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不其然，國家監察體制改革，是兩會上最受關注的話題之一。
對這個事關全局的重大政治改革，已經至少有三位重量級人物就此回答記者的提問或主動發聲。
首先是全國人大新聞發言人傅瑩，她在3月4日記者會上透露：“把行政監察法修改為國家監察法的工作已經開始，今年應該可以提交給人大常委會審議。”這是講立法工作。
然后是監察部部長楊曉渡，他3月5日在“兩會部長通道”上表示，北京、山西、浙江3省市的監察體制改革試點工作目前正在抓緊進行。這是講試點工作。
不過，論透露細節最多的還是我們中紀委書記王岐山。他昨天在北京團審議的時候，講了一些話，在島叔看來，有三句話得單拎出來，值得反復琢磨。
第一句話涉及改革的框架。
王岐山的原話是這樣的：
黨和國家的治理體系包括兩個方面：一是依規治黨，堅持紀嚴于法、紀在法前，實現紀法分開，以黨章黨規為尺子，靠嚴明的紀律管全黨治全黨；二是依法治國，依據憲法法律法規治國理政。黨既要加強對自身的監督，又要實現對國家機器的監督；黨內監督全覆蓋必然要求實現對所有行使公權力的公職人員監察全覆蓋，強化黨和國家的自我監督。
這段話的邏輯非常清晰。拿一個人打比方，自我的修養、鍛煉、內省是一個方面，對外的做人、做事、做官，又是一個方面。兩個方面有聯系，也有區別。而中共在中國長期執政，內向來說，就是政黨本身的建設，如何強黨的問題；外向來說，就是政黨通過國家機器，如何治國理政的問題。
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這是根本原則。但問題在于怎么領導？隨意任性肯定不行。十八大以來，中央最強調的就是規矩，黨有黨規，國有國法，無論你是多大的領導，多有權力的部門，這都是基本的規矩。
比如十八大以來，紀委“打虎拍蠅”，權力得到加強，但紀委的權力也要關進籠子。沒有規矩之外的個人，也沒有規矩之外的權力。
中紀委作為黨的機構，通過黨的紀律、規矩反腐敗，規范全黨黨員的行為，這是可以的，也是十八大以來黨內監督“全覆蓋”的意義。可是從另一個方面來說，有很多公職人員、公權力的腐敗問題，包括像前段時間一些地方塌方式的腐敗，黨內外利益勾連，光靠紀委、靠黨內監督明顯覆蓋不了。但這些問題，作為“黨鞭”的中紀委要不要管呢？既然黨領導一切，當然要管，但這中間必須要有個“轉換接頭”，也就是設立國家層面的監察制度來管。這就是這項重大政治改革要進行立法和國家機構設立的原因所在。
第二句話涉及改革的方法。
王岐山這樣說：
通過制定國家監察法，賦予監察委員會必要的調查權限，使黨的主張成為國家意志。留置是調查權的手段，要將其在國家監察法中確立，彰顯全面依法治國的決心和自信。
關于國家監察體制改革的問題，海內外頗多猜測。王書記的這段話，涉及非常具體的問題了。
按照國家監察體制改革的進度看，京晉浙三地試點已經開始了，3月底要完成省級監察委員會組建工作，6月底完成市、縣兩級監察委員會組建工作。此外，今年重點工作還有推動制定國家監察法和籌備組建國家監察委員會。對王岐山來說，全國兩會的確是一個非常好“吹風”平臺。
值得留意的是調查權的問題。
早在去年11月底，王岐山調研試點省市的時候就講過，“監察委員會履行監督、調查、處置職責，與執法、司法機關有機銜接、相互制衡，實現依規治黨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現在看來，在監察委的監督、調查、處置這三大職責中，調查處在一個核心環節，而且必須取得立法機關的賦權。
王岐山特別點到了“留置”這個手段。“留置”的意思可以參考公安機關常用的留置執法。這個提法考慮解決的，應該是以往常見的“雙規”“兩指”中出現的問題，從法律上對其權限、程序、時間、地點等問題作出相應的規范，使得這一手段在反腐敗工作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第三句話最要害，涉及改革的基本立場。
