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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開兩年后，福建省委常委、宣傳部長李書磊重回北京。
這一次，他接下的是北京市委常委、紀委書記的擔子。
據北京日報社旗下微信公號“長安街知事”1月3日深夜消息：近日，中共中央批準：李書磊同志任中共北京市委委員、常委和市紀委書記，葉青純同志不再擔任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委員和市紀委書記職務。
1964年出生的李書磊上一次離開北京前的職位是中央黨校副校長。他曾在這個副部級的職位上待了6年。
在這6年里，李書磊幾乎沒有接受過媒體采訪，“他的低調，是任何場合的低調，絕非刻意掩飾”。
他的部下給出了6個字評價：嚴謹、低調、務實。
一
14歲那年，也就是1978年，李書磊考入北京大學圖書館學系，之后又在北大中文系拿下碩士、博士學位。
相比大多數同齡人，他要早上4年進大學，“神童”之名由此而來。
李書磊有一次對“神童”之名進行了解密：“我小學時連跳兩級。跳級是因為在班里學的東西我大哥在家里都教過我了,聽課沒意思, 就逃學。逃學被老師逮著，我就裝病，裝肚子疼，肚子疼不好查。老師告狀到我家，我爸就和我哥商量，讓我跳級，跳了級，課都是新的，都不會了，就不敢逃學了。”
讀小學時，李書磊并不是一個討老師喜歡的學生。
這點李書磊后來自己也承認：“老師不喜歡我，還老整我。我被同學評上‘五好’學生，老師卻把我‘拿’下了，我覺得很受傷害，天昏地暗。”
李書磊曾自稱“小孩兒里的文人”。
他上小學時的那個大隊叫破車莊，一個大隊有好幾個自然村，所以同學們來自不同的村子，兩撥小孩兒見面就大聲咳嗽，誰咳嗽得厲害誰就是爺爺，因為老爺爺們都咳嗽。往往見面咳嗽之后就陷入混戰。
李書磊并非打架主力，一般只出主意，故自稱“文人”。
“文人”李書磊兒時生活也不全在“刀光劍影”中虛度，李書磊最愉快的事情就是自己能看很多書。
“我把家里的書都看了一遍，《林海雪原》《西游記》《紅樓夢》，能找到的我都看。當時我最喜歡《西游記》了，看了就學孫悟空，撅斷我們家后院的小樹，把皮剝了，當金箍棒。”彼時，過日子受窮是大人的事，小孩子們總能自尋歡樂。
二
生于1960年代早期的孩子常常被人們視為幸運兒。
“文革”狂飆突起時，他們還小，受到的沖擊不大，也不用像他們的哥哥姐姐們一樣，早早地就上山下鄉了。
等到他們大了些，接受完高中教育的時候，1977年，高考又恢復了，成績好的農村孩子就可以考入大學，畢業后進入各個領域貢獻自己的光和熱。
1964年出生的李書磊都趕上了。
1978年，14歲的李書磊參加完高考后并不作多想，乖乖回家干活。一天，他正在黃河灘上放羊，他姐姐拿著北大的錄取通知書去找他，他在看到通知書的那一剎那，把羊鞭狂甩進黃河，“當時就想，這下子終于不用放羊了。”
為什么選擇北大？李書磊后來解釋過。
“在考大學之前，我在人民日報上看見一幅照片，是北大中文系工農兵學員高紅十和她的同學在討論長詩《理想之歌》的寫作。高紅十與《理想之歌》，我當然仰慕得很，但當時給我印象最深的，不是詩，也不是詩人，而是他們圍著的那張桌子：桌子有光可鑒人的桌面，他們的影子映在上面，在我眼中，那太漂亮了，太高級了。這桌子極大地打動了我，使我對北京大學產生了強烈的向往之心。”
李書磊的本科并不在中文系，不過，他的碩士和博士都選擇了文學作為自己的專業。
