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該如何駁斥“中國威脅論”
近來，“中國威脅論”又衍生出新的版本：“中國在非洲實施新殖民主義”、“中國導彈威脅論”、“中國軍力威脅論”等甚囂塵上。美國副總統切尼、日本首相安倍晉三這樣位高權重的人物都公開指責中國的軍力發展“負面影響甚大”。
對此，國內媒體發出了自己的聲音。2月27日,溫家寶總理在《人民日報》撰文指出，中國走和平發展道路，是由中國國情決定的，和平發展道路的精髓就是爭取和平的國際環境發展自己，中國要“高舉和平、發展、合作的旗幟”。筆者在英文網站搜索時，發現這句話被法新社所轉載，冠之以《溫家寶：中國需要世界和平持續發展》的標題。由中國領導人發出的中國聲音，是對“中國威脅論”的有效反駁。
外交部發言人的談話是另外一個有效的渠道。面對日本政客中川昭一“日本可能成為中國的另外一個省”的言論，秦剛反問道，日本，一個國土面積只相當于中國二十五分之一、人口只相當于中國十分之一的國家，卻擁有龐大的軍費。中國的軍費只相當于日本的67％，中國的人均軍費只相當于日本的7％。一個無論是人口還是領土面積都比中國小得多的國家卻維持著如此龐大的經費，還在不斷地叫嚷“中國威脅論”，請問其真實目的何在？
另外，面對“中國軍事威脅論”，《學習時報》刊載國防大學金一南教授的文章，表明中國不該用沉默對抗“威脅論”；《中國國防報》也于1月23日刊文批駁“中國航母威脅論”，指出外電炒作的水泥航母是博物館而已。
在國際信息流幾乎被西方傳媒壟斷的當今世界，我們如何做到“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也很重要，這一點做的非常出色的有著名理論家鄭必堅先生。他近年在美國的演說，以及在《外交》季刊發表的長文，系統地闡述了中國的和平發展思想，一時間“中國和平崛起”、“和平發展”成了學界的流行詞匯。
很可惜，現在中國人寫的客觀介紹中國的書，很少能在西方流行。無論是在華盛頓、東京還是柏林的書店，很難找到這類著作。
不過，筆者最近接觸的武曉迪博士算是特例。他在美國雪城大學的博士論文《中國地緣政治的轉型》在亞馬遜書榜上一度排名前列。這本書從地緣政治的角度駁斥了“中國威脅論”和“中國對中亞威脅論”。這位已投身商界的學者和筆者聊天時說：“別人說你威脅，你說你愛好和平，沒用；你要有理有據地說服他。”
作為商人，他批駁“中國威脅論”時另辟蹊徑：“西方說中國在非洲是新殖民主義，可我覺得，商家無利不起早，非洲基礎設施差，西方公司不愿意去。我們去了，以低利潤促進當地發展，過幾年，基礎設施好了，西方的公司自然就都去了。我覺得，中國進非洲，就像當年摩托羅拉進中國市場，最開始一枝獨秀，后來是大家都來競爭，非洲也是這樣。”
近幾年，中國熱持續升溫。美英主流媒體紛紛加大對中國報道的力度。不過，有些媒體的過分吹捧，又變成異化的“中國威脅論”。2月27日，佐格比公司的調查顯示，阿拉伯世界的人希望法國或者中國來作世界領袖。中國人看了這個報道或許沾沾自喜，可當今的“世界領袖”看了會加強防范。
總體來看，批駁“中國威脅論”靠前述這些手段還是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要將“中國威脅論”的危害降到最低，需要去影響那些操縱媒體和擁有媒體的人；再進一步，是影響那些系統地制造“中國威脅論”的學者和對國家大政方針有決定性影響的政客。
要影響這些人，就要多請他們到中國來看一看。這方面有成功的案例可供咨詢：2006年，美國國會推動對中國商品加征高額關稅的議員舒默和格雷厄姆來到中國訪問，回去后他們的調門明顯降低了很多。這幾年，外交部組織外國記者訪問，不再限于深圳、上海等發達地區，而是帶他們去云南、貴州的偏遠山區，讓他們親眼看看中國落后地區的狀況。這些人發出的接近于真實的報道，從不同的角度詮釋著中國的發展，從另一個角度批駁了“中國威脅論”。
在請進來的過程中，我們還可以把眼界放得更開一些，可以讓那些對中國不太友好的人士也來中國看看。可以說，一個愈加開放、更加透明的中國會讓那些形形色色的“中國威脅論”不攻自破。王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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