蜂擁看大展
轟動京城，屢創紀錄
2008年的新春，一場來自大西北的展覽，轟動了京城。由中國美術館和敦煌研究院聯合主辦的“盛世和光———敦煌藝術大展”主展覽和“面壁生華———藝術名家與敦煌”“古韻新風———敦煌研究院美術研究所創作展”兩個別開生面的輔展覽，從1月19日至3月21日展出，在京城掀起了前所未有的敦煌藝術熱。
展覽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中國美術館副館長馬書林對記者說：“轟動這個詞，近來已經被用得庸俗了。但這次真正是轟動，名副其實的轟動。”馬書林這樣形容這次的轟動：大展接待的總觀眾量，在18日已經達60多萬人次，展覽期間尤其雙休日，觀眾更是絡繹不絕。3月8日那天，參觀的人排成九曲蟠龍，當天共有28780余人參展。大展創造了美術館歷史上日觀眾量、月觀眾量和參展觀眾總量的紀錄。日參觀最高接近3萬人次，第一個月達到30萬人次，總參展人數超60萬人次，這三項都是中國美術館的最高紀錄，盛況空前，在中國美術館的展覽史上史無前例。“我是這次大展的籌劃組織者，心中很感動，體會到了自豪感。”
本報記者親身的感受，證實馬書林副館長所言非虛。本報記者于3月15日到達北京，下車后，買地圖查看怎么坐車去美術館，路邊一位青年聽說我們去美術館，說：“是看敦煌藝術大展的吧？”熱情地給記者指路。3月16日早上到達展館前，見美術館外莫高窟牌樓赫然佇立；而整個中國美術館大樓被包裝、改造成敦煌莫高窟的外觀，我們仿佛置身于河西走廊的敦煌，而不是大都市的北京，一種親切感油然而生。展館還未開門，記者看到了迎著朝陽排隊購票和排隊進入場館的觀眾長龍。這天是星期天，前來參展的觀眾絡繹不絕。美術館中人頭攢動，參展的既有佩戴紅領巾的小學生，也有白發蒼蒼的老者，其中有不少坐著輪椅的老人(這是美術館為方便觀眾專門提供的)。有些孩子在父母的帶領下，在展品前認真地臨摹。
慕名前來參觀的不僅是北京的觀眾。曾經在敦煌研究院工作15年，現在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的馬世長教授告訴記者，他的一些香港朋友，包括香港大學校長夫人，千里迢迢坐飛機來，就為專門參觀展覽。看完展覽后，第二天立即乘飛機返回香港。中國美術館公共教育部副主任何琳說，山東德州美術學校的老師3月12日帶了8個學生，特意坐火車來參加少兒美術專場活動。敦煌研究院的講解員丁淑君也告訴記者，在大展期間，不斷有各地博物館的人員前來聯系到當地舉辦展覽，其中包括鄭州、深圳、臺北，而到天津展出已經大體敲定。
2月28日，全國政協副主席張思卿、3月19日，全國政協副主席孫家正，分別到中國美術館參觀敦煌藝術大展。2月29日，一改以往的春節招待會歌舞晚會的形式，“文化部駐華使節迎春招待會”在中國美術館隆重舉行。100多個國家的駐華使節，近400名貴賓齊聚一堂，在中國美術館渡過了一個愉快的夜晚。文化部副部長趙維綏，文化部外聯局局長李冬文，甘肅敦煌研究院院長樊錦詩以及文化部、中國美術館的各級領導出席了迎春招待會。由敦煌研究院派出的15名講解員，用中、英、法、德、日、韓語進行講解。大展即將結束的3月16日晚上，又舉行了一個有100多位部長參加的部長專場。無論是來自國外的外交官還是中國的部長和夫人，都興趣盎然地聽講解員的講解，對展覽贊不絕口，對敦煌藝術表達出濃厚的興趣。
