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仲勛（資料圖）
習仲勛主政廣東二三事
(原載《百年潮》2013年第4期，作者黃碩忠，系中國紅色文化研究院名譽院長)
在改革開放取得豐碩成果的今天，我們更加深切緬懷為中國改革開放作出過重要貢獻的習仲勛同志。從1978年4月初到廣東，到1980年11月到中央工作，習仲勛在廣東工作了兩年八個月。他在改革開放的歷史轉折時刻不負重托，平反冤假錯案，大膽探索，為廣東的改革開放奠定了基礎，使廣東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開路先鋒。
求真理 平反冤假錯案
作為祖國南大門的廣東省，歷經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動亂之后，國民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習仲勛到廣東工作后，深感自己責任重大，在廣東的兩年多時間里，他以大無畏的氣魄和高度的歷史責任感，力主解決廣東的問題。他主政廣東作出的一項重大舉措，就是大力平反冤假錯案。
廣東省是“文化大革命”期間林彪、“四人幫”嚴重干擾破壞的重災區，其中最令人發指的冤案就是在海陸豐制造的反彭湃的反革命事件，致死160多人，傷3000多人。
彭湃，廣東海豐人，中國農民運動的開拓者和理論家，海陸豐蘇維埃政權的創始人，被毛澤東稱為“農民運動大王”，1929年8月30日在上海龍華英勇就義。就是這樣一名為中國革命作出重要貢獻、深受人民愛戴的革命家，在“文化大革命”中卻被誣陷為“叛徒”，彭湃烈士的親屬和維護革命烈士英名的干部群眾也遭到殘酷的鎮壓。時任海豐縣海城鎮“四清”分團團長、黨委書記的孫某和他的支持者，在海陸豐大造輿論，說“彭湃是‘左’傾機會主義者”、“彭湃是地主立場未改、品質未改、參加革命動機不純”。他們甚至用當年國民黨誣蔑海陸豐農民運動的反革命宣傳材料，攻擊彭湃是“叛徒”。彭湃的親屬、好友遭到迫害，兒子失蹤，侄兒遭斬首，甚至母親也遇到劫難。
生于1928年的彭洪，是彭湃的第三個兒子，20世紀50年代，彭洪先后擔任海豐縣委組織部長、縣委副書記、縣長等職。60年代，彭洪擔任華南農學院黨委委員。1966年6月，彭洪遭到批斗。之后，彭洪被免去黨內外一切職務，到農場放牛。1966年國慶前后，彭洪再次被抓走，被送到沙河的廣州警備區司令部關押。這次被抓捕批斗的，還有1927年曾在陸豐縣碣石灣黃厝寮村掩護過周恩來、葉挺、聶榮臻赴港的中共地下黨員黃秀文。黃秀文是當年與彭湃一起搞農運、干革命的親密戰友，曾在彭湃領導下擔任中共南塘區委書記。
解放后，黃秀文受陸豐縣原縣委書記程春耕委托，到華南農學院去找彭洪解決農業生產問題，這樣，程春耕和黃秀文也被誣陷為彭洪反黨團伙成員。
彭洪入獄后，家人兩次給他送去了《毛澤東選集》和生活用品，他在獄中給家人復過兩次信之后，便再沒音信。1968年8月中下旬，彭洪的愛人陳平得知，彭洪被轉移到海豐去批斗。十幾天后，傳來了彭洪“畏罪自殺”、“自絕于黨和人民”的消息。噩耗傳來，彭家人悲憤萬分。在彭洪去世后，陳平帶著兩個孩子被下放到粵北山區的一個干校，在那里待了五年，直到1973年才獲準返回廣州。陳平及彭家親屬始終不相信彭洪是自殺的，要求調查彭洪的死因，但每次都石沉大海。
受彭湃案牽連的人很多，就連彭湃已過90高齡的母親周鳳也未能幸免。1966年11月的一個深夜，老人突然被秘密帶走，關押到海豐縣公安局的牢房里。四個月后，被折磨得奄奄一息的老人被送回家。林彪、“四人幫”在廣東的爪牙停發了國家發給她的生活補貼，取消她的糧食供給和戶口，還勒令當地醫生不許為她診病。
