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蘭州市酒泉路上，有一座磚木結構的舊式平房小院，像一位歷史老人，沉靜而慈祥，在繁花的現代化都市里，她一直向人們講述著６０多年前這里風雨如磐的歲月。這就是八路軍駐蘭州辦事處舊址。
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盧溝橋事變后，為了爭取國民黨共同抗日，紅軍和紅軍游擊隊奉命改編為八路軍、新四軍，開赴前線對日作戰，八路軍后來又改為第十八集團軍。同時，黨中央在南京、武漢、西安、重慶、新疆、長沙、桂林等地，先后建立了八路軍辦事處。但八路軍駐甘辦事處的籌備工作早在１９３７年５月就開始了，地址設在蘭州市南灘街５４號（現互助巷２號），由于當時沒有正式命名，主要負責工作的是彭加倫，故人們習慣稱作“彭公館”。同年７月２９日，謝覺哉以黨中央代表的身份來到蘭州，８月２５日“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駐甘辦事處”正式掛牌，不久，又改為“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駐甘辦事處”，１９３８年２月遷到了當時的南稍門內孝友街３２號，也就是今天的酒泉路１５７號。
彭加倫、伍修權先后擔任辦事處處長。
蘭州“八辦”初創的艱難情形，我們可以從彭加倫１９３７年９月２３日給黨中央和毛澤東的一份報告中略見一斑：“當我們初去的時候，只有兩個同情者。賀耀祖（當時的甘肅省主席——編者注）態度亦不甚好，對我們極冷淡敷衍。法西斯分子監視很嚴，各方面的線索一點都沒有，處境非常困難。……群眾落后，受革命影響少，過去壓迫厲害，不易起來。……法西斯障礙工作。……當局缺乏決心，并且對民運統治的厲害。少數民族多，民族仇恨深，不易解決。……因此，辦事處的首要任務應是：站穩腳跟，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努力，以便為抗日救亡運動打下基礎。……”蘭州“八辦”，看起來是一個被包圍著的孤立據點，實際上卻是我黨我軍在西北的一盞閃亮的紅色明燈，在黨的領導下，在極其險惡的環境和艱苦的條件中堅持戰斗，宣傳抗日主張，發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并輸送大批青年到延安參加革命，營救西路紅軍，接待前往蘇聯路經蘭州的我黨領導同志。
１９３９年至１９４０年周恩來在鄧穎超的陪同下赴蘇聯治病，往返都住于此，并轉運蘇聯援華的物資和新疆、甘肅運往前線的物資。
１９４３年奉命撤銷，１９８０年在蘭州市酒泉路建成紀念館，作為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向社會開放。
蘭州“八辦”成立后，為了宣傳黨的抗日主張，促進人民覺醒，加入到抗日統一戰線的行列，利用自己的有利地位，接待各界來訪群眾，宣傳黨的主張，鼓勵和指導建立群眾性的救亡組織，創辦抗日救亡刊物，開展救亡活動。而甘肅工委則派出一批黨員深入群眾之中，有組織有計劃地指派黨員發起或參加各種抗日群眾團體，很快使甘肅的抗日救亡運動日益活躍起來。從１９３７年８月起，先后成立了婦女慰勞會、抗敵后援會。省外留學生抗戰團、西北青年救亡讀書會、甘肅青年抗戰團、伊斯蘭學會和回民教育促進會、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及聯合劇團（后改為血花劇團）、王氏兄妹劇團、西北抗戰劇團等。他們在黨的領導下，廣泛、深入地進行抗日宣傳，發動群眾，從人力、物力、財力上支援抗戰。接著，《西北青年》《婦女旬刊》《回聲》《甘院學生》《民眾通訊》《抗敵》等一批進步刊物先后出版，這些刊物的主編或編輯幾乎都是共產黨員擔任。蘭州書報社、生活書店、同仁消費合作社，經常經銷進步刊物。一批全國知名的文化人士和外省抗日宣傳團體等也紛紛來蘭出版刊物或演出，極大地激發了甘肅人民的抗日愛國熱情，影響和訓練了一大批熱血青年。許多青年紛紛奔向延安，尋求抗日救國的真理或奔赴前線參加抗日斗爭。
甘肅青年抗戰團是蘭州規模最大的抗戰團體，成立之初，“八辦”就給以切實有力的指導，謝老不僅經常找他們談話，還給書面指示，要求“青抗”“要處處不離抗戰”，組織“應盡量擴大”，“不要關門”，很快，甘肅學院、蘭州中學、蘭州師范、蘭州工校、蘭州農校成立起了分團，外縣也成立了幾十個分團，成為甘肅抗日救亡的一支有生力量。
“省外留學生抗戰團”是在“八辦”的鼓勵支持下和甘肅工委的具體領導下，以甘肅籍在平、津、滬、漢等地讀書的學生回蘭組織起來的蘭州市第一個抗日救亡團體。他們在平、津等地淪陷后，不能繼續讀書，陸續返回故鄉，面對著國家危急存亡的緊要關頭，滿懷著赤誠的愛國熱忱，組織起來宣傳抗日救亡，喚起故鄉廣大群眾為抗日救亡貢獻力量。創辦了《熱血周刊》，隨時報道前方抗戰的消息，并成立了數十人的宣傳隊１０個，及時向群眾宣告前方戰況及國內外時事。
