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中國行】
昭昭如愿 歲歲安瀾
——隴上春聯習俗瑣談
□ 王家安
蘭州孔子文化研究會組織的寫春聯送祝福活動。 資料圖
舟曲元宵松棚楹聯燈會。 資料圖
近日，甘肅省人民政府公布第五批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名錄，“甘肅楹聯習俗”和“舟曲元宵松棚楹聯燈會”兩項與春節有關的楹聯習俗入選，再度讓春聯這一春節獨有的文化符號引人關注。
清乾隆《重修肅州新志》記載，到了正月，“元旦拜節，多好書門。”門上書春，即題寫春聯，是古已有之的習俗。尤其王安石《元日》詩中“千門萬戶曈曈日，總把新桃換舊符”的名句，總會讓人想起貼春聯的年俗。王安石所說的“桃符”，的確和春聯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桃符早在先秦文獻中就有記載，在以神話著稱的《山海經》里描寫得最為生動，說是“滄海之中，有度朔之山，上有大桃木，其屈蟠三千里”。桃樹上有二位神人，一曰“神荼”，一曰“郁壘”，這二神專司驅邪一事，后來演變成我國民間信仰中最早的“門神”。秦漢以后，桃符已廣為流行，當時的著作《左傳》《戰國策》《淮南子》《論衡》《風俗通義》等皆有描述，并不忘強調其祈福禳災功用。難得的是，在甘肅河西，出土了不少漢代桃符。如在金塔一帶出土的一塊桃符，用木條削成箭頭形，上面畫著濃眉大眼的張嘴人面，這是民間對“神荼”“郁壘”形象的簡化。這個桃符中間有一穿孔，則是春節時用來穿繩懸掛門楣，以此希冀驅邪賜福之用。而廣為認可的“神荼”“郁壘”造型，是漢代畫像磚上出現的一對魁梧勇士，衣帶飄揚，不失威嚴，奠定了后來我們熟知的“門神”的將軍造型。
每逢春節，先民們在桃木上刻畫門神造型。后來，索性就直接寫上“神荼”“郁壘”的名字；再后來，寫了名字后順帶寫兩句祈福迎春的吉祥話，唐代以來，就有了題寫迎春詩文的“桃符題辭”；再后來，迎合門框左右對稱的特點，兩邊各寫一句，兩兩對稱粘貼，這時我們熟悉的春聯才悄然出現。宋人《歲時廣紀》記載，“桃符……上畫神像、狻猊、白澤之屬，下書左郁壘、右神荼，或寫春詞，或書祝禱之語。歲旦則更之。”由此可見，到宋代桃符所寫仍是“祝禱之語”的吉祥話。故而王安石《元日》里的桃符，確實不能簡單地等同于春聯。
目前學術界普遍認可、有文獻記載的最早春聯，是見于《宋史》等文獻的蜀后主孟昶所題“新年納余慶，嘉節號長春”一聯，此時，已步入五代。從桃符畫像到春聯題句，這個脈絡看似簡單，實則流傳了一千多年。在我國春聯習俗演變的歷程中，甘肅的河西走廊在中國楹聯史上留下重要一筆。在敦煌藏經洞里，標注為“斯坦因0610V”的寫經卷上，發現了“歲日：三陽始布，四序初開。福慶初新，壽祿延長。又：三陽回始，四序來祥。福延新日，慶壽無疆。立春日：銅渾初慶軌，玉律始調陽……”的對仗文字，以及“書門左右”的顯著字眼，不少學者由此斷定這不僅是中國現存最早的春聯，也為“楹聯產生于唐代”之說提供了有力佐證。倘若這份可能題寫于唐開元年間的文字果真是楹聯，那中國楹聯史必然要改寫。但學術的考證需要嚴謹，經過認真閱讀原件，發現這些原本連在一起的句子，被按照現代“對聯”的樣子有意排成了兩句一段。而且根據句尾押韻的特征，基本可以斷定，這張經卷上的內容準確地說是兩段詩文，這仍是“桃符題辭”的一種。可這并不遺憾，因為我們從中看到了春聯的“模子”。在那個楹聯尚未產生的年代，人們已經習慣將對仗整齊的吉祥句子在春節時貼于門旁。敦煌這張珍貴寫經雖不是完全意義上的春聯，無疑是重要的楹聯成形史料，也可以說是目前現存最早的春聯雛形。
