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個月前的全省“干部作風建設年”動員大會上，河北省委書記張云川言辭犀利，情緒飽滿，數度脫稿：“誰阻擋了河北事業發展，誰讓市場主體和人民群眾過不去，我們就讓他過不去，調整他的位置、摘去他的‘帽子’。”
河北省委書記張云川
邯鄲市永年縣公開處理了35名違紀干部，其中12名副科級以上干部是因為在“干部作風建設年”千人動員大會上打盹
《瞭望東方周刊》記者舒泰峰、楊守勇 | 河北石家莊報道
河北省委書記張云川似乎并不信“家丑不可外揚”的俗理。在一個月前的全省“干部作風建設年”動員大會上，他痛批了“少數干部”的不良作風。
“有些地方巧立名目、濫設收費項目，甚至在公共場所節日擺花、樹木打藥、垃圾站建設等，都讓企業硬性交費，連辦結婚登記不送禮就拖延；尤其是一些重要部門和關鍵崗位的少數公務員，依仗職權吃拿卡要，可謂‘一夫當關、萬夫莫開’。”
“現在一些地方，干群關系緊張，群眾反映強烈的一些問題，主要的是少數干部作風不好造成的⋯⋯據省信訪局分析，在去年500多批次赴省集體上訪中，因干部作風問題引發的近200批，占到了總量的近40%。”
“在少數干部中，確實存在一些突出問題，有的甚至到了相當嚴重的程度。有的缺乏宗旨意識且權欲重，以官為本、官僚主義，缺失民本思想和責任，出了問題捂著、蓋著、瞞著，以致釀成重大事件，給人民群眾生命安全、給河北形象造成了極大損害。”
“有的光有‘唱功’沒有‘做功’，熱衷于擺花架子、做表面文章，講起來頭頭是道、干起來沒有真招，對上匯報‘一枝花’、實際工作‘豆腐渣’，甚至搞假大空、玩數字游戲。”
言辭犀利，情緒飽滿，張云川數度脫稿：“誰阻擋了河北事業發展，誰讓市場主體和人民群眾過不去，我們就讓他過不去，調整他的位置、摘去他的‘帽子’。”
張云川的講話，宣告了河北一場規模空前的吏治行動的開始。在當天的大會現場，他已經開始做出部署---當談到基層評比檢查過多過濫時，他當即宣布：到今天下午6點之前，所有還在基層的評比檢查組立即回來！
一個“立即回來”，讓河北所有官員意識到，這次“吏治風暴”不是說說而已，而是要動真格的。
“不給好處不辦事，給了好處亂辦事”
“動真格”的表現之一是，2月20日下午，河北省“干部作風建設年”活動領導小組辦公室成立，省委秘書長景春華兼任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省紀委副書記曹素華任常務副主任。省委副秘書長王國發、省委組織部副部長王亮、省委宣傳部秘書長魏平、省政府辦公廳督查專員齊輝任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
“其實張書記從去年下半年開始就反復說到干部作風問題。”王國發告訴《瞭望東方周刊》。
2007年8月，張云川由國防科工委主任調任河北省委書記。“張書記來了之后，明顯感到河北城鎮化進程太慢，市場主體不活，大項目引不來，引進來了長不大。”王國發說。
究其原因，“書記明顯感覺到河北的干部作風與發達地區差距很大。在這里干部慢慢騰騰，部署半天下邊不落實。”王國發說，“我感覺他是從這個角度出發提出干部作風建設的問題。”
領導小組辦公室提供給本刊記者的《關于開展“干部作風建設年”活動的意見》，詳細地闡明了這次活動的背景：“河北改革發展正處于關鍵時期，⋯⋯但與新形勢新任務的要求相比，干部隊伍的作風狀況還存在一些不相適應的問題：一是宗旨觀念淡薄，缺乏民本思想和責任意識，在其位不謀其政、不盡其責，遇事推諉扯皮；二是改革創新精神不足，思想守舊，惰性嚴重，工作缺乏主動性和緊迫感；三是作風飄浮，脫離群眾、脫離實際，干事虎頭蛇尾，不真抓實干，甚至熱衷形式主義；四是工作粗放，工作本領不強，不講標準、不講效率，只求過得去，不求過得硬；五是紀律松弛，不作為甚至以權謀私亂作為，不給好處不辦事，給了好處亂辦事。”
“干部作風建設每一次都各有特點，這次的突出特點是從破除影響經濟發展的障礙入手。”王國發說。
三鹿奶粉事件的警示
另一個背景則是三鹿奶粉事件。
