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部門會議紀要規定“受賄人案發前退賄款可從寬處罰”引爭議
近日，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刑二庭、上海市人民檢察院公訴處以《研討會紀要》形式下發的“商業賄賂犯罪法律適用”政策意見，在法學界引發了爭議。紀要指出：行為人利用職務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財物，私自將財物用于公務支出的，一般應當依法認定相應的受賄犯罪，可以酌情從寬處罰。
與現行法律沖突？
我國正嚴厲打擊商業賄賂，法律上認定受賄罪的數額是5000元，不足5000元情節嚴重的也會被定罪。上海的這個《紀要》，是否會與法律相抵觸？
北京師范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院常務副院長盧建平表示：“從形式上看確實有抵觸。但是在司法實踐過程中，這樣更便于掌握尺度，該嚴的嚴，該寬的寬。”《紀要》規定：行為人收受他人財物后，在三個月之內，并于案發或被檢舉之前，主動將財物退還行賄人的可從寬處罰。盧建平認為，這看起來有些不合理，但是從做法上分析，讓人感覺更合理。前提是只要行為人沒有主觀故意，案發或被檢舉之前退還行賄人的，可以從寬處罰。中國政法大學刑法學教授曹子丹則認為，行為人利用職務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財物，這種個人占有的行為就是受賄。以后不管是送人或者上繳集體，在處罰問題上不影響以前行為的性質。
對于“收受的財物用于公務支出，那么受賄的情節就減輕了，可以適當從輕處罰”，國家檢察官學院周其華教授強調說，這里的“酌情”是指酌定情節，不屬于法定情節。主觀上有無占有財物的目的要弄清楚，如果證據不足，就不能定罪，疑罪從無。盧建平認為，受賄來的錢，沒有據為己有，而是用于公務或公益事業，司法機關從寬處罰，“這是一種合乎情理的一種考慮。”
主動受賄會否增多？
盧建平表示，不管什么目的，收取他人的財物超過5000元就可以定為受賄罪。
即使全部用于公務或公益事業，只能在量刑時減輕處罰。
所以，不大可能出現主動受賄增多的現象。假如有證據證明受賄人是在事情敗露，司法即將介入調查前，緊急處置錢物，罪責就不應該減輕。另外，受賄的錢名義上用于公務，卻開了發票又來報銷了，這樣受賄罪就變成貪污罪。
■爭議內容
感情投資不能定罪？
《紀要》中說，行為人接受不具有具體、明確請托事項的“感情投資”，一般不能認定為受賄犯罪。
周其華認為，如果數額已經巨大，且為請托人辦事，那就構成了受賄罪。否則，應以貪污罪論處。
“收而不用”不算受賄？
《紀要》中還規定，如行為人收受的健身卡、高爾夫會員卡等，申辯不想也確實未曾使用的，可以考慮扣除該部分受賄數額。
周其華解釋說，沒有使用也是受賄。如果僅收了一張銀行卡，數額又不足5000元，那就不能定受賄罪。《法制早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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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以紀要形式明確受賄款用于公務可從寬處罰
國際在線
核心提示：上海以《研討會紀要》形式明確“商業賄賂犯罪法律適用”政策意見。受賄款用于公務，被迫受賄，可以考慮從輕處罰。
上海以《研討會紀要》形式明確“商業賄賂犯罪法律適用”政策意見
“行為人利用職務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財物，這種個人占有的行為就是受賄。以后不管是送人或者上繳集體，在處罰問題上不影響以前行為的性質。”——曹子丹
-“看起來有些不合理，但是從做法上分析，讓人感覺更合理。前提是，只要行為人沒有主觀故意，案發或被檢舉之前退還行賄人的，可以從寬處罰。”——盧建平
-被迫受賄也是一些窩案形成的重要原因。但是案發之后，對于被迫受賄者，也可以考慮從輕處罰。
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用于公務支出是否可以從寬？原來并非熱點問題，但是上海市高院、上海市檢察院的一次研討會和一個會議紀要，卻使這一問題引發激烈反響。
7月18日，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刑二庭、上海市人民檢察院公訴處以《研討會紀要》形式下發“商業賄賂犯罪法律適用”政策意見。此前的6月26日，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刑二庭、上海市人民檢察院公訴處，共同召開商業賄賂犯罪法律適用問題研討會。會議形成的紀要規定：行為人利用職務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財物，私自將財物用于公務支出的，一般應當依法認定相應的受賄犯罪，可以酌情從寬處罰。
有評論認為，商業賄賂是典型的犯罪行為，而將賄款用于公務活動，即便可以認定，但從法理上看，也不可做出“從寬處罰”的基本判斷。
行為人利用職務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財物，私自將財物用于公務支出，既然依法認定受賄犯罪，那么，給予“酌情從寬處罰”，到底合不合法？
量刑不影響定罪
“上海這樣做，我倒覺得是一種科學的做法。”北京師范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院常務副院長盧建平認為，上海出臺的《紀要》應該稱為一種政策。從某種意義上說也算是一種政策上的調整，在處罰時達到寬嚴相濟。目前，我們對受賄罪的界定是剛性的，數額就是唯一標準，5000元是個坎，跨越了就是受賄罪。當然受賄不足5000元情節嚴重的也會被定罪。
在國家嚴厲打擊商業賄賂的形勢下，上海出臺的這個《紀要》，是否會與國家現行的法律產生抵觸？盧建平說這要分開來看：“從形式上看確實有抵觸。但是在司法實踐過程中，這樣更便于掌握尺度，符合法律精神。對過于剛性的法律，具有調整的作用。該嚴的嚴，該寬的寬。”
《紀要》第一條(3)中規定：行為人收受他人財物后，在三個月之內，并于案發或被檢舉之前，主動將財物退還行賄人的。對于該條文的規定，是否對行為人過于寬大，這是很多人關心的問題。盧建平認為，看起來有些不合理，但是從做法上分析，讓人感覺更合理。前提是，只要行為人沒有主觀故意，案發或被檢舉之前退還行賄人的，可以從寬處罰。
中國政法大學刑法學教授曹子丹認為，行為人利用職務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財物，這種個人占有的行為就是受賄。以后不管是送人或者上繳集體，在處罰問題上不影響以前行為的性質。
“有人認為，把受賄的財物交出來了，就不算犯罪，顯然從法理上是行不通的，但在處罰輕重上可以予以考慮。”曹教授舉例說，小偷偷人家的東西，然后又送回去，可以考慮對他從輕處罰，但是盜竊罪已經定性。
“賄款用于公務可以從寬處罰。”國家檢察官學院周其華教授對上海的做法持肯定的態度。他說，收受他人財物屬于受賄，是否構成受賄罪，要看其數額，超過5000元以上受賄罪就成立了。另外，數額少于5000元性質嚴重的，也可以定為受賄罪。
安徽阜陽肖作新受賄1900多萬元，沒有動用，最后判了個無期，這和貪污幾千萬全部揮霍了，性質有區別。所以，肖被判無期應該是比較公允的。假如被他揮霍了，那么判死緩甚至死刑都不為過。肖作新沒被判死刑的原因，盧建平分析可能是因為他受賄的錢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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