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縣鄉基層政壇,政治資源稀缺,競爭十分激烈。對湖南湘潭原副縣長徐韜等人輕易得到的“火箭式提拔”,一般干部是想都不敢想。 (徐駿/圖)](/Files238/BeyondPic/2013-5/16/86369210.jpg)
中國縣鄉基層政壇,政治資源稀缺,競爭十分激烈。對湖南湘潭原副縣長徐韜等人輕易得到的“火箭式提拔”,一般干部是想都不敢想。(徐駿/圖)
“在縣級干部序列中,提拔為副科級以后,干部檔案就會從人勞局移到組織部,成為組織部管理的干部。”
“提拔干部總體上是平衡基礎上的傾斜,比如這次組織部門出幾個,宣傳部門、紀檢出幾個,要差不多,不能老是你這里出。”
一夜之間,28歲的徐韜從副縣長變身為“科長”。5月7日,湖南湘潭市委常委會研究決定,免去“火箭提拔”的徐韜湘潭縣人民政府副縣長職務,按科級職務安排相應工作。
2013年春天,徐韜以“85后副縣長邊讀書邊升官”的身份,在網絡上走紅。之后,他五年七次換崗的工作履歷遭到廣泛質疑:工作10個月就被提拔為副科級干部,擔任正科職務一年半就晉升副處級,這些升遷是否與其工作能力匹配?
在中國特色的升遷機制中,干部的晉升,涉及到能力、關系、領導推薦、機遇、資歷和群眾基礎等多種因素。一個干部得到提拔,往往是“合力”的結果。一位甘肅貧困縣教育局副局長說:“干部提拔60%要看人際關系,40%要看工作成績”。
具體到中國縣鄉基層政壇,由于政治資源極度稀缺,政治競爭往往更為激烈。事實上,徐韜等人能夠輕易獲得的“火箭式提拔”,一般干部是想都不敢想。一名基層干部從普通科員晉升到副科長、科長,再一躍跨進縣級領導序列,需要經過哪些關口,到底有多艱難?
副科級以上才算領導
36歲的李偉民已經在副科級別上晃悠11年了。1996年,李偉民中專畢業,趕上了最后一批中專畢業生分配。當時家里沒錢也不認識什么人,他被分配到了老家所在縣的一個偏遠鄉里,成為鄉政府辦公室一名辦事員。一年后,李偉民升為科員。
1999年,李偉民想回縣城,當時他的姐夫和縣勞動局局長正好有業務往來,就托局長把李偉民調到了勞動局,“有沒有送禮不太清楚,姐夫是剛剛轉制的一個廠的一把手”。
2002年縣里大換屆,李偉民想“進步”。在官場摸爬滾打了六年之后,他已經比較成熟,一方面努力工作,另一方面通過各種途徑為自己找到了兩位“伯樂”。
一位是他在工作期間認識的縣委組織部長。有時候部長辦公室沒外人,他就進去跟領導聊兩句。同時,他也在工作中認識了縣委副書記,并得到了他的認可。經過種種努力,李偉民成功地當上了副鄉長,級別也提高到副科級。
提拔為副科級有兩種形式。李偉民是“組織推薦”。“比如鄉鎮書記就有權力把辦公室主任推舉為副科,然后通過組織選舉正式將他提拔為副科領導。”安徽一位鄉鎮干部鄭淼對南方周末記者說,黨政辦公室是鄉鎮最接近副科的部門,“一個人要是調到這個部門,大家都有默契,知道組織看重他”。
此外,基層干部還可以通過考試達到副科級。“只要有兩年工作經驗,最多加個黨員身份,這是最快的方式。”鄭淼說。嚴格意義上講,這種考試叫“遴選”,其中包括筆試即公文寫作,大約占整個成績的30%;面試占40%;另外30%是“單位考察”,也就是群眾意見,包括領導和同事對候選人的評價。
2012年,鄭淼的一個朋友就通過“遴選”考上鄰縣一個鄉鎮黨委委員,27歲就成為了副科級。鄭淼所在縣最年輕的正科26歲的縣團委書記,當年也是工作兩年后就考上了團縣委副書記,兩年后她又被提拔為正書記,從此走上了仕途快車道。
