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料圖：李肇星 中新社發 張婭子 攝
“不管做什么，都有一個重實效還是重外表的問題。”
文/《瞭望》新聞周刊記者聶曉陽
離開外長這一耀眼的職位二年多了，但李肇星身上的“明星光環”似乎并未減弱。實際上，“浮名”恰恰是李肇星竭力遠離的東西。老老實實說話，實實在在做事，是他內心最深處的信條。
平民情結
國學大師季羨林曾透露，他在政治逆境中曾怯懦過，生活拮據時曾刻意低頭看地，渴望撿到一兩枚別人丟下的硬幣。
大人物也有不大之處，正是這一點，令李肇星覺得更愛這位北大老師兼山東老鄉了。
李肇星坦言自己年輕時也曾有過至今悔恨不已的事情。“中學時代，有一次娘提著飯菜來學校看我，但我不懂事，怕在同學面前丟面子，硬把她拒之門外。娘從來沒有上過學，這是她唯一一次能跨進校門的機會……”
1995年6月18日清晨，八十多歲的母親在老家山東膠南王戈莊去世。李肇星說：“在五十多歲上失去娘，和許多人相比，我也許是幸福的。在五十多歲上成為沒有娘的孩子，痛苦更加刻骨銘心。”
有了中學時代的這件事，李肇星終生都把是農民的后代看作一件值得驕傲的事情。他注重詞源學，什么地名、人名都要問來歷。他說，自己給唯一的兒子起名“禾禾”，就是為了讓他記住自己是莊稼人的后代，終生熱愛自己的故土。
1963年12月30日，李肇星被吸收為中共預備黨員。當時，許國璋教授作為他的入黨介紹人，在發言中的第一句話就是：肇星同志是一個在農村長大的孩子，身上有很多農民兄弟的優點……
濃重的平民情結，使李肇星在考慮問題時總能站在老百姓的角度。有一次他因為聲帶息肉住院，面對良好的醫療條件，他首先想起的是曾祖母看病的故事：他的曾祖母是一位農村婦女，92歲上還給家人縫補衣服，93歲第一次用藥——是李肇星替她到離村子三里路只有一名赤腳醫生的公社衛生所，花一角五分錢買的一瓶止咳糖漿。當時，曾祖母喝了后說：太甜了，太貴了，別再買了。
有一次，國內某大學研究所所長呼吁取消中醫，還說指責他的人不科學。李肇星對此感到如鯁在喉，不吐不快。他說，在農村，一大半患病農民住不起醫院，不少人只靠較便宜的中草藥治病，“聽起來嚇人的學術研究，也應把百姓疾苦放在心上，否則就是"站著說話不腰疼了"”。
在外長任內，李肇星當然有自己的專車。實際上，他的不少文章和公務，都是在汽車里完成的。但是，部長的專車在他看來只是一個交通工具。必要時，部長的腿也會“親自”走路甚至騎自行車。他透露說，有一個周末臨時加班，因為司機住得遠，他就跟鄰居的女兒借了輛自行車，騎了25分鐘到外交部門口。
遺憾的是，他當時順手把車鎖在外交部圍墻外的一塊空地上，結果自行車被偷走了。為此，他特別留意到家門口張貼的公安機關的溫馨提示：千萬鎖好車，嚴打偷盜自行車的犯罪行為。他說：“這樣的標語在國際上太那個了，衷心希望這種標語以后再也不需要。”
作為部長級官員，他和老百姓一樣有堵車等生活在大城市的日常煩惱。李肇星還透露說，有一次一位部長出席十七大時遇到堵車，那位部長怕遲到，就跳出車跑到會場，途中還摔了一跤。
大約45年前，李肇星大學畢業后在當時的北京外語學院翻譯班進修。那段時期，中國正在經歷經濟困難，學生們吃飯都要憑飯票，有時候還吃不飽，但誰也不愿告訴外國老師。后來一位叫克魯克的外國老師知道后，主動教他們“糧票”的地道翻譯，而且安慰大家說：英國在二戰后也曾供應短缺，人們要排長隊領取食物。
