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劉志軍的罪與罰】
盡管劉志軍案發已經兩年多了，連鐵道部都不復存在了，但有關他的消息依然牽動著人們的目光。
據新華社北京4月10日電，原鐵道部部長、黨組書記劉志軍受賄、濫用職權一案，當天已由北京市人民檢察院第二分院依法向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提起公訴。
檢察機關在審查起訴階段依法告知了被告人享有的訴訟權利，并訊問了被告人，聽取了辯護人的意見。北京市人民檢察院第二分院起訴書指控，被告人劉志軍身為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財物，數額特別巨大，情節特別嚴重；身為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徇私舞弊，濫用職權，致使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別重大損失，情節特別嚴重，依法應當以受賄罪、濫用職權罪追究刑事責任。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已依法受理該案，將擇日開庭審理。
檢方起訴書中連用4個“特別”，更加凸顯了劉志軍案不同尋常的意義。
“高鐵英雄”倒下
1953年8月，劉志軍出生于湖北省鄂州市（當時名叫鄂城縣）牌坊村劉金灣，是家里的長子，上有兩個姐姐，下有一弟一妹。據當地村民介紹，因為家里窮，劉志軍的父母當年是賣了房子才供他讀到初中的。初中畢業后，劉志軍到縣里的鐵路工地打雜。1972年，19歲的劉志軍成為武漢鐵路分局武昌工務段的一名養路工。這份工作事關列車安全運行，需要每天沿鐵路線來回檢查每一個螺絲釘。據說，年輕的劉志軍做得很稱職。
劉志軍的聰明體現在他對未來的鋪墊上。1981年到1984年，劉志軍先后在華東交通大學（南昌）基礎課部干部班和西南交通大學運輸系運輸管理專業學習，補上了學歷的不足。他又娶了當時武漢鐵路分局局長的侄女，從此平步青云。此后的10年，劉志軍搭上了“順風車”，先后在鄭州、廣州、沈陽等多個鐵路局任領導職位，不過時間大都很短。任期最長的，是從1988年8月到1991年9月，在鄭州鐵路局下屬的武漢鐵路分局任局長，干了3年多。1994年，劉志軍進入鐵道部，歷任運輸總調度長、副部長。2003年，未滿50歲的劉志軍升任鐵道部部長，一干就是8年。
2004年和2007年，劉志軍主持完成中國鐵路第五次、第六次大提速，這成了他政績簿上輝煌的一筆。然而，此后的一場變故，使他的履歷中出現了第一個重大污點：2008年4月28日，由北京開往青島的T195次旅客列車因超速導致車廂脫軌，致70人死亡，416人受傷。劉志軍因此被國務院記過處分。
但這似乎并未影響劉志軍的仕途，他雄心勃勃地推動高鐵項目，期待用高鐵打翻身仗。2008年4月，京滬高鐵開工，至2010年11月全線鋪軌完成。然而，也就是在京滬高鐵即將通車之際，國家審計署的一紙報告，揭發出其建設中的七大問題。其中，項目還未招投標就有施工單位進場施工，是此次審計最重要的發現。
在這次審計過后，2011年2月12日，新華社正式發布消息稱，經中紀委有關負責同志證實，鐵道部黨組書記、部長劉志軍涉嫌嚴重違紀，正接受組織調查。
身陷囹圄的劉志軍沒有親眼目睹京滬高鐵的正式開通，被他寄予厚望的高鐵項目，卻在2011年6月30日投入運營后屢屢曝出問題。運營僅僅10天，京滬高鐵就接連出現車廂停電、電纜起火花、因故障中途停車、未出站就因故障換車等問題。7月10日，山東省境內出現9級大風雷雨天氣，京滬高鐵曲阜東至棗莊間下行線接觸網發生故障，導致19趟列車晚點。兩天后，京滬高鐵在安徽省境內因電網故障停運，導致至少11趟列車晚點，3趟列車遲發。同一天，由上海虹橋開往北京南的京滬高鐵G114次列車再度因故障中途換車續行。
4天3次故障，京滬高鐵引發了國內媒體的批評潮：“故障究竟是何緣故？這些故障為何在試運行中沒有檢測出？”“京滬高鐵容不得‘設備磨合門’的存在。如果帶病運行，就是人為地制造故障，必須嚴查嚴懲。”