在縣級干部序列中,副科級意義重大:提拔為副科級后,干部檔案就會從人勞局移到組織部,成為組織部管理的干部。在民間話語體系中,副科以下龐大的股級干部至多算是中層,只有副科級以上才能被稱為“領導干部”。
“隱形臺階”
在成為“領導干部”的關鍵一步上,李偉民認為:“肯定是領導起重要作用,因為定人之前要開書記碰頭會,縣委書記、縣長、紀委書記等參加。之后開常委會,組織部長才參加。”
縣里提拔干部的流程是,先由縣委組織部提名,相關部門再配合組織部去單位進行考察。“進行完民主推薦、民主測評后,會有個排名,排在前面的人才能進入縣委書記碰頭會。在書記碰頭會上,如果大部分書記都同意提拔這個人,他的程序對,口碑也不錯,人選就定了。”
山西一位縣政協副主席對南方周末記者說:“書記碰頭會上,干部必須定下來,不能再變動了,然后再開常委會。”
曾在河南當過副縣長的劉景龍,看過縣常委會討論干部的記錄,“組織部長把人選一念,大家舉一下手就通過了”。一位縣委書記曾經告訴劉景龍,“如果到常委會討論時還有人提出意見,就說明事先沒做好工作。”
縣委常委會上討論干部也有“規矩”:只能減人,不能臨時動議增加人。一個干部的職務調整,只有進入常委會才算塵埃落定,才具有合法的效力。
按照級別劃分,縣鄉體系中的干部可以分為四級:副科級,正科級,副處級,正處級,呈四層金字塔狀。副科級干部雖然已經進入金字塔最底端,但要往上走,非常困難,“每一級都像個攔水壩,能攔下很多人,到最高級正處級時,只剩下四個人。”劉景龍說。
副科級還有大量隱形臺階,包括副書記、副鄉鎮長、黨委委員、武裝部長等等。“比如從武裝部長提拔到黨委委員,或者由黨委委員到副鄉長,他們都認為是提升。”
在劉景龍看來,隱形臺階是慢慢累積的結果,“原來鄉鎮沒有紀委書記,后來配備之后級別設為副科,慢慢沉淀下來,就變成了隱形臺階。”
李偉民2002年邁入副科級之后,過去11年里,一直在各種副科級崗位上輪轉:先是老實當了四年副鄉長;2006年縣里換屆,李偉民調到另一個鎮上任紀檢書記,級別還是副科;2011年縣里再次換屆,李偉民又調到縣政府駐地的中心城鎮,當上排名第一的副鎮長,級別仍是副科。
像李偉民這樣消耗政治生命的副科級干部不在少數,很多人還不能像他那樣幸運地保住鎮領導的位子。湖北監利的媒體人李思德,有個鄰居是副科級官員。他很年輕,本來在鄉鎮做武裝部長、黨委委員,但在一次選舉前六天,被調到另一個鄉鎮去參選,“最后連黨委委員也沒有選上,成為普通干部”。
湖北另一位年輕的副科級干部更慘,他從縣人大機關下放到一個鄉鎮做紀檢書記,主管維穩工作。因為工作難做,也覺得沒前途,結果把農民交保險的錢拿走一百多萬,跑到緬甸去了,最后被抓回來獲刑。
隱性臺階的背后,是中國縣鄉干部面臨天花板效應時的恐慌。與歐美國家的官員不同,他們不受年齡限制,無論二三十歲的年輕人還是六七十歲的老年人,只要獲得選票就行。在中國,由于干部是黨委決定的“任命制”,為了完成新老交替,必須設置年齡限制,比如正科級最大任職年齡為52歲,達到這個年齡自動退休。
一些官員急于在年齡大限來臨之前“破頂”而出,于是八仙過海各顯神通,一些政界怪象由此產生。
“一定要記住:黨管干部”
官員若想晉升,兩個“坎”是關鍵,一個是組織部門,另一個是縣里的主要領導。
在劉景龍看來,組織部門關鍵是提名權,提不提你他們說了算。但書記的作用同樣重要。