那時候，同班同學大都家庭經濟困難，有時碰到臨時任務做翻譯都要到外交部行政司借西裝，但行政司無皮鞋可借。有一次，一位同學到人民大會堂做翻譯，一身西裝，打著領帶，腳上卻蹬著一雙球鞋。有人議論：這種打扮不倫不類，但克魯克卻為自己的學生辯護說：好皮鞋不如好翻譯。
“我一直把他教給我的做人處世的話記在心上。”李肇星說。
平常心態
1999年，以美國為首的北約轟炸我駐南使館后，李肇星推遲了回國述職的行期，連續在美國最大的六家媒體介紹我國政府和人民的嚴正立場，近5000名美國朋友先后寫信給他表示支持。面對各方的好評，他在自己的小本本上寫道：“在世界面前，我微不足道；和祖國加在一起，贏得了些許驕傲。”
美國一位女教授曾評價李肇星平易近人，在美國民眾中很受歡迎，“天使能夠飛翔，是因為她們把自己看得很輕”。李肇星聽后頗受感動。他說，一個人最難的是平常心，在任何時候，都別以為自己是什么，有多么了不起。
據傳，某部委有一次自我考評，不少干部都寫上“有時有急躁情緒”的缺點，無傷大雅，甚至近似優點。李肇星說，他自己也曾不止一次這樣填過表，直到后來當了外交部黨委書記和部長后，“才不好意思這樣應付自己了”。
在很多文件里都喜歡用“圓滿成功”這樣的話，李肇星說，除了禮儀場合的外交辭令外，他一直反感這種過頭話。“有的司在內部工作總結上寫什么圓滿完成任務，訪問圓滿成功。不送來看也罷，印了也就印了，再修改浪費紙張和印刷工人的勞動，但是凡是讓我審批的，則統統劃掉"圓滿"二字。
讓李肇星比較反感的詞還有“親自”。“領導無論干什么，往往都要加上親自、親臨，等等，這有挑撥領導和群眾關系的嫌疑”。李肇星說，為什么我們從來沒有聽說過某農民親自聽鄉長報告、某士兵親臨戰場打仗、某同學親臨食堂吃飯等話呢？
此外，充分、進一步、切實、絲毫、毫無、始終等詞匯，在李肇星看來，都有為官樣文章之虎作倀之嫌。“還有的人喜歡用排比句，不管內容是否需要，一口氣堆砌三四個，有時候就顯得矯情、可笑——簡樸是高格調的美”，李肇星說。
做了近半個世紀的外交工作，李肇星卻有點看不慣一些洋詞匯，比如“拜拜”——尤其是在充斥報章的書面語言里。他說：“中文里不是沒有再見一詞，不必莫須有地出洋相。對外國文化的無知，才需要崇洋，也才會有勇氣表演自己的崇洋”。
1986年，李肇星作為新聞官訪問意大利，席間看到鄰座一個大胖子，領帶也沒有扎，很灑脫，就向他問候并詢問他的大名，對方很驚訝，原來那人就是世界著名男高音帕瓦羅蒂。李肇星并沒有因為沒有認出這位大名人就感到難為情，他們真誠交談，很快成了朋友。帕瓦羅蒂當時正好即將到北京演出，就提出要贈票給他，李肇星想到演出的時候他正好不在北京，就拒絕了。事后很多朋友都說他“傻”。
對于“傻”，李肇星有自己的理解。他說，當學生時以為自己什么都懂，后來當了外交官卻常常驚嘆自己的幼稚。“一位很有些名氣的外國記者曾告訴我：他第一次訪華用了一個多月時間，覺得學了不少東西，回國后便寫了本關于中國的書。后來連續在中國住了兩年，卻不敢輕易下筆了。”
對于母校，李肇星的評價是“北大是第一個把我從"自以為是"迅速改變成能"自以為非"的圣地”。
真話最難