三鹿奶粉事件后，河北省委副書記車俊兼任石家莊市委書記。“上任后，他先是處理奶農的問題，企業職工的穩定問題以及奶粉召回等問題。在這些棘手的事情處理完之后，他開始思考為什么會發生這樣的事情？其中有什么深層教訓？”王國發說。
王國發提供給本刊記者一份車俊在省委常委會上的發言稿，其中總結了三鹿事件的幾大教訓，其一是“領導干部宗旨觀念和政治敏感性缺失”。他說：“一些干部平時總是講群眾利益無小事、人民群眾生命健康高于一切，但一遇到具體問題，就丟到了一邊，往往考慮群眾利益少些，考慮企業利益多些，分不清孰輕孰重、孰大孰小。”
他接著說：“這一事件再次告誡我們：背離科學發展觀的要求，片面追求利潤、追求經濟增長，最終必然會付出沉重的代價。”
隨后石家莊在全市開展了為期一個月的“吸取教訓、轉變作風、重塑形象、科學發展”的主題教育活動。其一是整頓干部作風，建立干部激勵約束機制。
石家莊市的干部作風幾乎成為一種反面典型。王國發說，連省直部門都覺得在石家莊辦事太難了。
三鹿事件加劇了干部作風整頓的迫切性。“恰恰在這個時候送來了兩個典型。”王國發說。
2008年10月29日，河北省趙縣南柏舍鎮派出所所長李彥輝、司法所所長趙英潮與兩名村民在飯店打麻將，被記者曝光。事后，趙縣紀委、監察局決定分別給予2人留黨察看一年和行政撤職處分。
另一樁“典型”發生在上述事件6天之后。石家莊市建設局黨組成員、市建筑市場管理中心主任王榮芝在上班時間與該局辦公室主任賈兵山等人在某賓館茶社聚眾賭博，被石家莊市行政效能舉報中心工作人員當場查獲，現場沒收賭資4940元，王榮芝受到撤銷市建設局黨組成員、行政撤銷建筑市場管理中心主任職務的處分。
“石家莊‘主題教育活動’社會反映普遍叫好，這也給了省里一定的啟發。”王國發說。
干部全員競崗
由于定位是破解影響發展的難題，此次河北干部作風建設沒有像以往那樣強調官員生活細節。整個活動提出五項活動和五項制度，更多地指向干部工作作風。
五項活動包括：建立領導干部聯系點，每名市、縣黨政領導干部至少確定一個村或社區、企業、重點項目作為聯系點，每個省、市機關部門至少確定一個聯系點。
開展“調研周”，市、縣黨政班子和省、市機關部門主要領導干部，在上半年和下半年各安排一周時間到最基層單位進行蹲點調研。
開展“懇談日”，市、縣黨政領導班子每兩個月確定一個“懇談日”，省、市機關部門每年就1至3個議題進行懇談。
開展集中攻堅活動，實行破解難題責任制，領導干部分工負責，做到一個難題、一套人馬、一個方案、一抓到底。
開展“送服務”活動，市、縣及有關部門為在本行政區域內進行的重大項目投資設立“綠色通道”，急事急辦、特事特辦，專人負責、跟蹤服務。
五項制度則是公開承諾制、首辦責任制、限時辦結制、考核評議制、追究問責制。其中考核評議制當中規定，要大力推進干部競爭上崗和輪崗交流。
“其他地區的競爭上崗一般是針對缺崗的崗位，我們針對的則是所有人員包括在崗的干部。”王國發說，這是力度非常大的一項工程，目前組織部門正在制定具體方案。
而在評議方面，王國發說，要上下結合、內外結合，廣泛聽取各方面尤其是服務對象的意見。“對評議和考核處在末位的，一年亮‘黃牌’，連續兩年黃牌的待崗培訓。”
目前，河北省各個部門和地市正在制定具體落實方案，而在查處違規違紀干部方面則走在了前面。
“干部作風建設年”活動領導小組辦公室綜合協調組主任孟昭安告訴《瞭望東方周刊》：“各地都查處了一批干部，比如邯鄲市永年縣公開處理了35名違紀干部，其中12名副科級以上干部是因為在‘干部作風建設年’千人動員大會上睡覺。其他的則是上班時間吃喝、打麻將等。處罰措施嚴厲，有7名副科級以上干部被免職。”
更讓社會感受深刻的是對房地產行政審批和收費項目的清理---原先的166枚審批公章被“砍”到26枚。“這是河北治理頑疾的第一刀。”王國發說。
166枚審批公章如何減到26枚
44個部門、126枚公章和4倍于標準的不合理收費，形成了“剛性潛規則”
《瞭望東方周刊》記者舒泰峰、楊守勇 | 河北石家莊報道
“有關部門調查，辦理一個房地產項目手續，在有的省只需要不超過10天時間，而在河北則要用一年多甚至兩三年時間，蓋166枚公章⋯⋯除非我們的地底下是金塊，否則誰還來我們這里搞開發？”
