城區一直沒有被改造。簡給一位政府負責規劃的官員打電話，那位官員說：“那是城里最糟糕的貧民區，我討厭承認它是波士頓的地方。”又給銀行打電話，問愿不愿意給波士頓北邊提供新的貸款，銀行家告訴他：“那不可能，絕對不可能，那是貧民區。”
但有意思的是，這里的街道上卻洋溢著各種活潑、友好、健康的氣氛，這是在波士頓許多地區看不到的。從政府的統計來看，這里的死亡率是每千人8.8，美國城市的平均率死亡率是11.2，肺結核的死亡率也很低，少于每千人1人，甚至比布魯克林還要低。
前天下午的一個聚會上，我遇到了加拿大的建筑師周.卡特（Joe Carter），我知道他是研究城市規劃問題的專家，他夫人何紅雨是清華大學建筑專業的博士。我當時滿腦子是窮人區、富人區這些沒有答案的問題，我一見到他，趕緊問他窮人和富人到底應不應該住在一起。他隨手就給我一篇文章，題目是《互惠與城市》，我看了后，覺得寫得很好。我征求他的意見說這篇文章能不能寫到我的博客上，他說沒有問題，如果需要，他可以再給我發來電子文本，免得我打字了。他又給了我一大本他打出來的書稿。他說，看了以后可能會對我提的問題有所幫助。
感謝之余，摘錄周卡特《互惠與城市》中的幾段與大家共享：
“有人問孔子，什么是教育。孔子說：如果不得不用一個詞來總結教育的話，那就是互惠。”
“周嘗試著將這樣的原則運用到他的設計并探討它們的現實意義。為了實踐互惠、合作和互助，就需要相互信任，需要了解各自的需求和資源，并且易于相互接近。”
“可接近的概念也是適用于我們的過去，我們的文化遺產，如果我們可以接近世界上每一個文明所提供的財富和文化多樣性，就更能夠實現互惠、互助和合作。現在我們可以用構建‘天下一家’和諧世界秩序的理念來集體的繼承這遺產。”
“與在人類的生物學生活和其環境中的基因庫所扮演的角色很類似，幾千年來所實現的文化多樣性的巨大財富對于正在經歷集體性成長的人類社會和經濟發展是至關重要的。它代表了一種必須在全球文明中孕育果實的遺產。一方面，文化表現需要被保護免受當前肆虐的令人窒息的物質主義影響；另一方面，文化必須在不斷變化的文明模式中互動”。
“如同生態學中的協同作用所隱喻的，社會、經濟、技術、知識和精神生活都是相互依賴的，在任何領域缺乏多樣性都會傷害整體的進步。我們需要探尋安全地、便捷地、優雅地接近多樣性的途徑。”
周卡特最后告訴我，現代建筑的大師鼻祖勒•柯布西耶曾經設想，城市做高層建筑，高收入的人住在低層，低收入的人住在高層。
這幾天，越是看有關城市規劃對富人區和窮人區的研究，越感到心驚肉跳，我們現在是不是重復別人幾十年前所犯的錯誤，可能有些錯誤犯得更大，更明顯，這將會影響我們今后許多代人。也許我們的國情跟他們完全不一樣，不能盲目地借鑒美國的經驗，但我們城市發展正確的道路又是什么？
我曾記得去年任總出錢資助過一種“植物多樣性”研究的課題，在大自然界中人為地種一種植物，這些植物很容易死亡、退化，如果各種植物混合在一起種植，就會互為營養，互為平衡，植物就會健康地成長。北京前些年在馬路邊種了清一色的白楊樹，每年到夏末秋初，這些白楊樹的葉子就會發黃，需要用飛機噴藥，我想這肯定與品種太單一有關。北京也曾大面積引進過一種冬天還能發綠的國外過冬草，但沒有幾年時間這些過冬草全都退化了，死得也差不多了。
我們的城市何嘗不是如此？大自然界中要有參天大樹，也應該有“沒有花香，沒有樹高”的無名小草，也正是有了這些無名小草，才維持著植物多樣性的平衡與和諧。