1967年4月，與彭洪一起被關押的黃秀文在押送途中患病，他利用看病的機會逃離廣東，一路乞討到了北京。黃秀文在解放初期曾受國務院邀請，到北京參加國慶觀禮，到聶榮臻家作過客。當黃秀文到北京后就在聶家附近等候。一天，當聶榮臻的汽車出現時，黃秀文急忙上前攔車。當聶帥看見黃秀文時甚為驚訝，關切地把他拉上車。黃秀文向聶帥匯報了反彭湃事件和彭湃母親周鳳受迫害得不到醫治的情況。聶帥大為震驚，表示要解決好此事。不久，中央文革和國務院根據中央指示，聯合致函廣州軍區，要求盡快把周鳳接到廣州治病。但是，海豐縣極左勢力很快進京，前來阻撓。直到1967年11月中旬，廣東省革委會負責人才按照中央的指示，通過省民政廳，在海豐駐軍和群眾的幫助下，將周鳳從海豐接到廣州治病。周鳳于1973年3月12日在廣州辭世，享年102歲。
1967年8月26日，反彭的幾個頭目操縱群眾組織，向各公社發出電報，誣稱維護彭湃烈士英名的干部群眾破壞學“毛著”積極分子代表大會，圍攻、毆打參加會議的代表。隨后，幾個公社立即組織了5000多人的武裝隊伍，攜帶機槍、沖鋒槍、步槍等進入海城鎮，沿途任意開槍。遭“圍剿”的群眾紛紛上山躲藏。彭湃的幾名親屬在這次暴行中相繼遇害。1967年“8·26”事件后，周總理下令收繳槍支，停止殺人，不準圍捕上山群眾。然而，兇手竟然上街游行示威，張貼“猛揪國務院后臺老板”等反動標語。他們大搞株連，對死難者家屬進行慘無人道的迫害。
1973年，黃秀文再次逃到北京，在聶榮臻元帥辦公室周秘書的幫助下，到中南海見到了敬愛的周恩來總理，周總理仍然記得黃秀文。1927年10月南昌起義失敗之后，當時周恩來、葉挺、聶榮臻等人在擔任南塘區委書記的黃秀文和他父親黃依成等當地同志幫助下，渡海赴香港。周恩來身患瘧疾，連日高燒，處于半昏迷狀態，一直住在黃秀文家，是黃依成、黃秀文父子每天背著周恩來去找郎中看病。周恩來的病治好后，黃秀文等人用小漁船將周恩來、葉挺、聶榮臻等人搖渡護送到香港。當黃秀文向周總理匯報了海陸豐發生的令人發指的反彭湃血腥事件以及彭湃遺屬慘遭不幸和自己遭到批斗的詳情時，周總理極為震驚，親批了字條交給葉劍英。
1978年6月18日，習仲勛和省委有關負責人專項聽取關于海陸豐問題以及南路(即湛江、茂名等地)地下黨問題的匯報。習仲勛結合所掌握的大量證據和事實，認為為彭湃及親友平反的時機到了，下決心要為在反彭湃冤案中死難的和受迫害的干部群眾平反昭雪。
彭洪的愛人陳平至今仍清楚地記得，1978年初夏的一天，她在省委珠島賓館第一次見到習仲勛。習書記手里拿著陳平數月前寫給中央和省委的申訴信，信的前面就是周總理親批的字條。習書記將周總理批條的來歷告訴她，握著陳平的手關切地說：“彭洪同志的案子，中央很重視，省委一定會抓緊落實好，對案件進行調查。”
1978年七八月間，習仲勛開始了他為期一個月的東三區(梅縣、汕頭、惠陽)之行。在汕頭地區，他考察了海豐縣，聽取了“文化大革命”期間在海豐縣發生的大反彭湃問題的匯報。8月13日上午，習仲勛主持召開省委常委會議并作重要講話，他在講話中強調對海豐縣嚴重違法亂紀的人要嚴肅處理。10月30日，習仲勛主持召開的省委常委會議決定，“要加快清查和落實政策工作的步伐，對錯案、假案、冤案，要大張旗鼓地平反昭雪”。
根據習仲勛的指示，1978年夏天，聯合調查組進駐海豐。調查組歷經半年多調查，查明了反彭湃烈士事件的真相。1978年11月，調查組通過走訪，找到一名曾參與掩埋彭洪尸體的農民，并根據他提供的線索，找到了一具遺骸。再根據陳平描述的彭洪特征，調查人員判定，這正是彭洪的遺骸。1978年11月10日，海豐縣委為彭洪舉行了追悼大會，其他受株連的干部、群眾也得到平反。參與迫害的人，受到了嚴懲。
1979年1月25日，廣東省委對海陸豐反彭湃烈士事件作了定性，認為這是林彪、“四人幫”篡黨奪權陰謀的一個組成部分，矛頭指向周總理、葉劍英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是一次反革命事件。
促改革 廣東先行試驗
在改革開放的初期，習仲勛為在困境中的廣東省贏得中央的政策支持，為使廣東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窗口打下了基礎。
1978年7月上旬，習仲勛到寶安視察。他看到深圳河兩岸反差很大，百感交集。廣東省在歷史上曾為中國革命作出過巨大貢獻，但解放后由于處于南海前線的特殊原因，又經十年動亂的干擾破壞，廣東經濟遭到嚴重的挫折。