2月29日，正在北京參加有關會議的甘肅省委書記、省人大常委會主任陸浩，省委副書記、省長徐守盛，以及副省長咸輝來到中國美術館，興致勃勃地參觀了敦煌藝術大展，并對展覽的成功舉辦和引起的熱烈反響給予了高度評價。陸浩對中國美術館在展覽中給予的大力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謝，并對敦煌研究院工作人員的辛勤勞動表示親切的慰問。陸浩說，敦煌石窟是甘肅歷史文化繁榮的象征，是中華民族文化兼容并蓄的結晶，是世界文化藝術的瑰寶。這次展覽在向外界展示敦煌文化的同時，也展示了甘肅的文化魅力和發展生機，對于推介甘肅、宣傳甘肅發揮了重要作用。
敦煌大展也引起了北京甚至山東、天津、河北、香港等地媒體的爭相報道。人民日報、新華社、中央電視臺、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光明日報、中國青年報、中國文化報、新世紀周刊、法制晚報、中國證券報、經濟觀察報、北京日報、北京晚報、北京電視臺、新京報、北京青年報、香港《文匯報》等中央及當地媒體及時給予了充分報道。有些媒體進行了連續多次的報道。一些媒體每天定點報道大展消息，而眾多記者前來采訪，讓敦煌研究院的工作人員分身乏術；預約采訪的電話也打爆了他們的手機。
由于大展過于火爆，其閉幕時間從2月21日延至3月21日，原計劃在此期間推出的其他17個展覽不得不因此“讓位”，這在中國美術館歷史上也是少見的。
從小受熏陶
藝術精品，再造敦煌
“這次展覽是再造敦煌。幾輩藝術家，用自己的心智心血，打造了這個展覽。莫高窟是沒有作者的，但這個展覽是有作者的。這些作者們‘卑躬屈膝’臨摹敦煌壁畫，在長期臨摹過程中，對祖先創造的遺產，不僅是膜拜，而且感到了自己的渺小。展覽是從現存的2000余幅作品中，抽出來的精華，構成了敦煌藝術的編年史。”敦煌研究院美術研究所所長侯黎明說。
敦煌研究院幾代美術工作者已經完成敦煌石窟12個洞窟整窟的純手工臨摹復制，整個過程長達60年之久。這次大展將其中的10個復制洞窟集中展出，前所未有。其中榆林窟第29窟是去年才臨摹整理完成的，初次與觀眾見面，該窟是西夏風格最為濃郁的一個洞窟，是晚期敦煌石窟藝術的代表作。
除了包括藏經洞在內的10個洞窟外，大展還從包括常書鴻、董希文、段文杰、李其瓊、侯黎明等幾代藝術家臨摹的2000余件敦煌石窟壁畫臨摹品中精選120幅展出，構成1000年的編年史。這些展品，有佛經故事、佛像、飛天、伎樂天、供養人、藻井，其中不乏鴻篇巨制，如《帝王圖》《張騫出使西域》《都督夫人禮佛圖》《張議潮出行圖》《宋國夫人出行圖》《千手千眼觀音》都是長達數米的完整的壁畫臨品，還有敦煌彩塑復制品13尊。
除了臨摹復制的藝術作品之外，還展出了一些真品。如敦煌石窟彩塑真品9尊，包括6座菩薩彩塑像，1尊力士彩塑頭像，1尊弟子彩塑頭像。敦煌藏經洞出土文獻真跡10件，其中8件屬于國家一級文物。敦煌花磚10件，其中有著名的八瓣蓮花磚。
無疑，展品的主要部分是來自藝術家的臨摹作品。據介紹，壁畫臨摹是敦煌藝術研究和傳承的重要手段之一，同時兼具保護、展示和傳播功能，以此把敦煌藝術的形象傳達給沒有來過敦煌的人們。從上世紀40年代成立保護機構起，敦煌研究院的美術工作者就開始了壁畫的臨摹工作。最初的臨摹幾乎在白手起家中起步。60多年過去了，幾代敦煌美術工作者不但總結出從起稿、線稿、上色、畫面整體調整、完稿等一整套臨摹技法，而且建立了以客觀臨摹、整理臨摹和復原臨摹為基本方法的敦煌壁畫臨摹體系。這次展覽，是對60年臨摹精品、臨摹經驗的一次總結和檢閱。
