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華遠集團總裁 任志強
社會上有關中國房地產的各種各樣的討論、評說太多了，幾乎讓人眼花繚亂，沒有人知道到底發生了什么事，竟讓一個國家定為支柱型的產業不知何去何從。一個國家與國民生活密切相關的產業政策竟然出現了迷茫，面對各種不同利益和政策的沖突而不知所措了。每個人和每層政府、每個學者和研究機構、每個不同的國家管理部門都分別發出了不同的聲音，以致讓中國的城市居民也開始茫然、不知所從了。
先看看黨的文件是怎么說的。從十四大到十六大，先是建立市場化的體制框架到實現完全的市場化國家。是否可以認為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的一個重要的基本特征就是承認計劃經濟的錯誤，要從完全的計劃經濟轉變成市場經濟的體制。盡管現實這個目標的改革期尚未完成，但實現市場經濟的目標是不變的。似乎至今尚找不到一份黨的文件在否定中國經濟繼續沿著市場化改革道路前進的方向，但為什么房地產的市場化卻起到了眾多的爭議，并出現了大量否定的聲音呢？是中國的經濟制度錯了，還是房地產市場化的方向錯了？鄧小平同志十多年前所說的不爭論的問題，又重新開始了？
再看看國家的法律和文件是怎么說的。從1979年中外合資企業有償使用土地開始，到憲法對土地限制性條件的修改；從1991年土地的有償出讓到房地產管理辦法的實施；從住房制度的改革到中止住房實物分配，實現貨幣化的每步過程不都是在沿著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方向實施的嗎？房地產的市場化又有哪一條、哪一項違反了這些市場化文件的要求了嗎？從國務院1998年的23號文件到2003年的18號文件不都明確了三種住房供給方式，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商品房市場化的供給方式。明確房地產市場化發展的方向是非常清楚的事情，難道這個方向出了什么問題了嗎？
中國改革的目標是清楚的，改革就是為了增加國民財富、滿足人民群眾日益提高的精神與物質需求，就是要實現包括住房達到一定標準的小康目標，就是要通過城市化解決二元結構的矛盾，就是要通過房地產的市場化發展加速和促進這一目標的實現。從擴大投資和擴大內需的角度，房地產業理所當然的應成為和已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柱產業，而如今這一切似乎變了，起碼變得讓人產生懷疑了。
一、房地產要不要市場化
就中國的整體經濟體制而言，要不要市場化，是個過去有許多爭論，但現在已被事實所證明和整體國民認識相對一致的問題。但房地產是否應市場化則還在不同的認識層面存在著許許多多的問題。尤其是當2004年中國部分城市和地區房價的增幅過快時，認為住房是居民居住權利的問題，認為住房應優先和重點解決低收入家庭的購買問題，甚至認為市場化競爭中應優先討論企業公民的社會道理等問題紛紛出籠，從而出現了要否定房地產應進行市場化改革的強大呼聲。
當中國政府努力爭取美、歐等發達國家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時，這并不是一個要在某一行業中討論是否應市場化的問題，也不是一個在市場化過程中盡管還存在許多未解決的問題就否定和懷疑房地產應完善市場化進程的問題，而是一個中國的整體經濟政策的問題。決不可能在追求中國整體經濟向市場化轉化的過程中劃出或保留某些領域或行業不進行市場化，也不可能在某些行業和領域不市場化的情況下，中國經濟能取得長足的穩定的發展，其社會制度能實現雙重人格制度下的改變。
中國只有一條路可以走，就是徹底打破計劃經濟的壟斷而實現市場經濟。
二、房地產該不該市場化
改革開放之前住房是以基本建設的方式，由國家決定積累與消費，用單一的財政或行政投入的計劃分配方式先行分配到單位，然后再由單位完成投入后，將實物住房分配給所在單位員工。其分配結果是職工所在的單位或企業，或優先從鍋中撈取了資源而無償的解決了住房，或者無緣于享受這種資源而無法解決住房問題。同時不管是否能有住房分配都被住房問題而將人牢牢的鎖在企業或單位的命運之中，終生無法解脫。
