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鄉官之痛：一年要簽幾十個責任狀
本刊記者：夏自釗
"說我們是一方諸侯，恐怕是一方‘豬猴’吧，鄉鎮長是‘豬’,特別能吃窩囊，鄉鎮書記是‘猴’,縣里一敲鑼我們就得上場。"中部某省一位鎮長在"基層干部論壇"里這樣調侃自身這個群體。
該鎮長眼中的"窩囊"，就是鄉鎮政府"權力無限小，責任無限大"，"鄉鎮變成工作機器，有限的人力資源大部分只能用來應付上級下達的各項指標任務。"
在政府執行系統中，省、市、縣，各級政府的任務壓下來，最后落到鄉鎮干部頭上，可以說是"上面千條線，下面一根針"。
"虱子多了不癢"
山橋鎮是一個正在向工業化轉型的農業鎮，2012年財政收入約1500萬元，除了傳統的農漁業，近年來電子電器和紡織逐漸成為主導產業。張鎮長向《決策》記者細數了鎮里所有的部門，有招商引資、安全生產、計劃生育、信訪維穩、征地拆遷、規劃建設、綜治、民生、園區建設、農業發展等諸多部門。
其中，社會治安綜合治理、計劃生育、招商引資從來都是縣里對鄉鎮"一票否決"的核心。近年來，又增加了安全生產、節能減排、環保等"一票否決"，哪一項不達標或出了問題，一年就白干了。
每年年初，各項會議接二連三，縣里布置工作，然后責任分解，一個通常的環節就是縣里與鄉鎮簽訂目標責任狀。作為鄉鎮一級，每年與縣里簽訂幾十個責任狀是輕飄飄的事情，從安全生產、食品安全、危房改造、護林防火、計劃生育，到農合、農保、設施農業、土地管理、綠化、防汛、護路、信訪穩定……
"簽得多了，也就不記得了，虱子多了不癢。"云水鎮萬書記苦笑著說。任務接了，責任擔了，考核問效便接踵而至。每季度末、年中、年底，各部門各單位的檢查鋪天蓋地。
云水鎮是工業鎮，主導產業是水泥建材，2012年財政收入約1.5億元，是所在縣的工業強鎮。縣里對云水鎮的考核主要是安全生產和節能減排，在市里的壓力下，這兩項考核極為嚴格。"哪件也不敢馬虎，誰也不敢得罪，經常為了一分半分求爹爹告奶奶。"萬書記告訴《決策》。
"攤子多、任務雜倒是不怕，關鍵是這么多的業務、這么多的責任下移，甩給鄉鎮后他們真的能做好嗎?一張簡單的責任狀，實際上更多的是文字游戲，責任分配了，有人頂著了，出了事由你負責。如何上下齊心，把工作真正做好，絕非一張紙下達可成。"山橋鎮張鎮長對名目繁多的責任狀很是抱怨。
對于"一票否決"，鄉鎮干部有諸多怨言。云水鎮萬書記說："縣里為了推動一項工作，就加個一票否決，一票否決已變成N票否決。我們一年中有一半多時間在應付各種評比和檢查。"為了應付檢查，不被否決，鄉鎮干部相當一部分時間都耗費在寫匯報和整理材料上，造假的情況時有發生。
一票否決中的安全生產最受詬病，安全生產執法由"條"上管，責任由"塊"來擔。出了事故，所在鄉鎮的書記、鎮長是第一責任人，還可能為此丟"帽子"、進"局子"。鄉鎮干部都說，對安全生產，我們"一只腳在牢外，一只腳在牢里。"
作為"一票否決"核心之一的計劃生育，鄉鎮不敢有絲毫懈怠。現在，很多傳統管理手段已屬違法，硬的不敢用，軟的不頂用，加上隨著群眾經濟收入提高，對幾萬元的罰款已不大在乎，計生工作難度極大。
