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3月，重慶市長黃奇帆在北京參加兩會。 CFP 資料
2010年1月，黃奇帆58歲。
在重慶市三屆人大三次會議上，代表們把掌聲送給了這位新晉重慶市長。
“我熱愛重慶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我要像黃桷樹一樣扎根重慶。”黃奇帆在發言時說道。
從2001年10月來到重慶，黃奇帆擔任副市長已8年有余。此次獲得扶正，成為黃仕途上重要的一環。
黃奇帆的身上從來不缺關注。
他樂于闡釋思路和理念，無論是在大型論壇上，還是在接受媒體專訪中。他的講話經常被整理成文，在網絡上被轉載、被點贊。
出于個性，他在公開場合經常直言不諱，讓周圍人擔心，這樣的“高調”和“直白”會影響他的仕途。這種擔心，多出于愛惜。
自然，關于黃奇帆的爭議，同樣不會在輿論場缺席。人們的關注點，也不會只停留于他的經濟和改革理念上。2012年的“薄王案”，曾讓他經歷了人生和仕途的一場大考。
如今，黃奇帆已在重慶工作14載，主政重慶市政府也近6年，現年63周歲的年齡，也已接近正部級官員擔任實職崗位的65周歲界限。
自信
“包賠！”
為了吸引惠普等企業落戶重慶，打消對方擔憂零部件要從其他地方運來，運輸時間長、物流成本高的顧慮，黃奇帆曾經承諾，“如果3年內不能做到80%的零部件在重慶本地生產配套，導致企業的成本增加，重慶包賠。”
事后，黃奇帆曾向媒體承認，自己當時基于大膽的判斷，“豪賭”了一把。
黃奇帆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毫不掩飾自信和自我認可的一面。“他不是去評功擺好，是技術官僚的誠樸。”曾多次采訪過黃奇帆的資深媒體人紀碩鳴這樣認為。
2009年，黃奇帆赴臺，來到鴻海集團的辦公室。董事長郭臺銘只帶了一個辦公室主任來見，時間也只有半小時。
“我不是來招商，而是來討論一下你的發展戰略。鴻海5年只做零部件，沒做一臺電腦，為什么？”坐定后，黃奇帆說。
郭臺銘回答：“沒有品牌商給我下單，就只能為拿到單子的整機廠做零部件。”
“如果我有4000萬臺電腦，拿出1000多萬臺給你做，條件是把零部件一起帶過去，你干不干？”黃奇帆問。
郭臺銘來興趣了：“你慢慢說，我打個電話。”
無論是在接受《亞洲周刊》專訪時，還在重慶市委黨校作講演時，黃奇帆均曾描述過這次會面的場景。
3分鐘后，鴻海的4個副總裁、10個部長相繼來到會議室，半小時的會變成了4個小時。3個月后重慶跟富士康簽約。
為了盡可能降低渝新歐班列的貨物運價，黃奇帆還與中國鐵路總公司有過“對賭”。
2011年，渝新歐班列剛開通時，運價是1美元（1美元/標箱·公里），2012年，運價0.8美元，2013年又降到0.7美元。但對于黃奇帆來說，最理想的價格是0.6美元或者更低。
因為只有這樣，渝新歐班列的整體運輸成本，才可以和海運打平。
“這個‘對賭協議’不是我跟鐵道部同志不高興吵架。我希望他價格低一點，他說你規模數量太少，少的話他要賠本，他說你如果數量上去了，我價格可以低一點。我說那你價格低了，我數量就上去了，所以兩個人就開始‘對賭’。”今年3月，黃奇帆在接受鳳凰衛視主持人吳小莉專訪時說道。
最后，雙方約定，渝新歐鐵路班列如達到100個專列，運價即0.6美元，如果未能達到，則運價為0.8美元。
“萬一你價格下來，我（的班列數量）還上不去，那我賠你。”黃奇帆很自信。“最后的結果呢，果然事隨人意。”
2010年8月31日，國務院新聞辦在新聞發布廳舉行新聞發布會，時任全國綠化委員會副主任、國家林業局局長賈治邦和中共重慶市委副書記、重慶市人民政府市長黃奇帆介紹“綠化長江 重慶行動”有關情況，并答記者問。黃奇帆接受媒體采訪。 CFP 資料
電子腦殼
黃奇帆學歷不高，基本上屬于“在工作中學習、在實踐中成長”。
表面上看，黃奇帆為他的執政理念找到了很好的包裝——“龍蝦三吃”，“穿衣服、脫衣服”，PPP（Public-Private-Partnership，即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模式）……但去掉這些詞藻，其實可以認為，他總是從問題出發，找到了實用的、有效的解決問題辦法。
談到黃奇帆，重慶市政府參事王崇舉的首個評價是：“他是一個勤于學習的領導。”