7月23日，更大的災難發生了。當天晚上8時34分，從北京南站開往福州站的D301次動車組列車與從杭州站開往福州站的D3115次列車在溫州方向雙嶼路段下岙（音同奧）路追尾相撞。由于撞擊劇烈，兩列列車首尾擠成了一團，D301的前四節車廂拱了起來，呈人字狀從20多米高的橋上墜下，其中一節車廂掛在橋面與地面間，造成重大人員傷亡。
2011年12月28日，國務院常務會議作出了對“7·23”甬溫線特別重大鐵路交通事故的處理決定：鐵道部原部長劉志軍負主要領導責任。
2012年5月28日，中紀委監察部針對劉志軍違紀違法案件的調查有了結果：經查，劉志軍濫用職權幫助北京博宥投資管理集團公司董事長丁羽心（又名丁書苗）獲取巨額非法利益，造成重大經濟損失和惡劣社會影響；收受他人巨額賄賂和貴重物品；道德敗壞；對鐵路系統出現的嚴重腐敗問題負有主要領導責任。劉志軍被開除黨籍，待召開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時予以追認；收繳其違紀所得；將其涉嫌犯罪問題移送司法機關依法處理。
高鐵腐敗利益鏈
劉志軍主政鐵道部的8年，是爭議不斷的8年。他在任期內，鐵道部多次因為管理不善、事故不斷，飽受公眾質疑。劉志軍案東窗事發后，披露出來的案情也多發生在這8年中。回顧劉志軍涉嫌所犯的罪行時，有兩個詞出現的頻率最高：一是“丁書苗”；二是“高鐵”。
據報道，劉志軍涉腐東窗事發，是緣起于“丁書苗案”的牽連。丁書苗1955年出生，山西省晉城市人，山西博宥集團董事長。接觸過她的人說，丁書苗最大的本事是能拿到車皮，善于處理方方面面的關系，生意做得風生水起。在劉志軍案涉及的10余名行賄人中，丁書苗的行賄金額最高，為4000多萬元。而劉志軍涉嫌的濫用職權罪，只有一項內容，即為丁書苗謀取中標30億元的項目。
據公開報道，早在2000年，丁書苗就已經認識了時任鐵道部副部長的劉志軍。同年，丁書苗成立了博宥集團，涉足高鐵設備、影視廣告等諸多投資項目。2006年，博宥集團參與組建的智奇公司成為中國唯一一家動車組輪對生產和維修基地。
多人猜測，丁書苗出事最開始的導火線可能是高鐵的聲屏障項目。據知情人士透露，當時很多專家不同意丁書苗的產品設計方案，但由于丁書苗的關系過硬，鐵道部最后還是選中了她的產品。然而，丁書苗的產品在京滬高鐵的試裝中發生嚴重質量問題，其他聲屏障生產企業因為對京滬高鐵的招投標過程和結果感到不滿，多次向有關部門寫信揭露，最終導致京滬高鐵的聲屏障招投標推倒重來，而丁書苗在最后一次的招投標中出局。
與此同時，丁書苗作為中間人為某些國企在高鐵建設工程招標中跑關系的事情也暴露出來。有關部門了解到，2010年7、8月間，某大型國企在中標鐵路項目后，從賬外劃給了丁書苗約1億元。
劉志軍為丁書苗非法謀利，丁書苗以金錢鋪路，滿足劉志軍的需求。2011年春節前，丁書苗被警方控制。隨后，劉志軍也被調查。2012年3月，北京市二中院審理了3名被告涉嫌以“打撈”鐵道部落馬官員何洪達為名，詐騙4390余萬元的案子。檢方指控，2008年11月至2009年11月間，第一被告人劉琳以幫助被審查的原鐵道部政治部主任何洪達疏通關系、獲從輕處理為名，虛構自己為辦此事花費巨額資金的事實，騙取丁書苗與其女兒侯軍霞錢款共計人民幣3000萬元及沃爾沃吉普車一輛(變賣后獲利人民幣80萬元)。劉琳在庭審當場稱，丁書苗曾在電話中告訴他，“領導”對他辦事不力很不滿意，并稱該領導就是劉志軍。鐵路系統內部通報的劉志軍涉嫌違紀情況也證實了這一點。這份通報還稱，劉志軍道德敗壞，玩弄多名女性，有3名即為丁書苗介紹。
劉志軍和丁書苗等人的利益鏈曝光后，高鐵工程為何出現如此大的問題，也就不難解釋了。案發前，許多從事高鐵工程建設的業內人士就曾公開表示過對于高鐵安全性能的擔心。一家外資高鐵物資供應商稱，高鐵搶工問題非常嚴重：“緊張的時候能把人逼急。經常是今天給你單子，明天就要貨。有時候甚至在你接到單子的時候，要求交貨的時間已經過了。供貨商在質量上力不從心，連檢樣的時間都沒有。基建也是這樣。為了搶工期，沒有培訓，沿線農民拉過來就干。”據業內人士介紹，中國鐵路建設和高鐵項目中，不少建設單位在任期內要顯示政績及效益，主要的表現就是要求盡快完工并節約成本。因此，經常出現一些價格低、周期短的工程，影響了質量和安全。