2009年2月13日，在全省“干部作風建設年”活動動員大會上，河北省委書記張云川痛陳河北省行政審批項目之濫。
10天之后，河北省委省政府下發了4個關于房地產業發展的重要文件，涉及房地產開發的166枚公章取消140枚，只保留26枚；147項行政審批、備案辦理事項，取消119項，保留28項；54個收費項目，停收、取消23項，保留22項，另9項改為市場調節價。
2月23日下午，河北省政府專門針對提高行政審批效能、優化房地產業發展環境召開電視電話會議。省長胡春華表示，要變坐等審批為主動服務，努力把河北變成房地產商投資的熱土。
對這樣的改革，房地產商拍手歡迎。卓達房地產集團項目經理閆淑靜告訴本刊記者：“這當然是好事，以后省了很多麻煩。”另一位開發商說，過去跑手續可以說是“求爺爺、告奶奶”，審批項目五花八門，哪個“廟”敬不到都辦不成事，如果嚴格執行新制度，以后就可以“輕松上陣”了。
“但是對于那些具有審批、收費職能的部門來說，這無疑是一次革命。”河北省政府法制辦備案和譯審處處長劉志華說，“因為這不但取消了他們的權力，而且斷了他們的財路。”
劉志華是此次清理行動的具體牽頭人，她介紹說，此次行動從安排部署、調查摸底到最后形成方案，只用了60天時間，“就像一場戰役！”
這項被稱為河北“治理頑疾第一刀”的改革，一開始面對的就是盤根錯節的利益關系，其難度可想而知。這一刀是如何“砍”下去的？
高規格清理小組
這場改革一開始就具有濃厚的自上而下的色彩。
2007年10月底，河北省七屆三中全會提出“城鎮面貌三年大變樣”的要求，其目標是用三年時間達到五個基本目標：城市環境質量明顯改善、城市承載能力顯著提高、城市居住條件大為改觀、城市現代魅力初步顯現、城市管理水平大幅提升。
落實在實踐層面，讓群眾首先感受到的，是前所未有的拆遷力度，城市的四條主干道中也有三條在大修。
“拆”只是第一步，要真正“三年大變樣”，“建”才是根本，這勢必借助房地產開發商之力。但河北的投資環境顯然缺乏吸引力。
2008年11月底至12月初，河北省委研究室組織全省黨委研究室系統組成12個調查組，分赴各設區市和省直機關單位，調查走訪房地產管理部門、房地產協會、53個房地產公司和一些群眾。
調查報告診斷出了“中梗阻”：大規模拆遷已經邁出實質一步，但后續建設卻難以及時跟進。“究其原因，除了宏觀經濟形勢影響等因素外，還有不可回避的體制內因素，即44個部門、126枚公章和4倍于標準的不合理收費等形成的‘剛性潛規則’。”
事實上，這“126枚公章”還只是初步調查的數據，在隨后的篩查中又被刷新。
張云川在此份報告上做了相當細致的批示，要求省政府盡快從審批環節著手提出整改意見。“抓房地產審批的這個切入點，可以說抓住了要害。”王國發說。
清理工作很快展開，并且規格相當高，由副省長宋恩華主持、省政府秘書長尹亞力、副秘書長曹汝濤調度。牽頭單位是省政府法制辦，“從省政府幾個部門，包括監察廳、建設廳、國土廳、物價局、財政廳以及法制辦，抽調16個人組成了一個清理小組。”劉志華說。
一開始都是吵來吵去
清理小組于1月5日開始集中，首先要求各個部門和地市在1月10日前向小組報送審批和收費的事項。由于擔心部門和地市自己報送的材料不全，小組又分成3組，先到石家莊市各個具有審批職能的部門---園林局、建設局、財政局、收費局等進行調查摸底。
“等各部門和11個區市報上來的材料匯總，我們與自己掌握的情況一一對照，歸總篩選，最后得出行政審批、備案辦理事項147項，公章166枚，收費項目54項。”劉志華說。
至此，公章又比省委研究室的調查數字多出不少。“省領導說，不要再查了，再查可能更多，但是意義已經不在這里，現在關鍵是要清理。”王國發說。
千頭萬緒，如何清理？這個難題交到了劉志華手上。
“一開始我們無從下手，掌握的材料很少，也不知道需要搞到什么程度，更不知道能否讓書記和省長滿意，我們只能一邊做一邊摸索。”她說。
清理小組首先進行分析，查找每項審批所依據的法律、規章，“哪個令，哪年發的，哪一條，全部錄入。”