“在他自2001年10月到重慶任職這14年間，不斷與時俱進，他所關注的話題、所關注的工作重點，是隨著時間、環境、空間、政策的變化不斷變化、不斷進步的。”王崇舉在接受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采訪時說，“他看的資料很多，我甚至不了解他都在哪些空閑時間里進行閱讀的，但是我感覺他在每一次報告或者在談論中說起某些話題的時候，總能解讀最新的信息、國際國內產業的最新動態，而這一點光靠秘書是不可能的，只能靠自己。”
兩位與黃奇帆有過接觸的相關人士告訴澎湃新聞，黃奇帆每天閱讀大量報刊，以財經類為主，“一大疊報紙邊看邊撕”，把他認為有用的資料放在文件夾里，見縫插針地讀。
黃奇帆的博聞強識給外界留下深刻印象，他在脫稿講話中對各類經濟數據的準確運用，讓他得到了一個“電子腦殼”的評價。
這多少還是因為刻苦。一位熟悉黃奇帆的重慶資深媒體人向澎湃新聞介紹，黃每天在辦公室看各個行業的數據，分析行業情況，“他把數據記在一個本子上，每天翻。”
主持人崔永元曾經在采訪黃奇帆時發問：“你每天腦子里好像除了這些數字就是規律、條框，生活有意思嗎？”
黃奇帆答道：“當然很有意思。因為我的生活就是一個模式的，得不斷地面對各種各樣的問題，要想出辦法去解決它，在不斷解決問題的過程中，你就會很愉快。”
黃奇帆口才好，精力旺盛。重慶市委黨校教授蘇偉幾次在黨校聽過黃奇帆的講演，他笑稱，大家聽得“很痛苦，也很幸福”。
痛苦是因為，黃奇帆一上臺就能持續講幾個小時，9點開始的講演往往要到12點、甚至12點半才結束；幸福則在于，講演的內容著實精彩。
“黃大嘴”
對于黃奇帆的性格，王崇舉用“可愛”來形容。
“他批評起人來非常厲害。他在感覺跟你說不明白一件事情的時候，他會很著急。”王崇舉說，“但是當我們把這件事情做好了以后，他是不吝嗇表揚的。但是他的表揚和肯定不是停留在口頭上的，而是落實在對干部的重用上。這種重用不是體現在職務上的重用，而是讓干部承擔一些更重要的工作。”
一位黃奇帆的下屬對澎湃新聞稱，黃奇帆“對事不對人”，如果工作人員事情沒有做好，他甚至會爆粗口。
記者鄧全倫曾寫道，在重慶，黃奇帆是出了名的心直口快，人稱“黃大嘴”。對于官場不良作風以及辦事不力的部屬，他更是敢于直言，甚至“怒斥”。
2008年重慶“兩會”期間，一次提案現場辦理會上，某局官員發言盡說些對解決問題無實質幫助的套話、官話。黃奇帆當場斷喝：“這種場合就不要說官話了！”
2009年9月30日，一房產商在重慶民營經濟發展座談會上匯報：房屋車位采取統一配比、一刀切的方式，造成全市袖珍小戶型、低檔型樓盤大量車位閑置，價值幾百億元。聞此，黃奇帆拍案而起，指責規劃建設官員：“這簡直是不動腦筋！回去好好解決此事！”
在《重慶追尋紅色GDP》一文發表后，黃奇帆對作者紀碩鳴發了火。
“他很直，有什么想法就會說。他認為文章的意思是重慶GDP是唱紅唱出來的，寫紅色GDP是在給人家提供炮彈。”紀碩鳴只好向黃奇帆解釋，文章其實是說重慶經濟發展的目的是為老百姓服務。
“他說，‘你這么講就對了，你早點找我我還可以給你多點數據。"紀碩鳴告訴澎湃新聞。
這種“對事不對人”的批評不僅限于黃奇帆自己的工作班子。
他認為其他省份、部門的做法有不合理之處時，便要說出來。
2006年1月上旬，上海舉辦關于“長江黃金水道開發”的主題報告會。時任重慶副市長黃奇帆在演講時，暗批南京長江大橋和武漢長江大橋阻礙重慶的發展，稱應該考慮將其拆除。
更被關注的是2014年1月14日，黃奇帆在重慶市經貿工作會議上發表的對股市的看法。
當時，黃奇帆談到了股市改革的順序問題，認為應當先建立多層次資本市場；然后再推多渠道股權融資讓巨量現金進入股市，提振股市信心；接下來再啟動股票發行注冊制改革。
“一般類的改革，一定要接地氣，懂行情，經濟學的道理可能大家都知道，如果你知道根據實際情況，按照改革需求順序出牌這個道理，遵循工作秩序。那就是一副好牌，次序打亂了，你就會輸。”他強調。
以省級行政首長的身份發表不屬于其分管工作領域的言論，這在中國政壇實在少見。
而這番頗有針對性的言論經媒體報道后，直至今時今日，仍被津津樂道。“黃大嘴”的形象也從此深入人心。
2015年3月4日，黃奇帆（左）參加十二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預備會議。 CFP 資料
