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媒體曾電話采訪了這個團體中的一名成員，這個自稱為尤尼斯的比利時人，稱自己已經在敘利亞霍姆斯待了兩個月，但是他堅稱自己沒有殺過人。他表示，自己之所以加入這個組織，是因為受到了歧視。他還表示，“如果你數年間都在欺負一個人，他自然會反擊。”
夢見兒子 走在巴黎的大街上
尚塔爾·勒龐說，兒子阿卜杜勒有時也會從敘利亞打電話回來，他還告訴媽媽，他的朋友被殺了，但是他從不抱怨。在經過多次勸說之后，尚塔爾·勒龐現在也不再要求兒子盡早回到比利時。
阿卜杜勒還在一次和媽媽的通話中提到了美軍的空襲行動，“因為電話是被監聽的，這太危險了，媽媽。”然后他掛了電話，這也是他們的最后一次通話。
阿卜杜勒的母親尚塔爾·勒龐說，現在她經常在布魯塞爾和其他15個有著同樣遭遇的母親見面，他們的孩子也在敘利亞。她有一次告訴其他母親她曾經做夢，“我看到阿卜杜勒走在巴黎的大街上，他沒有攜帶武器，他是和平的。”
尚塔爾·勒龐還說，阿卜杜勒還回家吃了飯，她也做了兒子曾經最喜歡吃的飯菜——烤寬面條，這種上澆肉末番茄汁的主食，自從阿卜杜勒皈依伊斯蘭教之后，就一直沒有吃過。
比利時“激進化”探因
地區貧困 重工業衰敗致貧
實際上，地處歐洲兩個最大經濟體法國和德國之間的比利時，數十年來，每年吸引數十萬旅客到當地旅游，但現在面對冷酷的新現實就是，它也是極端分子的游樂場。
這與當地經濟不景氣有關。據報道稱，莫倫貝克是布魯塞爾最為“貧困”的郊區，官方數據顯示，該地失業率高達百分之三十，而比利時全國平均失業率僅為8.4%——在上世紀80年代比利時重工業衰敗之前，因靠近運河，莫倫貝克成為底層工人的聚居區，許多阿拉伯國家的移民也住在這里，但隨著重工業的衰落，這里開始沒落。近年來，運河兩旁都是空置已久的廠房，毫無生氣。
因貧困而走向極端的不只是莫倫貝克，比利時東部小鎮韋爾維耶也是一個典型，韋爾維耶是比利時經濟最為落后的地區之一。比利時列日大學的研究團隊在該鎮進行了調查，想弄明白究竟是什么吸引人們去參加極端組織。最后得出的結論是，在當地五萬多居民中，大約15%具有移民背景。在 2015年初，比利時警方接到預謀實施恐怖襲擊的線索，因而對該地進行了先發制人的搜查，兩名極端主義者用自動步槍向警察開火，隨后被擊斃。
就業歧視 新移民失業率高
歐洲反種族主義組織的一項調查顯示，即便新移民以弗拉芒語或法語為母語，也依然會被視為外國人。此外，比利時的企業可以輕易地出于宗教原因拒絕一個求職者——尤其是佩戴頭巾的女性穆斯林。
歐洲反種族主義組織2012年的一項調研更指出，那些在歐盟以外出生的人的失業率是比利時出生者的三倍。而極端組織則利用了這種現象，嘗試向當事人灌輸極端理念。
盡管這些問題早已為人所知，但是比利時當局依然沒有采取切實有效的移民融入措施。相反的是，安特衛普市2009年出臺禁令，禁止在公眾場合佩戴頭巾。而在2011年，比利時大張旗鼓地在全國范圍內頒布了禁止全身罩袍的法令，不論是在公交車上，還是在電影院里，公眾場合身著罩袍的女性將被罰款137.5歐元。據稱，在全國20萬名穆斯林女性中，迄今有270人遭到罰款。
柏林科學與政治基金會恐怖問題專家迪法拉歐就表示，巴黎系列恐怖襲擊案發生之后，比利時政府應該加倍努力促使新移民真正融入當地社會，這才是消除滋生極端勢力土壤的前提。
政治分歧 跟蹤極端分子難
巧合的是，在巴黎系列恐怖襲擊案發生的三天前，比利時內政部長讓·雅姆邦在參加一個電臺活動時表示，比利時政府對莫倫貝克并無控制權——部分原因就在于比利時政體太復雜，講弗拉芒語的人和講法語的人之間存在太大的裂痕。比如，布魯塞爾地區有六個不同的警察局、19個自治市，而這些自治市的市長彼此之間往往并不會溝通或者分享信息，“布魯塞爾地區不同自治區之間分歧太大了。”
政府監管的失控，也導致莫倫貝克成為一個“黑洞”。布魯塞爾伊提內拉學院資深研究員邦耶什就指出，當地的武器黑市蓬勃，“只要500到1000歐元，就可在半小時內買到槍。”他說，“莫倫貝克是極端分子和罪犯的休息站，你可以在這里消失得無影無蹤。”
比利時內政部長讓·雅姆邦提出的另一個挑戰就是，大部分加入極端組織的比利時人并不是移民，而是全家幾代人都住在比利時的比利時公民，這讓當局很難取消他們的護照或者身份證，以防止他們前往敘利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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