鄉鎮"事多錢少"，"要錢"也成為鄉鎮干部的一個重要工作。鄉鎮最常采取的方式是通過項目申請的方式，如申請修路建橋、興修水利等，然后通過各種方式，動用所有關系將報告交給上級政府相應部門。這就必須在第一時間得到信息，知道省、市、縣剛好有項目，然后有針對性地去申請。
"我們都是沿著部門找上去，從縣到市到省，甚至到中央，人脈關系非常重要。"山橋鎮某擅長"要錢"的副鎮長告訴《決策》。
無論是完成目標責任、應付一票否決，還是"要錢"，都是鄉鎮的常規性工作。"鄉鎮政府的中心工作是什么?"《決策》記者采訪的幾個鄉鎮干部的答案幾乎一致，即發展和穩定。具體來說，發展就是招商引資和城鎮建設，穩定就是綜治維穩。
殫精竭慮為啥事
山橋鎮張鎮長在接受記者采訪前，剛開完一個征地動遷現場會，縣里為了上馬一個項目一直在催工期，可還有幾戶的賠償要求滿足不了，征遷一直沒有進展，還經常挨縣領導批評。開現場會時，縣政府打來電話，讓他第二天參加季度招商引資調度會。
張鎮長告訴記者：“征遷和招商引資是我們目前的核心工作。征遷是為了招商和發展，但少數拆遷戶越級上訪讓我們很被動，遲遲動遷不了，不但招商黃了，城鎮建設也滯后了。”
“征地拆遷，如今已取代計劃生育，成為天下第一難事。”云水鎮萬書記告訴《決策》。記者采訪中了解到，鄉鎮在發展的壓力下開始未批先建、急于征拆，你追我趕、惟恐落后。
征遷之難，主要在于拆遷補償標準問題。實際征地拆遷工作中，執行的補償標準很多是“拍腦門”的，難以實施，根本不具可操作性。由于標準不準，拆遷補償工作便充滿彈性。少數拆遷戶得知有這種彈性時，便與政府展開“博弈”，認為拖得越久補償便越多，拆遷工作很難開展。
山橋鎮丁副鎮長舉了個例子：“十個豬圈(無豬，土墻，石棉瓦頂)，要價40萬元;搶建的一畝地粗樹樁，要價50萬元;一個花卉苗圃，要價數百萬元。”很多民生項目、國家道路建設、大型企業用地，往往因為個別拆遷戶不實際的要求而難以落實。
征遷之外，信訪毫無疑問是鄉鎮又一難事。取消農業稅后，農民負擔已不再是引起上訪的主要原因，但群眾上訪原因多種多樣，“防不勝防”。
鄉鎮干部表示，如果都是正常的上訪就好辦了。據了解，所謂“正常”的上訪絕大多數不是越級上訪，上訪的第一站都是鄉鎮政府，有明確合理的利益訴求，基本都能在鄉鎮范圍內解決，這類上訪占多數，但少數纏訪、鬧訪、涉法訪卻讓鄉鎮干部苦不堪言。
“有的問題已經解決過，并且大家都認為合情合理，但當事人還不服;少數人信‘訪’不信‘理’，認為大鬧大解決、小鬧小解決、不鬧不解決;有的法院已終審，但當事人還要找政府，按屬地管理原則，鄉鎮要穩控住。”山橋鎮某副鎮長很是無奈地說。
少數基層干部工作中的偏差也是引發上訪的一個因素。云水鎮萬書記告訴《決策》：“少數村干部忽視矛盾，發現問題不及時處理或處理有瑕疵，甚至不依法辦事。不負責任的躲避推諉、敷衍搪塞，使本來可以及時解決的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導致矛盾升級，范圍擴大。”
有群眾上訪，就要接訪，接訪耗費了鄉鎮干部相當大的精力和時間，山橋鎮張鎮長告訴《決策》：“經歷過最難辦的個體訪，來了非鎮長不見，拐彎抹角總能找到你，根本不和副職對話。也經歷過涉法訪，人家說，我又不找你政府麻煩，不關你事，只有苦笑;還有那些歷史遺留的、欠賬的、各種各樣糾紛的，什么樣的人和事，你都要接觸，都要處理，總之一個字‘累’!”