這種完全由國家負擔的分配方式，并沒有真正解決分配不公的問題。盡管是無償的住房使用權分配，仍沒有能解決公平問題和共享問題，也沒有解決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問題。至1978年改革開放之前全國的城鎮人均住房建筑面積為4.6平方米，甚至低于1949年的人均水平。
而市場化的結果則是有目共睹的，從80年代的半市場化開始，全國城鎮人均住房面積在迅速增長，而1998年貨幣化分配之后更加速了這種住房條件的改善。盡管住房分配從無償變為非分配的有償，盡管市場化并不能完全解決公平和道德問題，但人均居住條件的改善，更多人(起碼比住房分配機會更多)通過城市建設、拆遷補償安置、危改、公助與自助結合、房改房購買、二手房交易和商品化購房等一系列市場化改革的進程，解決或改善了住房問題。個體消費已經占有了市場商品房95%以上的比重，也由此而解決了住房作為家庭所有財產的私有化問題和解決了城市公民可以脫離住房的約束而自由選擇就業的基礎性條件。
住房問題不再是由單位和企業決定，不再是由財政或行政撥款決定供給的數量，不再按工齡、職務而屈就于分配，完全實現了消費者根據能力的個性化選擇。市場化之前與之后的變化早就告訴了中國和世界這一根本性改革的成效，難道這還有什么值得懷疑和動搖的嗎？
至于市場化過程中還存在著土地的腐敗問題，市場中非規范化的欺詐行為問題，產品結構的調整與選擇問題等等都屬于發展過程中逐步有待解決的事情，但這與該不該市場化沒有任何關系。
就如國企改革開始出現大量職工下崗時一樣，那時我國并未建立和健全社會性的失業、退養等保障制度，也出現了許多問題，在房地產市場化之后，同樣由于尚未建立和健全全社會的住房保障體系一樣，也出現了許多問題，但并不能因此而否定或懷疑市場化，這恰恰是所有爭論的根源。
從雙軌制過渡到闖物價關，中國從糧、油、蛋、菜的人民群眾生活日用品開始到鋼材、木材的生產資料，從吃飯難、理發難、做衣服難到充足的市場商品供給，那一項不是因為市場化才得到改善，又有那一樣不是先要經歷價格的暴漲并由看不見的手調節作用轉而平衡，再由競爭過程而產品與服務質量提高，最終由產能過剩實現產業結構的調整以及產品價格的合理化。從低價的常用的生活用品開始到大件的家用電器，再到汽車進入家庭不都經歷了這樣一個盡管過程中有問題、有缺陷、有難關，但最終進入合理化的階段性變化。城市居民過冬的大白菜就曾用和住房與人民生活密切相關的同樣的理由，曾被嚴格的控制價格和定量供給，但并未收到好的效果。價格放開之后，則不但不用去冬儲大白菜，連夏日和一年四季都可以吃上大白菜了。大白菜的價格成數倍的增長了，但人民群眾卻并沒有因大白菜價格的增長而象限價冬存供給時有那么多的罵娘聲了。
不是因為非市場化，不是因為大白菜的限價，而使人民群眾的生活更好，相反是市場化的制度機制讓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提高了，讓流通環節的服務提高了，讓商品的價值被市場認可了。盡管人工成本增加了，盡管每個環節的費用增加了，盡管產品的價格增長了，但所有的人都從生產流通的過程中分享了利潤，也同時增加了個人的收入，因此并沒有引起社會的混亂和恐慌，反而使人民的生活質量提高了。放開了這些糧、油、蛋、肉等與人民生活息息相關的管制，市場經濟同樣能解決過去許多政府想下力氣但無法解決的問題。政府放開市場之后，管的也許不再是市場中的限價和限量問題，而是菜籃子工程中的調動供給和扶持產業化生產與流通。再后就盡管大白菜是與群眾生活利益相關的大事，也不再用政府操心了。
從大白菜的啟示中也許能看見未來解決同樣與群眾利益相關的其他產品供給的影子，也同樣能看到住房市場化的未來，無非要有一個闖關的過程和政府與市場的不同分工。
三、房地產市場化解決了什么