接下來是把不合法的去除，以及從合法的事項里看有沒有重復之處。這項工作繁瑣細致，時間又緊張，但每一條都涉及部門利益而不能草率處置。于是，清理小組經常凌晨兩三點打電話到各部門負責人家里，請他們連夜趕來核實。
更大的難處還在于各部門的利益博弈。“部門有自己的理由，他們說這么多年來進行管理，已經形成了一套很成型的體系。每一項都要溝通，反復來回，一開始都是吵來吵去的。”
“這是件得罪人的事。”劉志華說，但是也必須協調，“我們先協調，協調兩次還下不來，尹秘書長就親自出面協調，最后他們也都服從了大局。”
清理工作是一次不斷擠壓的過程。“我們清理了好幾次，公章清理到45枚的時候報給宋恩華副省長，他說不行，到36枚的時候再報，仍然不行。”劉志華說。
王國發透露，張云川書記對此項清理有非常具體而嚴厲的要求，“公章不壓縮到30枚以下，方案就不用往省委常委會提交。”
一次次地壓縮，終于達到最后的結果。2月17日，省政府常務會議通過了清理方案，兩天后，省委常委會也順利通過方案。劉志華和清理小組成員們松了一口氣。
部門立法危害大
60天的清理工作，對于劉志華和她的同事們來說猶如一場戰爭。盡管前所未有地辛苦，但她覺得成就感很強，從中學習體悟到了許多東西。
她的第一個感受是，部門起草法律法規，弊端極大。“管理部門會加重某方面的色彩，舉一些特殊個案來告訴你某個環節非常重要。”她說，比如消防部門會拿深圳“舞王”大火的例子來說明消防設計審核評估的重要，“大的工程可以這么做，但是一些小工程就沒必要，因為房屋前期設計的時候完全可以把這些因素考慮進去。”
正因為部門立法，在法律的具體實施中，部門還不斷新增內容。“每一項審批經常附帶六七項條件，施工許可這項審批，甚至要求開發商報21個材料。而環境評估，原本是針對工業項目的，現在擴大到了所有建設項目。”
清理小組的一項業績是，把房地產各項審批需要提交的209份前置材料縮減到了70份。
“每個部門都千方百計加大權力，有的條件根本沒必要，結果都條文化法制化了。因此，一定要開門立法，反復論證，立法過程中不清楚的一定不能偏聽某一個部門的，每一項審批和條件，尤其要聽聽管理相對人的意見。”劉志華說。
劉志華的第二個感受是，“管理部門普遍重審批輕監管，千方百計設置門檻和審批事項，好像不審批就無法管理。其實許多事情都是日常執法監督可以解決的。”
“比如夜間施工照明，房子到澆筑的階段，不連夜施工來不及，就要夜間照明，原來也搞審批，這次砍掉了。施工單位給你報告后，你去現場看，發個安民告示，不是一樣進行管理嗎？”
劉志華說：“外資企業體會，在中國開辦企業進門特別難，一旦進了門后，又沒人管你了，不能干的有時候也能干。這說明我們的制度設計上有一些問題。審批上也是如此，各部門都等著審批，收收錢，吃吃飯。”
這次清理的一個原則是，只要能夠通過執法監督解決的都納入到日常的監督管理中，不再進行審批。
“還有一點體會，我們重立法而輕修改和廢止，好像一立法就萬事大吉了。”劉志華說，通過這次清理，她發現許多法律法規已經不適應形勢需要，如果不執行就涉嫌違法，執行了又妨礙發展。作為此次清理的一個附帶成果，清理小組將省里的一些不合時宜的法律法規寄函給省人大，建議進行修改。“法律法規不應該只是立，更要重視修改和廢止。”
從兩三年到18天
清理小組的工作成績集中濃縮在《河北省房地產開發項目行政審批流程示意圖》中。
這份已向全社會公布的流程示意圖，將房地產開發建設審批分成規劃許可、施工許可、竣工驗收三個階段。按照要求，嚴格實行限時辦結制度，各個環節審批時限都有剛性要求，涉及政府部門的審批全部辦理時限為18天。
由原來的兩三年到18天，變化不可謂不劇烈。“流程圖修改二三十次，我們也參照和對比了浙江等地的流程。”劉志華說。
流程再造的另一項變化是，實行施工圖設計文件聯合審查和建設工程竣工聯合驗收，也就是各職能部門聯合進行施工圖審查和工程竣工驗收，實行閉合式審批。各部門不單獨加蓋公章，不收取費用，實行一個公章對企業。
“避免企業一個部門一個部門跑，節省了時間，這是比較大的一項創新。”劉志華說。
變化還體現在審批權的下放上。“也就是把省直部門的行政審批權下放到各區市，以前縣里報市里，市里報省里，順利的話一個項目也得60多天。以后都在所在區市，一道手續就辦理了。”