王岐山這樣說：
中國歷史傳統中，“政府”歷來是廣義的，承擔著無限責任。黨的機關、人大機關、行政機關、政協機關以及法院和檢察院，在廣大群眾眼里都是政府。在黨的領導下，只有黨政分工、沒有黨政分開，對此必須旗幟鮮明、理直氣壯，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王岐山講“廣義政府”，不是第一次。至少去年年底，在會見基辛格的時候，就講了一次，“完善國家監督，就是要對包括黨的機關和各類政府機關在內的廣義政府進行監督。”這就是監督全覆蓋，比如，巡視和紀檢組派駐“不留死角”，也是在呼應“廣義政府”。
不過，最引人注目的還是“在黨的領導下，只有黨政分工，沒有黨政分開”這句話。怎么理解？島叔想提醒大家注意接下來的一句話，提到了“四個自信”。在當前的政治語境中，凡是講到“四個自信”，有一點非常明確，那就是強調不要從某種流行的西方理論出發來論中國，而是要從中國自身的歷史文化傳統和當代政治實踐出發，來尋求中國問題的解決之道。
既然“廣義政府”是老百姓的普遍認知，根植于我們的文化傳統和治理實踐，那么我們的任何改革都必須照顧到這個中國最大的現實。王岐山說“廣義政府”，承擔無限責任，這和西方政治理論中所謂的“有限政府”不在一個頻道上。
說到“黨政分開”這個詞，被很多人用來指稱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方向。鄧小平在上世紀80年代講政治體制改革的時候，也講過很多次。但當時的語境是，中國要擺脫深受蘇聯政體影響而導致的“黨政不分”這個問題，因為嚴重束縛了改革。
《鄧選》第三卷有這么一段話：“效率不高同機構臃腫、人浮于事、作風拖拉有關，但更主要的是涉及黨政不分，在很多事情上黨代替了政府工作，黨和政府很多機構重復。我們要堅持黨的領導，不能放棄這一條，但是黨要善于領導。”講得很清楚，黨政關系，首先是要堅持黨的領導，其次才是各有分工，但無論怎么分工，所有考慮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都是如何改善并鞏固黨的領導。
這是鄧小平的“原問題”。我們也必須在這個問題基礎上思考黨政之間的關系。如果改革的結果丟了共產黨的領導，鄧小平絕不會答應。
不過，一段時期以來，“黨政分開”這個詞逐步淡出官方表述。而一些學者在討論中國政治改革道路的時候，依然喜歡沿用這個表述，因為在他們的設想中，黨政之間是對立的關系，此消彼長。而一些人骨子里對共產黨的領導不認同，也借此鼓吹執政黨“放權”。因此，“黨政分開”在輿論場的話語體系中，已經不是簡單的技術問題，異化成了意識形態之爭，爭論的核心就是要不要黨的領導的問題。
但黨政之間的關系問題一直存在，也會是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王岐山這次提出“黨政分工”，并反復強調，“在黨的領導下”，應該說是正本清源，有的放矢，回歸了鄧公的本意。
這一屆中央高度重視制度建設，要為今后的改革搭“四梁八柱”。監察體制改革也是要在體制上確立“不能腐”的現實制度基礎，王岐山的改革思考已經非常深入細致了。
循著王岐山的思考，我們也能看到中國改革的邏輯，既要扣住眼前的問題，大刀闊斧，也要照顧歷史的話語體系，小心梳理，可謂異常精密復雜。其實，中國的改革一直處在歷史和現實的張力中，高明的改革者一定會在兩者間尋找微妙的平衡。在這點上，學歷史出身的王書記深有體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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