房地產市場化之后，首先結束了中國建國之后政府不收取土地租金的歷史、結束了土地國有但不可私用的歷史。這是國家從憲法修改開始的根本性體制的變化。土地地租不但成為了國家、政府財政的重要收入來源，也使土地成為了國家重要可變現資產的一部分。這部分提高的享受。土地的有償使用是國家經濟制度的重要部分，而沒有房地產的市場化，則土地的有償使用就變成了沒有水作生存基礎的死魚。
沒有房地產市場化，又何來住房分配的貨幣化。從1978年改革開放開始之后，中國政府就不斷的進行住房制度改革的試點，力圖將國家從承擔住房分配的沉重負擔之下解脫出來。先是房租、房管的改革，又是公房自助建設和公房房改價售房的改革，但最終都不能從存量改革中解決增量的問題。只有在市場化供給的基礎上，才有可能實現貨幣化分配，并用市場化為基礎的貨幣化的分配方式，既解決了存量的問題又解決了增量的問題。盡管這種貨幣化的分配方式并未到位，還是一種過渡，仍存在著工資中沒有住房含量、住房補貼在工資之外、在個稅繳納基數之外和相當一部分人無法享受住房補貼的分配不公平，但起碼解決了國家、單位必須承擔職工住房責任的負擔問題。
傳統的經濟啟動靠基本建設和固定資產投資。但是國家的財力有限，顧了生產就沒錢解決居住問題，先生產后生活的口號在中國喊了幾十年，最終是生產沒上去，生活質量反而下降。1997年的通貨緊縮之后，則靠的是房地產的市場化吸引了大量的非國有投資再次啟動了中國的經濟，靠解決住房問題的市場化擴大了內需、滿足了群眾日益提高的物質消費需求，同時拉動了各種生產資料的生產、加工和服務。市場化解決了投資的來源問題，解決了商品的供給問題，也解決了消費需求和經濟增長的問題。
市場化將住房從公共福利變成了私有財產，住房私有化同時在推動和促進市場進一步活躍。這種從動產的私有化變成不動產的私有化，才形成實質性的國民財富的積累與增長，才使國民原有的浮財生了根、落了地，使真正的對私有產權的保護成為現實，有了生存的基礎。
中國的銀行傳統上都是不斷的從居民的手中吸取存款，但卻從來不為平民百姓提供貸款、不為居民提供金融服務。正式因為有了住房的市場化，才使銀行多了條生財之路，降低了無抵押的信貸風險，并使“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成為現實。住房抵押的個人消費信貸在住房完全市場化的過程中成為銀行界最低風險的優良信貸，也讓所有的消費者可以充分的利用個人的儲蓄，用提前消費的方式實現住房條件改善的夢想。這種雙向的往來，不但促進了市場以良性發展，也推動了經濟制度的進步。
中國貧窮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城鄉二元結構和二元結構帶來的貧富差別。解決中國整體強大和農村脫貧的重要出路之一就是加速城市化的進程，擴大城鎮對農村勞動就業的吸納能力和城鎮居住的安置能力，這就要加速城鎮的改造速度和住房的建設速度。同樣也是住房建設的市場化，為中國的加速城市化提供了基礎條件。住房單位實物分配制是無能力、也不可能解決大量非農人口向城鎮轉移的住房問題的。只有住房的市場化才為城市化提供了機會和可能，也由于大規模的市場化建設才為上千萬的農業剩余勞動力提供了建筑、保安、保潔、裝修、建材生產與供應等多種就業與發財的機會，為他們長期在城鎮工作、居住、生活提供了機遇。
市場化的生產過程、交易過程，不但為政府提供了大量的地租，同時提供了大量的稅收。實物分配既不產生生產過程中、經營過程中、利潤所得中的稅收，同樣由于沒有交易的行為(包括一、二、三級市場中的交易)，也不產生交易的稅收。近幾年稅收增長的速度、增幅都遠遠大于了GDP的發展速度與增幅，住房的市場化在其中發揮著巨大的作用。住房制度的改革對稅收的影響遠遠不僅是稅收的短期增長問題，而是一個長期持久的變化。