“婦女后援會”是以進步學生為主的群眾抗戰組織，但它的領導權實際掌握在我黨手中，她們經常進行募捐、慰勞、演出。《婦女旬刊》辦得很活躍，喚醒民眾，抨擊時弊，登載前方戰斗消息，深受各界愛國人士和人民大眾的好評。謝老為該刊撰寫的《戰爭是隨便可以過去的嗎？》《抗戰到底與婦女解放》等文章，影響很大。我黨地下工作者樊大畏撰寫了《保衛大西北》，王德謙等同志也積極撰稿。短短一年多時間，做了大量宣傳、募捐、文教、救濟工作，對蘭州的抗日救亡起了一定的推動作用。
由于黨在回族群眾中做了大量的宣傳工作，許多回族青年如楊靜仁等便組織起來，經過斗爭，相繼改組并取得了“伊斯蘭學會”和“回民教育促進會”的領導權，積極參加抗日救亡活動。謝老對他們的工作給以有力指導。謝老在１９３８年１月５日的日記中記載：“夜往伊（斯）蘭學會，同其干部談至十時歸。”他們曾請顧頡剛先生作學術報告，請張仲實講黨的民族政策，請茅盾作抗戰與文藝的報告……受到回族群眾的廣泛歡迎。
“同仁消費合作社”也在蘭州的抗日救亡運動中做出了重要貢獻。他們以傳播新文化出售進步書刊開始，廣泛吸收各界愛國進步人士和青年入社，參加各種抗日救亡活動。他們銷售“三友實業社”的用品，藉以抵制日貨；推銷“生活書店”等出版的進步書籍，以宣傳抗日；他們與其他抗日團體合作演出抗日劇目，并在演出過程中進行募捐，款額全部經“八辦”轉交抗日前線。
彭加倫、伍修權等同志多次到該社，指導工作。謝老也多次利用夜深人靜到“同仁”后院的樓上演講，宣傳黨的抗日主張，揭露國民黨的黑暗統治，解釋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紅軍長征、國際國內形勢。
“八辦”非常重視抗戰文藝工作。謝老說：“戲劇與歌詠感人深，不識字的民眾，他們耳目是聰明的，情感是熱烈的，一句戲、一曲歌，能使他們永世不忘，可把他的人生觀改變……應當多組劇團、歌詠隊……”在“八辦”的促成下，蘭州的一些救亡組織聯合成立了“聯合劇團”，演出了《不要放走了漢奸》《到前線去》《松花江上》《南洋之春》《古城怒吼》等。據進步作家吳渤回憶：他從上海到蘭州后，參加王氏兄妹劇團。當時的教育廳提出要與西北抗戰劇團合并，這個劇團被國民黨當局控制著。他去請示謝老，謝老說：“應當與他們合作，這樣他們出錢，你們演戲，但演什么戲，權在你們手中。”這使劇團不但生存了下來，自己掌握了領導權而且還不斷發展壯大，塞克、肖軍、王洛賓、朱星南、羅珊等人也參加了進來，除了在蘭州演出，還赴外地演出，擴大了影響。當時來蘭州的還有“新安旅行團”，他們歌詠、演戲、作時事報告、放映電影、慰勞抗日將士。還請謝老為他們作報告。對于新旅的活動，謝老總是熱情參加，并為他們題詞：“以藝術武裝你們的手口，以理論武裝你們的頭腦，從工作中鍛煉你們成為鐵的戰士。”“八辦”還注意指示蘭州的報刊大力宣傳抗日。
１９３８年初，在謝老的支持下，共產黨員叢德滋創辦了一個通訊社，僅１９３８年３月７日到４月７日的一個月，甘肅《民國日報》就采用了該社的９８篇稿件。叢德滋還創辦了《戰號》旬刊，彭加倫請毛澤東題寫了刊頭，支持它的出版。這些報刊大力宣傳了我黨的抗日統一戰線的方針、政策，報道了八路軍的戰績，對發動群眾參加抗戰，發揮了積極作用。對地下黨創辦的“蘭州書報社”，“八辦”在經濟上給以支持，并指示他們開辦租書部、擴大書刊的發行和閱讀范圍。“八辦”還充分利用了國民黨的宣傳陣地，公開宣傳我黨的抗日政策。
１９３７年１２月，謝老、彭加倫曾給黨中央報告：“我們與《西北日報》關系很好，我們寫的八路軍許多消息及文章都能發表。在該報有一副刊——《大眾論壇》，已完全在我們手中，全部稿件都是我們寫的，影響相當大。《民國日報》副刊也登載我們的文章。……”為了將《西北日報》爭取過來，據謝老日記記載，曾與《西北日報》的編輯李劍華進行了１０多次商談。謝老在蘭州期間發表文章７０多篇，在蘭州各界人士中引起了極大反響。
據有關資料介紹，在抗日救亡運動中，蘭州人民節衣縮食，盡力大量地支援前線。
１９３８年，各界愛國同胞捐款達１０萬元。從１９３７年１２月到第二年１月中旬捐獻手套６０余萬雙，熟羊皮２４７張，新舊皮襖４７件，毛襪子１０３４雙，皮手套４６６雙，被褥２５條，青布鞋４２０雙，毛巾７３條，棉襖２００件。
人民群眾的這一愛國行動與“八辦”做的工作是分不開的。
在民族危亡的關鍵時刻，蘭州“八辦”堅決貫徹黨的全面抗戰的路線，打破了蘭州抗戰前“一潭死水”的沉悶局面，掀起了轟轟烈烈的群眾性的抗日救亡運動，喚醒了長期受封建統治影響的廣大人民群眾，特別是廣大青年。從而成為領導蘭州開展抗日救亡的核心，被周恩來譽為“革命的接待站，戰斗的指揮所”，這一段光榮的革命斗爭史，永遠彪炳青史，被后人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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