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老板、老大、哥們兒、同志......你對領導稱呼啥？
近年來，一些黨政機關領導被稱為“老板”、“老大”，下屬被稱為“哥們兒”、“兄弟”。
干部稱呼呈現“市場化、官職化、江湖化、親戚化”四大異化傾向。
干部稱呼出現異化，說明“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也折射出干部意識跑偏。
“不要問我為什么，老板說動手我就動手，反正一句話，權大于法。”江西省資溪縣國土局執法大隊大隊長吳劍稱，作為下屬，只能服從領導指示。2016年12月6日，二十多個城管隊員在副縣長吳輝文的指揮下，掄起鐵鎬、鐵鍬將資溪縣 鶴城鎮瀘聲村農民徐曉洪家剛建起的屋墻推倒。
此番話引發社會輿論批評，除了藐視法律外，還有這名下屬把領導稱呼為“老板”。
近年來，在有的地方黨政機關中，此類干部稱呼存在混雜之象。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審議通過的《關于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重申，“黨內一律稱同志”。這不僅是稱謂上、字面上的規范，更是正本清源、糾偏正向、純潔內部關系的體現。
北京大學廉政建設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言說，“在黨政機關，把領導稱為‘老板’、‘老大’，把下屬稱為‘哥們兒’、‘兄弟’等行為，是‘四風’問題在稱呼上的具體表現。”
“如果領導干部過于看重自己的頭銜、過于在意官職稱呼，就容易滋生官僚主義。”在李成言看來，中央強調“黨內一律稱同志”，既是全面從嚴治黨的題中之義，也是尊重每個黨員主體地位和民主權利的要求。
干部稱呼呈四種異化
“黨內一律稱同志”是中國共產黨一直以來的優良傳統和政治規矩。這體現著黨員之間關系的純潔質樸，傳遞著相互之間的民主平等、尊重信任。正因此，“同志”這一稱呼很長一段時期在群眾中普遍使用，深受認同。
近年來，隨著社會生活的豐富、多元，“同志”這一稱呼在社會上使用漸少，一般人相互稱呼，更多地使用“先生”、“女士”或“師傅”等等。
而在黨政機關內，“同志”稱呼更多是出現在正式的會議、文件中，比如領導干部任免交接大會，以及領導干部任免通知。即使是在黨代會、黨委會和組織生活會、民主生活會這樣嚴肅的黨內政治生活中，互稱“同志”也曾減少過。與此同時，對領導干部的稱呼出現異化傾向。
從總體來講，領導干部稱呼存在四種異化傾向：
一是干部稱呼市場化。將市場經濟中對企業老板或高層管理人員的稱呼用到黨內生活中，比如老板、老總等。
二是官職化。比如不論何時何地均以官銜相稱，稱為“書記”、“局長”，而且對干部稱呼，副職一律免稱“副”字。
三是干部稱呼江湖化。比如稱領導為老大、大哥。
四是干部稱呼親戚化。比如互相稱兄道弟、呼姐喚妹。
“干部稱呼異化多數體現出等級觀念的思維邏輯，容易使上下級之間產生等級之感，讓黨內原本清爽的同志關系變得渾濁不堪，與新時期作風建設‘格格不入’。尤其是將江湖上的一些稱謂用在一個有信仰的團隊或黨內關系上，更是對自己身份的一種迷失。”南開大學教授齊善鴻說。
“有些領導干部在‘老板’、‘老大’之類稱呼中，形成這是我的地盤，這是我的勢力范圍的感覺。”齊善鴻說，這種稱謂，容易滋生唯我獨尊、趾高氣揚的心態，淡化了服務群眾的責任。在這種等級觀念作用下，一些領導變成了“老大”，組織原則、紀律意識漸漸淡薄。
源于意識跑偏
“干部稱呼出現異化，說明‘官本位’思想還根深蒂固，也折射出干部意識跑偏。”在李成言看來，“職務低的或者資歷淺的，擔心直呼同志對領導有不尊重之嫌，而職務高的或者資歷深的，擔心直呼同志引起下屬對自己的誤解，這是等級觀念在某種程度上的顯現。”
“領導干部稱呼異化表面是社會交往中的正常現象，卻折射出部分干部存在等級觀念。”李成言說，如果黨政機關一把手權力過大，一手操控下屬財權和人事權，缺少監督下級稱呼其為“老板”，實際上是權力格局的真實反映。
“對于普通黨員干部來說，自己職務的升遷，獎勵的評定，工作的安排，失誤的處理等等，這一切都與上級領導干部有直接關系。下屬如何稱呼領導干部，不得不掂量掂量。”李成言說，出現這樣的稱呼異化，其根源在于少數上級領導意識跑偏，有的甚至是內心喜歡。
“在機關工作，如何稱呼上級、平級和下級，確實值得琢磨。”西部地區某縣一位科級干部對本刊記者坦言，“稱呼平級和下級的同事為同志還好一些，但這種氛圍還沒有形成，帶頭叫同志，怕被人嘲笑。對領導，一般都是姓氏加職務。這些年都叫習慣了，一下改稱領導為同志，很難拐過這個彎。”
天津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天津師范大學基地孔德永教授對這個現象進行了剖析，“首先，受‘官本位’文化的影響，一些領導干部對來自他人的官職稱呼心安理得接受，同時獲得一種優越感。這種感覺日積月累，就有可能助長官僚作風。其次，過去由于權力過于集中而沒有得到相應制約，權力意識使人們不敢或不便在領導面前稱呼同志，有的選擇了迎合與恭維。”