如此集中式的清理也必然帶來問題。“市縣這一級大多收費單位是自收自支的，收費取消后意味著連吃飯的錢都沒了，像房產登記機構，好多人是靠登記費養著。”劉志華說，她也因此經常接到電話，說關照一下吧，取消后對我們影響太大了。
對這部分問題，目前河北省的方案是由財政給予適當補貼，或從土地出讓收益中列支小部分經費解決。
“治理頑疾第一刀”已經“砍”出，“第二刀”、“第三刀”也已蓄勢待發。河北省省長胡春華已經表示，下一步，要借鑒這次房地產業行政審批和收費項目清理的經驗和做法，對現行的行政審批和收費項目逐項進行清理。
劉志華再一次被吸納進這兩大項的清理工作。她說，“房地產開發也屬于固定資產投資項目，只是先拿出來了。其他的如水利、交通等都要進行一次性的清理。”
體制改革是轉變干部作風之本
麻木不仁的背后是缺少責任制規則，使得少數公務員把政府權力當作實現自己私利的“事業”，而不是履行政府職能與責任的手段
文 | 楊光斌
毛澤東早就說過，干部和政策是黨的生命。美國一家著名思想庫的箴言是，人就是政策，政策產生結果。看來，無論是在東方還是西方，都深刻地認識到人之于成事的重要性。
正因如此，共產黨才歷來重視干部作風建設，而在“三鹿奶粉”事件之后，河北省花大力氣整頓干部作風，尤為及時與必要。畢竟，通過作風整頓而形成的道德壓力并進而可能形成的道德自律，有助于提高行政效率和干部的責任意識。
不過，標本兼治，才能收到預期的效果。我們知道，干部作風只不過是一套心理狀態和行為方式，是體制和制度安排的外化表現。因而，只有改革與干部作風密切相關的體制，干部作風才能得到根本的持續性好轉。否則，整頓之后，便可能死灰復燃。
那么，有哪些最重要的體制關系到干部作風呢？
首要的當然是用人制度與監督制度。一個完整的權力流程包括權力的產生（上游）、權力的行使（中游）和權力的監督（下游），也就是干部的產生過程、干部作為以及對干部作為后果的監督。要使干部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監督必須從權力的源頭做起。也就是說，不管是直接選舉的干部，還是間接選舉的干部，以及被任命的干部，都必須真正對人民代表大會負責。為此，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必須完善內部的制度建設，同時，對于干部的每一個項目和每一個工程，都必須進行全面、客觀、公正的審計。因此，建立真正能約束干部行為的權力機制，是轉變干部作風的根本。
其次，加速行政體制改革。目前，各級政府部門設置依然具有計劃經濟的特征，即還有各種以行業和產品為基礎的主管部門。正常來說，行政部門應該是政策的執行者，只努力追求政策執行的效率。但是，因為決策機制不健全，在很多場合，實際情況往往是部門決策，政府背書，很大程度上行政部門成了政府的決策部門。這就使他們有能力將自己的“部門利益”凌駕于社會公共利益乃至國家利益之上。
不僅如此，由于行業和產品的交叉性，必然導致部門的重疊、功能的交叉與利益沖突。在市場經濟下，這些行業主管部門很容易演變為該行業或產品的利益代言人，并因利益沖突導致機構之間的矛盾---有利益的事大家爭搶，要負責任的事相互推諉。
為此，必須加速推進大部門制改革，厘清部門職責，方可使干部作風得到真正轉變。
再次，建立一套責任制規則。沒有縝密的責任制規則，干部所履行的政府職能就變成了權利和權力，而不是責任。三鹿事件，典型地反映出一些干部對關系群眾生命安全這樣的重大問題麻木不仁。而麻木不仁的背后則是缺少責任制規則，使得少數公務員把政府權力當作實現自己私利的“事業”，而不是履行政府職能與責任的手段。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政治系教授） (本文來源：新華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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