1978年12月，中央召開了具有深遠意義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這次會議之前，中央在北京召開中央工作會議，習仲勛在會上作了題為《廣東的建設如何大干快上》的工作匯報。他說：“從廣東來看，要大干快上，當前面臨的困難還很多……我們也希望，中央能給廣東更大的支持，同時多給地方處理問題的機動余地。比如農業機械化，如果中央允許我們吸收港澳、華僑資金，從香港引進一批先進設備和技術，購進電力，進口部分飼料，就可以一方面先把國營農場、畜牧場、海水養殖場等武裝起來，作為示范，培養人才，取得經驗……”這是習仲勛希望突破舊體制的構想，也代表了當時對改革經濟管理體制和發展生產力的渴求。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習仲勛主持召開了廣東省委常委擴大會議，貫徹中央工作會議和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聯系廣東實際，研究如何實現將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統一認識，團結廣大干部群眾以最大的熱情投入到改革開放的事業中去。不久，他向正在廣州的葉劍英副主席匯報了省委的意見，葉劍英聽了十分高興，并希望廣東省委快些向鄧小平匯報。
1979年4月，習仲勛赴京出席中央工作會議。這次會議主要是討論國民經濟調整問題。習仲勛在發言中說：“廣東作為一個省，等于人家一個或幾個國。但現在省的地方機動權力太小，國家和中央統得過死，不利于國民經濟的發展。我們的要求是在全國的集中統一領導下，放手一點，搞活一點。這樣做，對地方有利，對國家也有利。”接著，他又補充說：“如果給廣東一個特殊政策，經濟可能幾年就上去了。”他直諫中央：“不僅經濟體制，整個行政體制上也要考慮改革。中國這么大，各省有各省的特點，有些事應該根據各省的特點來搞，這也符合毛主席講的大權獨攬、小權分散的原則。”“我們省委已討論過，這次來開會，希望中央給點權，讓廣東能夠充分利用自己的有利條件先走一步。”他直截了當地向參加會議的中央領導同志提出：廣東省的發展應針對其特色地理位置，廣東鄰近港澳，華僑眾多，鑒于港澳地區對廣東省的影響以及臺海軍事對峙態勢的變化，希望能夠充分利用這個有利條件，積極開展對外經濟技術交流。他還提出建立“貿易合作區”的設想，在毗鄰港澳的深圳市、珠海市和重要僑鄉汕頭市劃出一塊地方，單獨進行管理，作為華僑港澳同胞和外商的投資場所，按照國際市場的需要組織生產。他的提議，“中央領導同志很重視”，鄧小平更進一步要求廣東大膽實驗，創辦特區，作為開放的窗口，“殺出一條血路來”。
5月中旬，國務院副總理谷牧率領由中央有關部委組成的工作組到廣東，會同廣東省委組織的文件起草小組，不久正式擬定了《關于發揮廣東優越條件，擴大對外貿易，加快經濟發展的報告》。1979年7月，黨中央、國務院正式批準廣東在改革開放中實行特殊政策、靈活措施，決定先在深圳、珠海兩市劃出部分地區試辦出口特區，待取得經驗后，再考慮在汕頭和福建的廈門設置特區。
1980年8月26日，葉劍英主持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五次會議，批準頒布《廣東省經濟特區條例》。
今天，當我們重新回顧共和國那段不尋常的歷史，回顧習仲勛面對廣東“文化大革命”的創傷，堅持真理、實事求是，力挽狂瀾，撥亂反正，推動廣東省生產建設走上快速發展的軌道的功績，這位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光輝形象又浮現在我們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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