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家界原市委常委、副市長程丹峰利用影響力受賄一案日前在株洲市中級人民法院開庭。所謂“利用影響力”，指的是程丹峰利用其岳父蘇榮的影響力，為他人謀利并收受財物。程丹峰在懺悔時說了一句話：“蘇榮人生最大的失敗是娶了于麗芳”。
從媒體披露的情況看，蘇榮在江西省委書記任上時，省內一些官員向其行賄，很多是通過“于姐”。“于姐”收錢收物毫不避諱，蘇榮對此知情但不加阻止；一些官員還盯緊“于姐”的藝術愛好，向她贈送瓷器、書畫等“雅賄”；受賄后的“于姐”直接出面找江西的各級官員，插手城市建設、土地開發、礦產開發，甚至插手官員晉升……其實不只是女婿如此感慨，媒體上也早有“蘇榮禍起其妻于麗芳”之說。
“紅顏禍水”的話古已有之，于麗芳造的“禍”，是明擺著的。然而，曾經官至副國級、如今身陷囹圄的蘇榮，其“最大的失敗”真的只是“娶了于麗芳”嗎？聽起來，蘇榮似乎只是“于姐”的替罪羊，但事實顯然不是。
作為領導干部的蘇榮，管好家里人，是黨紀黨規的基本要求，也是干部自身的廉潔底線。在廉潔的問題上，如果領導干部連自己的妻子和家人都管不住，豈能管好一個單位、一個地方？管不住家人，意味著的就是失職，甚至是放縱，而放縱的下場，就是跌落違法犯罪的深淵。
媒體報道說，“于姐”收錢收物毫不避諱，蘇榮“對此知情但不加阻止”。這里至少透露出兩個信息：一是“于姐”能夠屢試不爽，很大程度上是依仗了丈夫手中的大權；二是丈夫并沒有被“蒙在鼓里”，他完全知情，卻聽之任之。問題的關鍵恰恰就在這里：以蘇榮的官位不會不知道黨紀國法意味著什么，更不會不明白自己的妻子在做些什么。但明知如此，卻不加制止，至少說明蘇榮是“怕老婆”的。
一個堂堂的省委書記何以“怕老婆”呢？原因或許有很多，但主要有三：
一者，蘇榮自己本來就是一個貪者，自己不清不爽，又有什么資格去管教妻子？二者，長期家風不正，導致妻子得寸進尺為所欲為；三者，曲解了夫妻之間感情的真正內涵，當丈夫的總以為平日顧家少，就對妻子的一切要求百依百順，以此作為一種彌補的方式。殊不知，蘇榮越是“怕老婆”，“于姐”就越會變本加厲。她可以直接給省市領導打招呼提拔使用干部，對于辦得不得力的，還向蘇榮施壓；有一次，她收受某領導干部錢款后讓蘇榮提拔其職務，蘇榮最終“沒辦成”，還引來妻子與其大吵大鬧——你看這明火執杖，已經到了怎樣的地步？
或許，蘇榮曾經有過苦衷，可這不就是他自己以踐踏黨紀國法為代價給“慣”出來的嗎？不論從哪方面講，蘇榮都難辭其咎。
最近，網上盛傳著山西原省委書記胡富國的廉潔事跡，其中講到他與妻子之間的深厚感情。早在上世紀50年代末，胡富國的夫人常根秀就沒了正式工作。后來，胡富國官越做越大，卻始終也沒給妻子安排工作。1990年春，《人民日報》在頭版刊發特寫《副部長夫人燒鍋爐》，人們才知道時任能源部副部長胡富國，夫人竟在家屬院給澡堂燒鍋爐。胡富國曾告訴妻子：“一人得道，雞犬升天，那是舊社會。咱不能搞封建社會那一套，如果自己都做不好，哪有資格去管別人？”妻子對此并不以為怪，報之以幾十年不變的理解和溫情。山西的冬天天寒地凍，胡富國常常穿著妻子做的棉襖，還向人歷數妻子做的棉襖的好處，一時引為佳話。
胡富國何以能夠管住妻子？就是因為他做到了慎權、慎欲、慎初、慎微，就是因為他爭取了妻子的理解，贏得了妻子的支持。正因為胡富國對自己的家人要求嚴格，不謀私利，對待工作又滿腔熱情，對百姓更勝似親人，方換來極高的口碑。同樣都擔任過省委書記，在胡富國面前，蘇榮何止羞赧了得！
無論什么年代，親情關都是為官者必過的一道關。妻子兒女與自己朝夕相處，甚至患難與共，面對他們，人心總有柔軟的一面。但何時可以柔軟，何時必須堅硬，卻是對做人原則的更大考驗。對于家人的違規請托，有的領導干部總是“盛情難卻”。為何？說到底，還是該硬的地方成了軟肋。可一旦把這些當作“人性弱點的避風港”，結果很可能被拖下水去，蘇榮一家就是最好的例子。
領導干部過好親情關并不容易，但共產黨人的黨性原則，必然要求領導干部必須自覺擺正黨性與親情、原則與友情的關系。前車之鑒不計其數，如果在原則問題面前依舊什么臉都敢給，什么錢都敢收，什么事都敢做，蘇榮的今天，何嘗不是你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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