如何接訪?怎樣防止上訪引發群體性事件?是一個令鄉鎮干部神經緊張的問題。有鄉鎮干部告訴記者：“為了穩住情緒，確保穩定，硬不得，軟不得。對少數胡來的，派出所也輕易不敢動警力，怕出事，只有靠土法子、軟辦法。”
“土”辦法、軟辦法看似上不了臺面，但在最基層，沒有這些辦法，工作的確難以開展。
鄉鎮工作要講“手法”
基層流傳這樣一種說法：一個縣直部門的干部，在面對“急、難、險”任務的時候，表現得特別冷靜、特別無畏、特別能忍辱負重，八成是鄉鎮干部出身。
云水鎮萬書記總結說：“鄉鎮工作三句話：第一是落實，第二是落實，第三還是落實。落實靠什么，靠方法，靠工作藝術。”
“鄉鎮工作要接地氣，要講群眾能聽懂的話，用群眾能接受的方式去開展工作。”山橋鎮張鎮長感慨道。
云水鎮政法委駱書記是解決問題和調解矛盾的高手，他說：“鄉鎮工作麻雀雖小、五臟俱全，人事繁雜，各種形形色色的矛盾。解決矛盾要打‘組合拳’，既要講實實在在的利益，又要講情感攻勢，手段要靈活。”
駱書記數年前是副鎮長，在副鎮長位子上，他圓滿解決了一個村的宗族矛盾。
云水鎮楓嶺村是個大村，人口數千，有三個大姓。三姓經常發生矛盾，上世紀90年代初的一場械斗造成一死數殘，矛盾十分尖銳，是縣里綜治維穩重點村。
2008年村委換屆前夕，鎮里為避免發生突發事件，派駱副鎮長前往掛村。去楓嶺第一天，他就登門拜訪三姓中有威望的幾人，曉之以理，要他們在選舉中勸阻想鬧事者。后又叫來平時好勇斗狠的幾個人，威之以法，幾個“刺兒頭”從此收斂許多。械斗中一死兩傷的幾家人經濟拮據，駱副鎮長親自跑了幾趟縣政府，為三家的老弱病殘解決了很多實際困難。
解決了幾個“矛盾源”后，駱副鎮長還通過找關鍵人促成三姓合作，來融化“堅冰”。邢某曾是楓嶺村所在行政村的村支書，為人公道，在村里有較高威望，后外出經商，村里不少人通過其關系也發家致富。駱副鎮長通過邢某，找到三姓中生意做得最大的三個能人。一來二往，駱副鎮長與三人成為朋友，三人對其十分佩服。在他和邢某的合力下，三人居然合股回鄉投資，三人的合作在村里起到了極好的示范作用。三姓間原來鮮有通婚，駱副鎮長鼓勵三姓聯姻，并親自做媒撮合了幾對。如今，三姓間互為親戚，村里一片和諧。
自此，原先矛盾重重的楓嶺村成為云水鎮一個發展典型村。云水鎮很多人都說駱副鎮長有水平，十分佩服。
鄉鎮工作確實需要一些符合基層實際的“土辦法”，駱副鎮長做群眾工作的方法很“土”。在采訪中，記者還了解到另一個夠“土”但也很實用的“招”。
在一個項目征遷中，由于補償價格太低，群眾不接受，進展比較慢。而群眾生活確實比較苦，按照政策來補償不多。如果以政府名義增加補償，無疑會引起攀比。某鄉鎮干部是這樣處理的：通過拆遷公司跟群眾談，以他們名義把錢補給老百姓。他說，即使引起了攀比，反水了，也有退路，我們會堅持，該做法是動遷公司自愿給的，與我們沒關系。
鄉鎮干部還經常跳出鄉鎮去看鄉鎮的事情、去解決鄉鎮的事情。山橋鎮要蓋垃圾中轉站，預計投資200萬元，而“吃飯財”政顯然不能承擔。得知市里有垃圾站新建計劃后，鎮上通過一些努力，建站被納入全市的計劃，而不需要鎮里花一分錢。
面對基層工作的“急、難、險”，懂得權變，方法靈活，或許讓鄉官們得到了更多“淬火”和砥礪的機會。正因如此，他們的痛和樂，質樸、真實。
(文中鄉鎮、人物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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