一個周末，李肇星和同事一起進行羽毛球雙打，對手是一位下屬和他上小學五年級的女兒。大約是為了不讓部長太丟面子，那位下屬開始巧妙地喂球，假裝頻頻失誤。女兒發現后大怒，質問爸爸：你們外交官怎能這樣打球？李肇星再三道歉，并作了深刻檢查。
還有一次，李肇星下班后到一個老同事家，商量如何給他們合寫的論文定稿。想到老同事有個可愛的小女兒，便順路買了幾個蘋果。告別時，孩子的媽媽問孩子：叔叔送的蘋果好吃嗎？孩子說不好吃。大人們就引導孩子說：那么大的個兒，顏色又紅，怎么會不好吃？孩子卻仍然說：不甜。
大人繼續勸道：看你都四歲了，這是叔叔送的蘋果……孩子搶白說：四歲，蘋果就好吃嗎？叔叔的蘋果就一定好吃嗎？看到這一幕，李肇星說，他自己忽然覺得沒有勇氣正視孩子的眼睛。僅僅為了幾個叔叔的蘋果，就把說真話的孩子弄得如此狼狽。如果是爺爺的蘋果，或者是更高級長官的蘋果，那還得了？
李肇星和國際友人打了多年交道，在他看來，多交外國朋友的一個好處是：個別國內朋友會當面只給你說好聽的，而外國朋友一般在談我們的缺點時會更直截了當，甚至會稍加夸張。
“比如，有一次陪克林頓總統訪滬，他曾私下告訴我：上海的禮賓接待比中國其他幾個城市先進一二十年。我問：包括北京嗎？克林頓笑著頷首。他可能指上海陪同人員少，菜單短，不勸酒，浪費少。”李肇星說。
李肇星也注意到，很多時候一個本來有些榮耀的事實被過度包裝，反而顯得廉價。他拿名片舉例說，一位同志的名片在“副處長”職銜后加括號，注明“正處長長期不在”；一位副局長名片在括號內注明“享受正局級待遇”……而美國人的名片更加注明突出所在機構和企業，值得玩味。
作為外交部曾經最資深的發言人之一，李肇星說，世界上最難也最受歡迎的事之一，就是說真話，把真話說清楚，說準確。“不能埋怨記者的問題偏激或刁鉆。記者有提問的自由，怎么答則是你的自由。說真話的自由空間太大了。”
有一次，美國記者問：聽說你們國家進口的一架大型客機被裝上了竊聽器，你對此有何評論？李肇星壓根沒有聽過這事，這時，他只能“說點盡人皆知的事實”：我們進口商品，是要付費的，我們未付款的東西，也不希望別國免費贈送。
一度社會上頻繁關注官員開會打盹的問題。對此李肇星早有論述：開會打瞌睡的問題，也要實事求是。他說，他小時候上課，特別是聽校長和教導主任作報告，就愛打瞌睡。“年輕人覺多，聽一些冗長寡味的講話，打打瞌睡值得體諒。講課和作報告的人都應承擔一定責任。另一方面，我的經驗，實在太困，打幾分鐘瞌睡，醒來再聽，恐怕比假裝認真聽效果要好。”
“不管做什么，都有一個重實效還是重外表的問題。”他說。
談到對自己的期望，李肇星說，他希望自己不是什么官兒，不是什么詩人，而“永遠是母親和祖國的孩子，老師和知識的學生，親人和朋友的普通親人、普通朋友”。
李肇星簡歷：
生于1940年10月20日。1959—1964就讀于北京大學。畢業后曾在汕頭牛田洋農場等地鍛煉。1970年后，先后在中國駐肯尼亞大使館、外交部新聞司、中國駐萊索托王國大使館等任職。1993年后歷任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外交部副部長、中國駐美大使、外交部部長等職。2008年就任十一屆全國人大外事委員會主任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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