三
李書磊和北大中文系教授孔慶東同為1964年人，但1983年，孔考入北大中文系本科時，李已經是中文系碩士一年級學生了。
換句話說，孔算得上是李的嫡系師弟了。
孔慶東在一篇《北大博士李書磊的怪異風采》的文章中寫道：“李書磊在當今的青年學者圈里，屬于少年得志、官高爵顯的一位，我等文學青年皆以師兄事之。事之是事之，然而在感覺上，李書磊卻怎么看也并不像個師兄，連師弟也不像，說得冒犯一些，倒有點像師外甥——即某位師姐的高徒或者令郎也。”
孔慶東還記得，剛上北大不久，班主任溫儒敏老師說：“你們不要那么狂，今晚我帶一位研究生來給你們介紹學習經驗。”
到了晚上，溫老師領著一個白白胖胖的大孩子來了，說：“這就是你們的李書磊大哥哥。”
大家頓時好奇心起，心想別是溫老師上中學的兒子吧。一交談，“才知原來李書磊跟我同歲，但比我早四年上大學——他是少年大學生”。
李書磊和那些“老三屆”同班，班里有的同學比他年紀大一倍，還有的女同學是帶著孩子來上北大的，孩子的戶口就落在他們班上……
師弟孔慶東回憶，“年輕的李書磊很受男生嫉妒，也很受女生那個，但他似乎渾然不覺。他甚至不覺得自己年輕，他真的以一位兄長的態度給我們介紹北大的掌故，介紹他的研究課題。”
當時李正在研究20世紀80年代“青年作家群”的問題，他講得興致勃勃，眼鏡后面的小細眼睛笑瞇瞇地看著簇擁在他身旁的幾個女生。
“他不知道，坐在遠處的男生才是認真思考他的課題的，坐在近處的女生則大都是心懷叵測之徒。”孔慶東有點戲謔地寫道。
四
北大十年，同學們也教會了李書磊很多東西。
他們大都是高中畢業后闖蕩過一陣子的人，工農商學兵五行八作的人都有，他們帶給李書磊的簡直是一部中國社會史。
李書磊后來談起這段歲月，“同學們的經歷與見識使我很快擺脫了中學時代通過報紙、課本認識世界的偏狹，加上當時正如火如荼的思想解放運動，我的思想與心智在不斷的驚愕中進步。”
畢業后的李書磊走了一條堅定的學而優則仕的道路。
1984年碩士畢業后，李書磊被分配到中央黨校文史教研部任教，兩年后，他又重返北大中文系拿了一個博士學位，之后又回到了中央黨校任教。
自1989年12月起，李先后擔任中央黨校語文教研室主任、文化學教研室主任、文史教研部副主任、主任，中共中央黨校培訓部主任，中共中央黨校校務委員、培訓部主任，校務委員、教務部主任。
其間，他還曾先后赴河北青龍掛職縣委副書記，赴陜西西安掛職市委副書記。
2008年12月，年僅44歲的李書磊出任中央黨校副校長，官至副部級。其時，中央黨校校長是時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習近平。
五
盡管身居高位，在中央黨校同事心目中，李書磊還是習慣于用學者的語言與周圍人討論問題，而非官員的語言。
他通常的講話，只對一個問題進行學理分析，同時又能與黨的重大理論聯系起來。
李書磊常常說：“講話不能講滿，要留有余地。”
這個“余地”，不是出于做人的油滑，而是“他認為在你不能窮盡和掌握所有分析材料的時候，應該有學者的嚴謹，說滿口話不是學者應有的態度”。
中央黨校黨建教研部是李書磊在中央黨校具體分管的部門之一，在該部一位教師的印象里，李書磊幾乎不喝酒，一般也只參加他分管領域的外事活動，他有著學者的嚴謹，但也有文人的幽默。
有一次，一位外國友人來參訪黨校，送了李書磊一樣類似于當地土特產的東西，李書磊端在手里就問：“這個是吃的東西，還要交公嗎？”
這位教師還記得，每次黨建部青年教師的讀書會，李書磊幾乎都會來參加，不僅僅是聽，還會自己講。