步入元明，我們所熟知的春聯已基本成形，明代《百家巧聯》《唐詩春聯新譜》等日用之書已可見各類春聯。很多人可能沒想到，現在仍家喻戶曉的一些春聯，如“天增歲月人增壽，春滿乾坤福滿門”“生意興隆通四海，財源茂盛達三江”等，竟然是從明代流傳下來的。也是在明代，文人群體開始普遍參與楹聯創作，而甘肅目前可見文獻中，最早有聯稿傳世的，已經到明末清初的隴西籍名士，也是書法大家的王了望。其自撰春聯“玉歷頒新，春在梅花枝上出；桃符換舊，瑞從柏葉酒中生。”正是新桃換舊符，一派祥和的新春氣息。與王了望幾乎同時期，西北邊陲有著“藏鄉江南”之譽的舟曲，每到春節，各族群眾便采擷松枝搭建燈棚，將傳統春聯與元宵燈藝巧妙結合，在松棚下動輒掛起數百對用紅對聯裱糊的燈柱，如清代舟曲文人張尚仁所寫燈聯“頭頂燈，手提燈，燈連萬戶成燈市；你望月，我看月，月照千家是月宮”，一時柏翠燈紅，聯墨交輝，而這道獨特的人文景觀，至今已堅持舉辦四百余年，堪稱我國春聯文化的“活化石”。
清代以后，隴原各地春聯習俗已蔚然成風。清康熙《岷州志》記載，“除夕，貼彩勝、春聯于門，具椒盤、柏酒為團圓之慶”，清乾隆民勤《鎮番縣志》也寫道：“除夕，掃除庭院，掛黃錢，貼門神、門對等物，以迎春禧，間用桃符。”可見從隴中到河西，古之桃符、春勝等習俗兼而有之，而貼春聯已成為春節時一項主要的文化習俗。如清人葉禮《甘肅竹枝詞》中所寫：“元旦紛紛慶賀人，題名門上對聯新。”這一時期，甘肅也誕生了一批流芳后世的聯家，春聯自然成為他們筆下不可或缺的題材。如清中期漳縣文士成大猷所書“春回柳眼梅須里，家在山光水影中”，目光所及，俱是春明景和之象。清光緒二十五年，三十五歲已主講蘭州五泉書院的晚清翰林劉爾炘躊躇滿志，那年春節他自撰了四副春聯，其中一副是“須持這志向堅牢，飲食起居，無非是學；能洗得心頭干凈，蟲魚花鳥，觸處皆春。”乃是闡述個人抱負。
俗話說“年年歲歲春相似”，但歲歲年年家事、心境卻有不同。清雍正隴西進士陳長復曾自題春聯：“燕子銜春，問主人今年可好；梅花睡雪，占魁信此處獨先。”上聯以燕子的擬人寫法拋出一問，“今年可好？”也好像在和主人商量，休說去年煩心事，借此春風道：“今年也可以好。”近代河州學者鄧隆則較為知足，他寫下春聯“椿樹長春，桂蘭有福；鴻鈞轉運，龍鳳呈祥”，古人以椿樹代指父親，他在春聯中委婉地表達老父健在，自己能侍奉左右，豈不自有“福”來。而1914年隴西名士蔡建邦所撰春聯“女將紅紙剪窗花，花開富貴；兒負濕薪同爆竹，竹報平安”，便是兒女承歡膝下的另一種知足常樂。相傳百年前，秦州某人寫下這樣一副春聯：“居三尺室迎賓朋，站也由我，坐也由我；買二斤肉包餃子，飯亦是他，菜亦是他。”身居陋室，卻能安然自得，這樣的春聯倒也豁達。抗戰時期，家運與國運緊密相連。在蘭州街頭，出現了“有錢出錢，有力出力；聞敗勿餒，聞勝勿驕”的春聯。寓居蘭州的張質生老人也在1942年寫了一副春聯：“白首喜偕兄，元日晉一樽春酒；青年宜報國，歲星祝四海安瀾。”這是他聽聞隴上青年奮勇報名參戰后的激動之情。