湖北監利曾經有一個組織部長,反對當時的書記盲目提拔干部,書記就把這個組織部長調到荊州市一個局做末位局長。不過,這位書記后來也因為買官賣官而落馬。
即便其他的縣領導要提拔某人,也要經過書記同意。劉景龍曾經問一個副書記,“如果你想提拔一個人怎么辦?”他說,我也要跟縣委書記說啊,“一定要記住:黨管干部”。
另一個現實是,在中國社會生活中,“關系”極為緊要。
家族政治在編織“關系”上,是最便捷的方式。
如果家族內有要害部門的領導,一個干部就有可能得到“火箭式”提拔。某位華中省份縣財政局普通干部,干了一兩年股長就被提拔成財政局副局長;副局長干了近兩年,轉任衛生局做局長;兩年后成為副處級縣委常委、縣政法委書記。“因為他有一個親哥哥,就在省會城市做組織部長。”一位知情者稱,“他老婆的哥哥是省前任民政廳廳長,曾經給縣里不少關照。”
個別縣還出現過很奇怪的現象:某鄉鎮出過一個縣委副書記,因為縣長、書記都是外地人,縣委副書記在縣領導中舉足輕重,“他從自己鄉鎮選拔了很多人,在整個縣鄉鎮黨委書記、鄉鎮長中間占了一半以上。”一位當地干部說,那個鎮名第一個字有個“汪”,縣里老百姓都把這些人叫“汪半朝”。
平衡基礎上的傾斜
從副科級到正科殊為不易,縣鄉干部若想進入縣級領導序列,涉及的因素則更為復雜。上述山西省某縣政協副主席,從縣財政局下放到鎮上做副鎮長后,先后干過鄉長、鎮長、鎮黨委書記。在做鎮長和書記期間,她考評經常全縣排名第一,“因為沒有遇上伯樂,否則早就可以提拔為副縣長”。
2011年,她終于等來了機會,當時她已經轉為財政局局長。組織部門的規定是:生于1962年上半年的就不能進入縣委,她恰好超了幾天,便被提拔為政協副主席,官至副處級。
在縣直屬局中,財政局、扶貧辦、交通局、教育局等掌握資源豐富的部門首長,都是提拔副縣長的熱門人選。上述甘肅貧困縣教育局副局長說:“之前幾任教育局局長大多數都能到副縣級,前途好的話,能當上宣傳部長或者統戰部長,進入縣常委序列。”
“提拔干部總體上是平衡基礎上的傾斜。”在河南當過副縣長的劉景龍發現,“比如這次組織部門出幾個,宣傳、紀檢部門出幾個,要差不多,不能老是你這里出。”
從基層實際情況看,提拔副處級的年齡限制都極為嚴格。按照中國社科院博士馮軍旗《中縣干部》博士論文中的調查,“如果到了45歲還沒有被提拔為縣領導,那么仕途基本要終止了”。
2012年,湖北監利曾經提拔了一個不到30歲的副縣長。據了解內情的李思德稱:此人是省委組織部跟蹤考核的干部,下來后在縣委機關里工作,然后直接下派到一個鄉鎮去當鎮長,不到兩年就提拔到當地鄉鎮當黨委書記,“他被提拔為副縣長并不算特殊”。
與過去被視作配角不同,如今縣人大和政協崗位成了熱門。廣東某地一位副鎮長的領導鎮黨委書記在正科位置上干滿10年后,自動升為副處級。前一段他一直想去區里當政協副主席,但被區管理局局長頂掉了。這位書記今年只有40歲,他的想法是,政協副主席掌握的政治資源肯定不一樣,未來依然有機會更進一步,成為副縣長或者副書記。
“在中國官場,先要到一個級別,才能去想一個崗位。”劉景龍發現,“真能當上一個副縣長非常難。”
副鎮長李偉民,距離副縣級還有兩步之遙,不過他當下的目標還是正科級。盡管暫時失意,李偉民并沒有泄氣。下次縣里換屆要等到2015年,李偉民還在等機會。
(應受訪者要求,李偉民、劉景龍、鄭淼為化名) 來源: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