“我們都很佩服他這點，雖然是文學專業出身，但他對政治學領域也有自己的學理思考。他往往從政治哲學的高度，能夠把我們的觀點包容進去，”這位教師說，“他的見地就是能把年輕教師吸引住。雖然早就知道他有‘北大神童’稱號，但仍然會被他的超然稟賦折服。”
曾任中央黨校校長的習近平提出中央黨校要成為一流學府。
習近平說，“一流學府”要體現在一流的教學和科研、一流的人才和隊伍、一流的硬件和基礎設施、一流的管理和服務、一流的風氣和人文環境五個方面。
李書磊對此有自己的思考。他經常對教師們說：“外界評價中央黨校的老師講話敢講，我更希望外界說我們的老師很有學問。”
李書磊喜歡和年輕人聊些輕松話題，甚至不惜爆光一點自己當年的糗事。
比如他在北大讀書那會兒，如何當同學電燈泡的故事。李回憶說，那次當電燈泡最大的收獲就是吃了有生以來最香的一頓水餃。
他雖然允許年輕人犯些小錯誤，但該嚴格的時候還是很嚴格的。
有一次，一位年輕教師在說自己這一年發了多少多少文章，李書磊正好聽到，馬上指出：數量不是關鍵。
另外一次，一位年輕老師恰好發表了篇談石家莊的城市建設邏輯的文章，李書磊注意到了，專門找到那位年輕老師說，“你那個觀點不一定對，我們好好聊聊。”
李書磊對青年學者的關心還體現在生活上。他拿到經費首先會向青年學者傾斜，他常掛在嘴上的一句話是：“最優秀的人到了我們黨校，如果我們不給他們機會，不關心、不培養他們，這是極不負責的行為，甚至是損陰德的事。”
話語間分量已經很重了。
七
李書磊的學問在學界一直頗受好評。
上個世紀90年代初，李書磊閉戶讀書，寫出了一系列重讀經典的好文章。
那個時候，“李書磊”三個字堪稱如雷貫耳，他的《為什么遠行》《雜覽主義》《重讀古典》《文學的文化含義》《我觀世音》等一系列書籍，不僅引起學界的注意，更在全國擁有相當可觀的粉絲讀者。
至今，豆瓣讀書上關于《重讀古典》一書的討論中，仍然可以看見有年輕讀者評價：“讀一下他的文章，我們就會知道李書磊的判斷是多么深刻。”
1989年到1991年這兩年間，李書磊曾在北京西郊賃屋而居，不問世事，只在窗下苦讀古書。
“讀到感動之處，就特別想找人聊一聊，但沒有人，我就把心得寫成札記。有一天傍晚，我走出家門，門外正紛紛揚揚地飄著大雪。我一下子就想起了艾青的詩《雪落在中國的土地上》，站在雪地里，不知為什么，我竟淚流滿面。”李書磊說。
后來，李書磊把這些讀書札記整理發表，寫了一系列重讀古典文學的好文章，也就有了1997年的《重讀古典》。
李書磊從不否認自己著書是出于一種情感需要。“人過了25歲，滄桑感就有了，漂泊感也有了。年輕的時候，憑青春力量四處闖蕩的那個階段結束了，情感的浪漫主義也結束了。這時候，就特別需要一種情感的寄托、一種情感的皈依。追根溯源，對于國土的情感，對于中華民族的情感，包括對于中國經典和漢語的情感，才是我們真正的精神寄托。”
這種情懷在孔慶東的文章中也得到佐證：“每見書磊，他總是號召大家埋頭讀書，為國效勞，一副‘龍頭老大’的氣派。”
李書磊曾自稱最敬佩白居易。
他認為，白“是一個偉大的人道主義者，他用佛家的無差別心洞見人生，他避免了人們常用的那種等級偏見”。從《琵琶行》到《長恨歌》，白居易不僅體察了下層的苦難，為歌妓的遭遇而濕了青衫，也還給了帝王“人”的角色，同情作為一個帝王內心的痛苦與無助。
李書磊說：“這入骨三分的傾訴使我們對無限的人生肅然起敬，我們從這里讀出了對人類整體命運的深深悲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