窮人區和富人區到底是不是應該分開？我們討論的目的不是要誓死捍衛我們個人的觀點，把自己的觀點像自己的私有財產一樣去保護，那就失去了討論的意義。討論的過程也是探究真理的過程，也同時發現自己的不足、自己的無知和別人觀點中的正確的值得借鑒的成分。我想窮人區富人區的討論更應該是如此。
任總在給我的回信中提到了我們開發的項目，認為我們是掛羊頭賣狗肉。“
SOHO現代城”是我們最早開發的進行多樣化探討的項目，其中有90平米的房子，也有300平米的房子，這只是我們邁出的第一步。“
建外SOHO”也不是什么豪華區、富人區，因為其中一大部分是商業寫字樓、公共建筑，是沒有圍墻的建筑，任何人都可以隨便出入，這與富人區沒有關系。同時，“
長城腳下的公社”也沒有放棄我們對建筑多樣化的探討，我們聘請了十二位風格各異的建筑師設計出了十二種不同的建筑，在威尼斯雙年展獲獎后，我們對學生和建筑師開放，免費參觀了一年多的時間。現在，“長城腳下的公社”也正像任志強信中說，既不是窮人的居住區，也不是富人的居住區，是由凱賓斯基管理集團管理的一座酒店，并有300多人在這里就業，其中大部分的年輕人都是來自于農村。前不久，美國《商業周刊》把建外SOHO和長城腳下的公社評入“
中國十大建筑奇跡”。
人生活在城市里，最需要的是快樂，而真正快樂的來源是來自于給予和奉獻。我看到現代城社區中組織過很多次給孤兒院、貧困山區捐玩具、書本及衣物的活動，現代城的居民，從幾歲的小孩到六、七十歲的老人，他們捐出自己的東西時，那種快樂的表情是發自內心的。同住在一個社區，生活在一個社區，要能夠和諧相處，最關鍵的是要有給予和奉獻的氛圍。奉獻金錢不是唯一的途徑，奉獻也可能是自己的時間，自己的經驗，甚至是一個禮貌的微笑，一句問候，一句提醒。
窮人和富人在未來不可能是兩個勢不兩立的階級，這種觀念和思想已經過時了，而且這種觀點曾經給我們帶來了巨大的危害，他們完全可以共同相處，并且給對方創造和提供給予奉獻的機會和環境。在我們這個社會中，人的素質、教養高低幾乎與他擁有的金錢、物質財富沒有關系。德蘭修女是全世界最受尊重的人物之一，但在她去世時，她全部的個人財產就是一張《耶穌受難圖》，一雙涼鞋和三件舊衣服。所以，我從內心深處來說，我不能接受按照擁有物質財富的多少來劃分人的素質高低，并以這種假設為出發點得出的結論，甚至采取行動。
在這篇博客寫完后發現，發現任總又寫了一篇博客，題目是
《不能用道德觀點否認經濟規律》。在博客的開頭，他描述了美國洛杉磯富人區的情景，這似乎是他心目中城市發展的楷模和榜樣。而我只想用一段數字來說明洛杉磯這個城市：
“洛杉磯每100,000人中有31.9人被強奸，比緊隨其后的兩個城市圣路易和費城高出兩倍，比芝加哥10.1人的比率高出3倍，比紐約7.4人的比率高出4倍。
在其他更為嚴重的人身攻擊方面，洛杉磯擁有每 100,000人中185人的比率，相比之下，巴爾的摩是149.5人，圣路易139.2人，紐約90.9人，芝加哥79人。
洛杉磯整個犯罪率是每10萬人中2507.6人犯罪，遠遠超過緊隨其后的圣路易和休斯敦（分別為1634.5人和1541.1人），而紐約和芝加哥則分別為1145.3人和943.5人。”
還是要再強調一下，我只是在說明我的個人觀點，我見識有限的，也不一定全面，希望與任總和更多有識之士一起討論這個問題，我覺得這樣的討論很有價值，我也可以從中學習到很多東西。
致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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