“臨摹也是再創造。同樣的一幅畫，不同的人臨摹，還是不一樣。這次展品選擇的考慮，首先是藝術觀賞性高的作品，然后才是編年史。我們臨摹的都是精華，很多都是畫家們在年富力強的時候畫的。現在四五十歲的畫家，也都有超過20年的臨摹經驗。臨摹品中，段文杰等老一輩工作者的單幅臨摹多，上世紀80年代以后的畫家，則以整窟臨摹為多。臨摹一個洞窟，需要四五年才能完成。如這次展覽的榆林窟29窟，15個人整整臨了4年。所以，這些人的生命都耗在這上面了。每張畫都是他們生命的記錄，這些人都非常了不起。”侯黎明說。
侯黎明介紹說，臨摹分為復原臨摹和現狀臨摹。復原原作，更多靠經驗，靠科學化驗。如《都督夫人太原王氏供養像》那幅，是中國美術史上重要的作品。原作上整個抹了一層泥，幾乎看不清。我們看到的是段文杰先生一筆一筆地復原出來的，給中國美術史添了一件絕無僅有的杰作。沒有他就沒有這張畫。我們看到的唐朝的繪畫中，沒有達到這么華麗、鼎盛和高端的。復原靠的是素養，比對，不是杜撰出來的。復原不能全靠經驗，這次展出的另一復原圖，使用了現代科技手段。因為原作全是黑的，保護研究所利用先進的設備，通過化驗、分析，弄清楚顏料成分是朱砂，證明現在黑色的部分本來是紅色的。”
布展方提供了美輪美奐的藝術品，而觀眾則不但欣賞這些藝術品，同時也被畫面中豐富的社會文化生活內容所吸引，畫面中體現的從北魏到元代1000年時間的社會文化生活的形象生動的內容，是人們認識那些時代人們社會生活的最鮮活直觀的第一手資料，引起人們的強烈好奇和滿足。
“從民俗角度說，包羅萬象，先民生活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婚喪嫁娶、吹拉彈唱、歌舞宴飲、歷史、地理、宗教、語言文學、繪畫、書法等，內容非常豐富，無所不包”。中國美術館副館長馬書林說。“建筑是造型的藝術，石窟本身就是佛家寺院，是特殊的寺院建筑。研究建筑史，拿掉石窟是不完全的。佛教建筑，唐以前是沒有資料的，現在研究，就靠石窟。石窟中既有精神信仰的內容，也有很多物質文化內容。全面反映了當時人們的生活場景，保留了非常多的形象的歷史資料。如農業耕作，牲口怎么用，狩獵，宴飲，結婚的場面，彌勒殿中有許多唐代人婚禮的場面，都是寫實的。這是文獻記載不能替代的。又如很多石窟中保留下來的供養人的像，就是當時的服飾紀錄，能夠反映1000年的服裝演變史”。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的馬世長教授說。
記者在展館注意到，很多參觀者從極為細小的細節，來認識壁畫中蘊含的價值。在一幅名為《于闐國王供養像》面前，一位女士敏感地看出了這位國王兩只手上佩戴的巨大戒指。而這幅圖像顯然對于研究中國古代戒指的文化史，是難得的一手材料。在盛唐時期的《都督夫人太原王氏供養像》前，人們議論唐朝以胖為美的時尚，因為這幅華麗無比的貴夫人畫像，傳達了太多的社會文化史的內涵。這些畫面是研究唐朝的服飾，發型，階級等級，化妝時尚，紡織品技術難得的教材。在西夏時期的《千手觀音》中，則可以看到形形色色的工具，人們從中了解到西夏時期的手工業生產的狀況。從《宋國夫人出行圖》則可以看到當時車馬御服等情況。敦煌壁畫被稱為是中國古代社會千年“百科全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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