風波
2012年，對于黃奇帆來說，或許有些煎熬。
當年11月20日上午，重慶市召開全市領導干部大會，傳達貫徹中共中央關于重慶市委主要領導同志職務調整的決定。
此次大會宣布，剛剛在中共十八大上當選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張德江不再兼任重慶市委書記，新任中央政治局委員孫政才接棒。
在這次大會上，黃奇帆數度落淚。多位知情人士向澎湃新聞證實了這一信息。
《大公報》記者韓毅在現場見到，黃奇帆發言回顧張德江為重慶做的很多具體工作時，當場落淚，飲泣良久難以繼續，后在重慶官員們鼓勵的掌聲中恢復過來再逐字逐句發言。他表態將在孫政才為班長的市委堅強領導下，再接再厲推動重慶各項事業繼續發展時，再度淚灑會場。
這一年，重慶發生的大事眾多。
這一年年初，發生了國內外矚目的“王立軍事件”。
薄熙來案一審判決書提到，2012年2月1日下午，薄熙來違反任免公安局黨委書記、局長須經上級公安機關批準的組織程序，主持召開中共重慶市委常委會議，免去王立軍重慶市公安局黨委書記，局長職務。
在2013年8月的薄案庭審中，公訴人向法庭出示了包括黃奇帆等多人的證言，證實在2012年1月29日、30日、31日，薄熙來曾讓秘書車某分別通知黃奇帆、陳存根、張軒、徐敬業、劉光磊等時任重慶市領導談話。并經薄熙來提議，在未取得公安部同意的情況下，免去王立軍公安局黨委書記、局長職務。
2012年2月6日，被免去重慶市公安局黨委書記、局長職務數日后，時任重慶市副市長王立軍進入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滯留1天后離開。
2月28日，黃奇帆在接受香港鳳凰衛視專訪時描述稱，事件發生后他曾帶領自己的秘書長前往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進行交涉，與王立軍本人具體地討論兩三個小時后成功說服其“自愿”離開。
3月9日，時任中央政治局委員兼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出席十一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重慶代表團中外記者會時首次回應“王立軍事件”，稱“非常痛心”，并承認自己“用人失察”。
3月15日，薄熙來被免去重慶市委書記、常委、委員職務。同日，王立軍被證實已被免去重慶副市長職務。
4月10日，薄熙來被停止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委員職務，由中央紀委對其立案調查。
一時間，人們翻出黃奇帆在2010年全國“兩會”上的那番表述——“我和薄熙來書記配合默契，如魚得水，相處得愉快來勁。目前，重慶市委、市政府班子之間，形成了心齊氣順、風正勁足的局面。”
“很多人都為他捏一把汗。結果他就是不沾邊，他經受住了考驗。”一位熟悉重慶政情的知情人士對澎湃新聞說。
但“薄王事件”后，各種各樣的猜測還是如影隨形。
彼時，無論時政觀察者，抑或關心重慶發展者，大多秉持著觀望的心情，看待重慶官場。
2012年4月，韓國三星電子總投資約為300億的閃存芯片項目沒有如外界所預期的那樣落戶重慶兩江新區，而是選址西安高新區。這被解讀為部分受到“薄王事件”及其后續的影響。
冷暖自知。再復雜的局面，黃奇帆還是要面對。尤其在其擅長的經濟領域，重慶最終抵住了“薄王事件”帶來的影響。
張德江在離任重慶市委書記時表示，經過全市上下的共同努力，重慶實現了社會大局穩定，經濟平穩較快增長，民生進一步改善，黨建進一步加強，特別是成功地召開了重慶市第四次黨代會，實事求是地總結了過去的成績，經驗和教訓，對重慶未來的發展作出了科學的規劃。
兩個多月后，2013年1月31日下午，重慶市第四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第三次全體會議舉行。在同樣的掌聲中，黃奇帆獲得連任。
黃奇帆迎來了他的第二個重慶市長任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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