因此，對很多人來說，劉志軍的落馬并不意外。中國國際工程咨詢公司一位工作人員告訴記者，鐵路招標領域涉及從上至下至少幾十層環節，如鐵軌、機車、信號燈、控制系統、火車站建設、內部裝修、站臺服務等，由于鐵路項目招投標、評標等的決定權都在各路局段，難免會滋生腐敗現象。
據接近原鐵道部紀委的人士透露，鐵路系統的投資項目，表面來看都有完備的審批程序和招投標規則，但在壟斷而封閉的體制下，一些內部官員依然有可能利用制定和執行規則的便利謀取私利。他們會向下屬打招呼，幫助特定單位中標，從中索要提成。同時，還可能會利用管理工程的優勢，直接向施工單位索要工程項目。平時收受對方的好處，在項目招標和管理中給對方單位提供“方便”，已成為一些違法官員的常用手段。
多米諾效應
“拔出蘿卜帶起泥”。劉志軍落馬后的一年多時間里，鐵道系統的問題官員接二連三被帶走，劉志軍“腐敗列車”上的新成員不斷增加。
劉志軍被免職后15天，鐵道部會議宣布，鐵道部運輸局局長、號稱“中國高鐵第一人”的張曙光已被停職調查。張曙光是劉志軍的鐵桿親信。兩人相識于劉志軍任鐵道部客車處處長時，當時張曙光在鐵道部運輸局裝備部客車處工作。張曙光能很好地貫徹執行劉志軍的想法和命令。“劉志軍愛熬夜，張曙光夜里就陪著；劉志軍好美色，張曙光就給他找女人。無論劉提出什么要求，張曙光都能想出些辦法。加上張曙光和劉志軍一樣，在人際交往方面會來事，兩人很對脾氣。”知情人士告訴記者。張曙光曾因濫用車輛采購權，受到鐵道部紀檢部門的查處，“發配”到沈陽鐵路局任局長助理。2003年，劉志軍上臺后，高調提拔張曙光任鐵道部運輸局局長。鐵道部運輸局主要負責高鐵技術、裝備的引進。高鐵上一套集便器售價20余萬元，而張曙光的妻子正是這種昂貴的進口集便器的中方總代理。
南昌鐵路局原局長邵力平與劉志軍的關系也非同一般。上世紀80年代中后期，劉志軍在武漢鐵路分局工作，是時任武昌火車站站長的邵力平的上司。其間，劉志軍因收受鐵道部武漢物資處行賄的一套住房被查處，曾讓邵力平出面作偽證，最終逃脫了懲罰。后來，在劉志軍的舉薦下，邵力平成了武漢鐵路分局局長。劉志軍主政鐵道部后，武漢局從鄭州局中獨立出來，并迅速壯大成華中第一路局。劉志軍同父異母的弟弟劉志祥在武漢鐵路系統任職期間，也受到邵力平照顧。2006年4月，劉志祥因故意傷害、貪污、受賄和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被判處死緩。但在劉志軍庇護下，劉志祥由死緩改為無期，無期改為有期，后來又保外就醫。劉志軍案發后，有關部門在回溯劉志祥案時，讓邵力平協助調查，隨即查到了他的頭上。
呼鐵宣傳是受劉志軍案波及最深的路局。2011年6月，呼和浩特鐵路局局長林奮強、副局長馬俊飛赴京參加鐵道部會議時，被中紀委扣留要求調查。隨后，中紀委派人查封了林奮強和馬俊飛的辦公室以及住所。2012年5月，該局又有一名常務副局長被爆出受到調查，其分管工作也已被他人頂替。消息人士稱，林奮強被調查，一來是受劉志軍牽連，二來是自身的經濟問題也較嚴重。馬俊飛因負責調度，“很可能在丁書苗龐大的煤炭運輸生意中幫助疏通關節，提供便利”。
此外，受到劉志軍一案牽連被調查的官員還有：鐵道部運輸局原副局長蘇順虎、哈大客專公司原董事長杜厚智、中鐵集裝箱原董事長羅金寶、昆明鐵路局原局長聞清良、中鐵電氣化局集團原總經理劉志遠等人。據粗略統計，劉志軍案牽扯出的副局級以上官員已達15人之多。
懲治體現反腐決心
2012年12月24日，中鐵集裝箱原董事長羅金寶涉嫌受賄一案在哈爾濱市中級人民法院開庭審理。羅金寶是原鐵道部高層官員腐敗窩案里第一個出庭受審的官員，這也意味著鐵路系統系列貪腐案的審理拉開帷幕。
今年4月17日，備受關注的丁書苗之女侯軍霞等5人涉嫌非法經營罪一案在北京市二中院審理。據悉，受審的5名被告人中，侯軍霞被列為第四被告人，其余被告人分別是鄭朋、胡斌、甘心云、郭英。上述被告人多是在鐵路工程項目招投標過程中，擔任“中間人”角色的相關人員。
在劉志軍案即將開審之際，很多人關心劉志軍的現狀。據了解，劉志軍目前的辯護律師是錢列陽，由北京法律援助中心指派。錢列陽表示，他已經會見過劉志軍，劉志軍對案件的結果并沒有做出很明確的要求。在錢列陽之前，劉志軍的家屬曾經和高子程及戚曉紅兩名律師聯系，希望由他們做辯護，但最終劉志軍放棄了委托。