近代華亭學者幸邦隆在其《楹聯叢稿》小序中說：“楹聯為表示文明精神之一種……用之未嘗少衰。”的確，青春不復，時光易逝。恰好書春之時正值歲月交替，往往此時，最容易引發對人生的感觸，所以或是慨嘆，或是希冀，好的作者，總能在貼春聯的時候，將自己心中的感慨也一貼無余。而為了更好地表達辭舊迎新之意，人們過年時，不僅大門、院門或是房門貼滿春聯，就連廂房、廚房、后門，乃至磨坊、井房、雞圈，只要能貼的地方都貼滿春聯，也許滿屋子都“掛紅了”才算是過年的底色。近代武都名士劉元凱，將自撰春聯“射虎期穿石，聞雞愿著鞭”，當作座右銘書掛中堂。隴上文史大家張維的春聯：“我先人以勤儉起家，出處須思清白訓；問同學今輪蓋安在，男兒許讀圣賢書。”更像是傳之子侄的家訓，發人深省。而在蘭州青城古民居里，寫在糧房的春聯“惜米如惜玉；存粱似存金”，寫在羊圈的春聯“出郊不失成群意；跪乳能知報母情”，都是以精巧構思，流露著生活情趣。
在蘭州、白銀等地，除了大門貼上大福字，人們還在春聯上下聯最上方貼兩個小福字，有“聯頭貼福”的習俗，寓意“福上加福”；在河西一些地方，貼完春聯一定要同時放一串鞭炮，這是隨春書寫的好兆頭，是新一年鄭重開始的儀式感。而即便家中正值守喪，人們也不忘通過春聯表達慎終追遠之意，隴中地區至少清初就流傳有“守制春聯”的習俗，在守喪初年不掛春聯或懸掛黃紙、藍紙書寫的春聯，第二年換成藍綠紫等彩紙春聯，到第三年傳統意義上的守制結束，又換成紅紙春聯，在寫上“慎終須盡三年禮，追遠常懷一片心”的同時，春聯顏色的三年漸變，其實也是家人心情逐漸恢復平和，坦然面向未來的過程，這一古老習俗，也是一場心靈修復的實踐活動。
關于春節，民間有一首廣為流傳的民謠：“二十三，祭灶神；二十四，寫大字……二十九，貼倒酉；三十夜，守一宿。”是在臘月二十三祭灶之后，準備春聯，等到除夕前一日張貼。清乾隆《靜寧州志》記載是“歲除日……易桃符，貼門神，設奠祖先”，清光緒《洮州廳志》記載是“十二月二十七八日，家家寫門聯……除日，貼門聯。”現實中各地貼春聯的習俗雖略有差異，但隴上習俗基本沿襲的是臘月二十三以后開始書寫、采購春聯，多數地區選擇在除夕那天貼掛。當代天水籍學者霍松林曾經回憶，每當到了臘月下旬，寫春聯是十里八鄉最重要的文化活動，他從小就跟著長輩們寫春聯，曾在詩中回憶小時候“拉母索新衣，看爺寫春聯”的情景，長成少年時，“每年臘月底，父親忙于作春聯，我也學著作”，“大約十來歲的時候，鄰居們就要我為他們寫春聯了”。霍家三代人寫春聯的傳承，正是隴上人家詩禮傳家的典型代表。
臨近年關，無論自己能否動筆，準備好春聯都是每個家庭必不可少的“年貨清單”。著名學者周汝昌不無感慨地說：“春聯是舉世罕有倫比的最偉大、最瑰奇的文藝活動。”
從兩千多年前古人神荼、郁壘的桃符傳說，到近年來中國春聯貼在了冬奧會場館、掛在了萬里空間站，而一些AI春聯、個性化春聯也迎合潮流成為網銷頂流，千百年來，春聯習俗一直在傳承、創新。“新桃換舊符”，換下的是形式，而亙古不換的是精神，是凝聚于春聯兩行文字之間的一個又一個美好祝福、新春愿景、家國情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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