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中央首次明確鄉村振興時間表 這5個新提法很重要
中新網客戶端北京12月30日電 (記者 李金磊)中央農村工作會議12月28日至29日在北京舉行。會議首次提出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鄉村振興道路，并清晰劃定了鄉村振興戰略的時間表和路線圖，此外還有“五級書記抓鄉村振興”“強化鄉村振興制度性供給”等不少新提法和新表述，其釋放的信號值得關注。
首次明確鄉村振興戰略時間表
中共十九大報告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則進一步明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目標任務：到2020年，鄉村振興取得重要進展，制度框架和政策體系基本形成；到2035年，鄉村振興取得決定性進展，農業農村現代化基本實現；到2050年，鄉村全面振興，農業強、農村美、農民富全面實現。
此外，會議還要求，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是一項長期的歷史性任務，要科學規劃、注重質量、從容建設，不追求速度，更不能刮風搞運動。
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所長魏后凱對中新網記者表示，這是中央首次明確鄉村振興戰略的“三步走”時間表，意義重大。
他指出，鄉村振興要規劃先行，一張藍圖干到底。“不能刮風搞運動”更是給各級領導干部套上了“緊箍咒”，打了“預防針”，警示鄉村振興要因地制宜，穩扎穩打，不能急于求成，大干快上。
資料圖：畢節市大方縣六龍鎮農村公路，帶動新農村及產業園發展。 張祥兵 攝
首次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鄉村振興道路
會議提出，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鄉村振興道路，讓農業成為有奔頭的產業，讓農民成為有吸引力的職業，讓農村成為安居樂業的美麗家園。
會議強調，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鄉村振興道路，一是必須重塑城鄉關系，走城鄉融合發展之路。二是必須鞏固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走共同富裕之路。三是必須深化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走質量興農之路。四是必須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走鄉村綠色發展之路。五是必須傳承發展提升農耕文明，走鄉村文化興盛之路。六是必須創新鄉村治理體系，走鄉村善治之路。七是必須打好精準脫貧攻堅戰，走中國特色減貧之路。
“實現鄉村振興要走什么道路？就是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鄉村振興道路。”魏后凱認為，這是會議最大的亮點之一。
他分析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鄉村振興道路歸納總結了七個方面，這是一個重大的理論創新，七個方面內涵豐富、重點突出，跟脫貧攻堅有機銜接起來，可謂是未來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具體路線圖，很有創新性。
資料圖：村民載歌載舞。潘沁文 攝
五級書記抓鄉村振興
會議強調，各級黨委和政府要堅持工業農業一起抓、堅持城市農村一起抓，把農業農村優先發展的要求落到實處，在干部配備上優先考慮，在要素配置上優先滿足，在公共財政投入上優先保障，在公共服務上優先安排。
魏后凱表示，人財物等方面的“四個優先”，有助于確保“農業農村優先發展”落到實處。
此外，會議提出，要建立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領導責任制，實行中央統籌、省負總責、市縣抓落實的工作機制。黨政一把手是第一責任人，五級書記抓鄉村振興。
魏后凱對此評價稱，這是實現鄉村振興的體制上的保障，讓“一把手”重視并親自抓，這抓住了關鍵少數，符合國情和現實，也是有力推動鄉村振興的制度優勢。
資料圖：貴陽市花溪區高坡鄉云頂旅游公路。 燕春 攝
強化鄉村振興制度性供給
會議強調，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必須大力推進體制機制創新，強化鄉村振興制度性供給。要以完善產權制度和要素市場化配置為重點，激活主體、激活要素、激活市場，著力增強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
在專家看來，“強化鄉村振興制度性供給”這一提法較為新穎。前不久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也提出“清除阻礙要素下鄉各種障礙”，目前現狀是農村資源流向城市沒問題，但城市資源難以流向農村，障礙非常大。鄉村之所以落后，主要就是因為城市資源“下不去”，所以要增加制度性供給，讓資源能流動到鄉村。
中新網記者注意到，會議部署了一系列制度性供給的措施，包括銜接落實好第二輪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長30年的政策；完善農民閑置宅基地和閑置農房政策；破除一切束縛農民手腳的不合理限制和歧視；全面建立職業農民制度；鼓勵引導工商資本參與農村振興，鼓勵社會各界人士投身鄉村建設；公共財政更大力度向“三農”傾斜，等等。
人民日報的評論指出，鄉村振興是黨和國家的大戰略，不真刀真槍地干，不真金白銀地投，是喊不出來的，是干不出名堂的。要深化農村改革，通過“擴面”、“提速”和“集成”，強化鄉村振興制度供給，讓農村資源要素活化起來，讓廣大農民積極性和創造性迸發出來，讓全社會支農助農興農力量匯聚起來。
資料圖：12月8日，山西省扶貧辦公室發文稱開展貧困村提升“冬季行動”。 楊杰英 攝
嚴肅查處侵犯農民利益的“微腐敗”
會議提出，加強農村基層黨組織建設，深化村民自治實踐，嚴肅查處侵犯農民利益的“微腐敗”，建設平安鄉村，確保鄉村社會充滿活力、和諧有序。
魏后凱指出，所謂“微腐敗”，其實就是在農民身邊的“蒼蠅式”腐敗，這種腐敗直接侵犯農民利益，也容易造成“小官巨貪”，危害很大，所以要嚴肅查處。
有專家表示，越往基層，權力生態中的“熟人社會”特征越明顯，由于人情因素、利益因素、親情因素的干擾，可能出現對于權力的監管失效的現象，因此要加強權力監管力度，強化權力制衡。
比如，成立村民監事會等監督機構，重大決策過程必須由監事會討論決定，不能讓“村官”成了“村霸”；加強基層紀檢、審計等監管力度，加大對監督機構自身的問責力度，不能讓基層反腐力量失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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