有報道稱，2012年夏天，劉志軍案還在偵查階段時，戚曉紅就作為劉志軍的辯護人，在秦城監獄內見過劉志軍。“他是個極其聰明的人，應該知道為什么會走到這一步。”在戚曉紅看來，劉志軍當時的精神狀態還不錯，談話思路也很清晰。但每次提到丁書苗，他都比較忌諱，“遇到這個話題就不談了。”而對于解除委托的原因，高子程則向記者透露：“他讓我保證他不死，這個我保證不了。后來他說組織上給他推薦了一個不收費的律師，他就用那個律師了。”
我國刑法規定，對犯受賄罪的，根據受賄所得數額及情節，依照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條的規定處罰。索賄的從重處罰。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條規定：個人貪污數額在十萬元以上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可以并處沒收財產；情節特別嚴重的，處死刑，并處沒收財產。犯濫用職權罪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節特別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依照這些法律條文，有學者表示，從劉志軍案的起訴書的用詞上看，“四個特別”屬重判的信號。此前，被判處死刑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前副委員長成克杰、被判處死緩的深圳市原市長許宗衡、中國移動原黨組書記張春江等人，法院在最終判決書中均有”特別巨大”、”特別嚴重”之類的措辭。不過，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洪道德表示，由于檢察院并未披露量刑建議，法院又尚未開庭，目前來看，各種判決結果都有可能。
實際上，鐵道系統的系列貪腐案進展到現在，對劉志軍處以怎樣的刑罰已經不是最關鍵的了，怎樣落實官員“不能貪”的制度才是根本。從案情來看，劉志軍的貪腐行為并不隱蔽，甚至可以稱得上公開而張揚。不要說諸多黨紀國法的重重束縛，只要招投標等制度或其他眾多監管制度中的任何一條起了作用，劉志軍屢屢“關照”丁書苗的行為都不見得能成功。因此，劉志軍撞破層層制度之網而大肆貪腐的現實，可謂是對各種權力監督制度的一個嚴肅拷問。
近一年來，黨內防腐反腐措施不斷加強。2013年初，中央紀委監察部召開2012年全國紀檢監察機關查辦案件工作情況新聞發布會。新聞發言人表示，中央紀委監察部嚴肅查處了薄熙來、劉志軍、黃勝、田學仁等嚴重違紀違法案件，已移送司法機關依法處理。目前正在立案調查的還有周鎮宏、李春城等案件。
國家行政學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認為，最近密集審理包括黃勝、劉志軍在內的重大腐敗案件，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新一屆政府的反腐目標非常明確。“反腐是關系到我國社會和諧和中國夢實現的關鍵環節，對權力進行有效約束，使公權力能夠按人民的意愿行使，才能保障社會發展的和諧、順利。”
在竹立家看來，近一段時間里，腐敗案件的處理速度明顯加快了。“過去，腐敗案件尤其是重大的腐敗案件，從抓捕到公訴到審理通常歷時很久，但十八大之后這個進程明顯加快了，從黃勝和劉志軍的案件中可以看出，從嚴從重從快處理，是新一屆政府對待腐敗案件的風格。”
竹立家認為，十八大之后，新一屆政府的反腐策略更加清楚。為了懲治腐敗，新一屆政府采取了由淺入深的策略。“先是治標，對人民群眾看得見、摸得著的腐敗行為堅決反對，下一步則要從實質性和制度性措施做起。”而這些實質性和制度性措施，就包括官員財產公示等。“腐敗是社會主義價值觀、中國共產黨黨章、國家憲法所不允許的。不能遏制腐敗，黨的執政就會受影響。所以說，反腐是新一屆政府的第一要務，未來2到3年內會在制度和實踐上不斷深化，查處力度越來越嚴，制度更加無漏洞，懲處更加到位。”竹立家說。(環球人物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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