“同志”凝聚黨內力量
從歷史角度來看，“同志”絕不僅僅是一個稱呼問題。早在1921年，中國共產黨一大黨綱中就規定：“凡承認本黨黨綱和政策，并愿成為忠實的黨員者，經黨員一人介紹，不分性別，不分國籍，均可接收為黨員，成為我們的同志。”志同道合，成為黨內凝聚力與戰斗力的堅強基礎。
隨后，“同志”漸漸成為習慣稱呼，在中國共產黨所建立的軍隊、解放區內廣泛使用。比如毛澤東在其《為人民服務》的文章中即有“……張思德同志是為人民的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還要重的……”。
1949年，新中國建立，“同志”一詞還涵蓋到所有支持、擁護中國共產黨政權的人們，具有廣泛的社會認同性。1954年民族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之后，“同志”一詞在中國大陸地區普及到社會各個層面，成為對所有成年人的稱呼，完全代替了“先生”和“女士”或者“小姐”的稱謂。
1959年8月3日，鑒于黨內部分同志開始稱呼職務，毛澤東致信劉少奇、周恩來、彭真等同志，建議黨內一律用“同志”稱呼，不要以職務相稱。1965年12月14日，中央專門發出通知，要求黨內一律稱“同志”。至此，“同志”這一稱呼已不單單只是一個稱呼，而且還是發揚黨的優良傳統、克服和抵制舊社會腐朽習氣和官僚主義作風的一種方式。
1978年12月，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再次指出：“全會重申了毛澤東同志的一貫主張，黨內一律互稱同志，不要叫官銜。”
“‘同志’這一稱呼，是一個信仰團隊的專有稱謂，包含著神圣、純潔、平等、民主、和諧的涵義。”齊善鴻說，“黨內一律稱同志”，有利于突出黨的信仰團隊性質，有利于嚴肅黨內生活、純潔同志關系，也將有效避免黨內同志間的庸俗之風，有利于黨內形成清清爽爽的同志關系，有利于增加信任、凝聚力量，讓黨內關系更簡單、更純潔、更堅強。
增強對權力的監督
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指出：“任何人都不準把黨的干部當作私有財產，黨內不準搞人身依附關系。規范和純潔黨內同志交往，領導干部對黨員不能頤指氣使，黨員對領導干部不能阿諛奉承。”
2014年5月，廣東省紀委發出《關于嚴明黨政機關工作人員之間稱呼紀律的通知》，禁止把同事、同志間的稱呼庸俗化，并指出其“破壞黨內民主，損害公仆形象”。實際上，禁稱領導干部為“老板”、“老大”，廣東并不是先行者。早在2003年，上海、甘肅等地也曾下發過類似“禁令”。
多位受訪專家認為，盡管各地紛紛發文規范干部稱呼，但這僅僅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還是堅定理想信念、增強黨內監督。
首先，加強黨性教育，提高黨內民主質量。
在齊善鴻看來，核心是在共同信仰下讓上下級之間對自己的角色有正確的認識，上下級能夠相互尊重，上級不模仿江湖或者市場中的關系而居高臨下，下級也不因為畏懼權力而一味屈從上級。這樣，才能將關系定位在共同的目標上，而不是個人的私人關系。近些年的一些問題，將工作關系、同志關系異化成江湖或者利益上的隸屬關系，就是產生問題的根本原因之一。
“要補足精神之鈣，用堅定的理想信念，幫助黨員干部清除‘官僚主義’等遺毒。”齊善鴻說，領導干部要堅持自尊自重，真誠待人，克服家長制、一言堂。“尤其是黨員領導干部不能凌駕于其他黨員之上，不能凌駕于組織之上。如此，才能建立黨內正常和健康的關系。”
而在孔德永看來，重申互稱同志的要求，既是全面從嚴治黨的題中之義，也是尊重每個黨員主體地位和民主權利的要求。只要黨員的主體地位和民主權利得到落實，自然就會發自肺腑地稱呼“同志”。
其次，領導干部嚴以用權。
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只有權力不越界，權利有保障，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才能簡單順暢。
第三，領導干部身體力行是關鍵。
華北電力大學教授夏寧認為，互稱同志推而廣之、蔚然成風，不能僅僅盯著“同志”這個稱呼來討論，而是要從作風建設的推進、制度舉措的完善、領導干部的以身作則等方面跟進，合力推動。“全面從嚴治黨，發揚黨內民主，黨員隊伍的整體狀態、精神面貌不斷改善，互稱同志也就自然而然了”。
“要使互稱同志真正落地，要抓好‘關鍵少數’。”李成言說，“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上有不好，下必戒之。”作為“關鍵少數”，主要領導應自覺提升民主修養，尤其一把手要自覺抵制“老大”、“老板”等稱呼，才能以上率下形成示范效應，進一步帶動黨內政治生態向好的方向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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