傳統的分房制度將所有住房條件改善的希望都寄托于居民所勞動和工作的單位，不但沒有對居住地點的選擇權，也沒有對住房條件的選擇權。由于產權非私有，自然是給什么住什么，也不可能用心去裝修、布置，更不會用心愛護和保養，所有人都盼望著盡快的搬家，而不是享受生活。但住房貨幣化、私有化和市場化出現之后，情況就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居民可以根據家庭收入的情況自由選擇遷居了，可以搬的離工作單位近點兒，可以搬的離要照顧的父母近點兒，可以用舊房的二次交易以小換大、以舊換新，或者為子女的入學從大換小或賣后租房而增加收入，也可以子女獨立分家而與父母分住。住房的市場化才使這一切住房條件的改善成為了可能，成為了不是由領導安排生存的環境，而是自己選擇生活的方式。盡管有不少人對中國的住房市場化提出各種不滿，但請問有誰是在住房市場化之后的居住條件更差了嗎？可以說沒有。但是卻有更多的人因此而改善的更好了。重要的是住房市場化使更多的或所有的人可以有了決定自己命運的選擇權，有了改善住房條件不依賴于他人的希望。住房市場化讓中國的城鎮居民的生活與居住條件得到了改善。
也許市場化中也有大量的投資與投機的行為。這一點也成為許多人反對市場化的理由。但投資與投機行為是市場化的必然產物，只要有市場化的資源配置原則，只要存在著商品的稀缺性，那么就必然存在著利用這種供求關系而形成的投資與投機行為。
中國的改革開放之后第一次對刑法的修改就是取消了投機倒把罪，那么法律上都承認和允許了商業活動中的投資與投機行為。資本市場的開放，使股票買賣中有了大量的投資和分不清投資與投機的行為，為什么商品房市場中不允許有投資與投機呢？或者更多的人不反對投資，因為投資使有風險的決策行為，投資才能解決有房可租的三級市場，解決買不起房的家庭的居住、生活條件的改善。卻反對投機，認為投機使破壞市場的不勞而獲的行為。其實在任何市場交易中的投機都是一種就業和勞動，都要拿出本錢來承擔風險。如果是無本生意，那么豈不是所有的低收入者都可以通過炒房而解決住房問題，又何提房價過高和增長呢？既然是有本生意，那么又何來投機呢？當房價下跌時，不是要承擔賣與租的風險嗎？之所以炒房的投機者大多發了財，恰恰是因為市場化的程度發展還不夠，供不應求的現象仍為市場中的主要矛盾。其他稀缺商品的供給如此，住房市場也如此。投機是市場化的特有物，而投機行為則在于商品的供求關系和預期。任何投機者都不會在供過于求的市場中去冒險拿本錢買進，再利用差價升高賣出去盈利的風險的了，投機也要考驗人們的眼光和選擇能力。
如果投資和投機能讓更多的國民發財，增加國民的財富，不正是國家發展經濟造福于民的目的嗎？如果說更多的投機用的是銀行的錢增加了中國金融的風險，那這與市場經濟中是否有投機行為無關，只是銀行作為企業行為的決定，貸款放出獲取銀行的利潤是銀行的本質的企業行為，正當業務。而貸款的對象是投資、消費或者投機是銀行的判斷問題，或者也是銀行的投機行為。金融風險并不是因為投機而形成的，如果有也一定是銀行自身的管理問題，決不能將銀行的管理所造成的問題變成市場和投機行為的罪狀。請核證一下，銀行所有的風險與壞賬中是住房的投機行為貸款多還是非住房投資行為的貸款多，就足以說明了。
房地產市場化不但拉動了中國經濟的增長、擴大了居民的消費、改善了城市面貌與居住條件、拉動了與之有關的眾多產業的發展、擴大了就業、提高了國民收入、創造了財富、百利而無一害，可以說市場化解決了中國經濟發展的根本問題，住房的市場化也同樣。
四、房地產市場化不能解決的問題
在完全市場化的發達國家中，市場經濟不是可能的，同樣在中國非完全市場化的國家中有缺陷的市場經濟更不是萬能的。但這并不是市場經濟的錯，并不能因為市場經濟不是萬能的就反對市場經濟，尤其是除了市場經濟之外，找不到一種比市場經濟更好的發展經濟的體制。市場化因素之外同時有大量的非市場化因素的影響。
中國的房地產市場化也不是萬能的。
首先國家的土地制度決定了土地資源一定是國家壟斷的，并且是不可能按市場原則配置，一定是權力價格，源頭壟斷的權力價格，這是市場化的缺陷。
其次是金融政策與資本市場的壟斷制度，也是非市場化的，因此不可能有完善的房地產或說住宅金融政策，這是經濟改革過程中尚未解決的問題，這也是市場化的缺陷。
在中國的房地產或說住宅產業市場化的過程中尚有著嚴重的缺陷的情況下，中國的房地產市場一定會存在著許許多多的問題，但這些問題都不是市場化的罪過。
尤其是將低收入家庭的社會保障性住房問題和社會公平與道德的問題歸罪于房地產的市場則更是可笑的。
房地產市場化并不等于應能和應去解決本來就不屬于市場經濟范疇之內的問題，這些問題與市場經濟無關。
任何一個完全市場化的國家都同樣在市場經濟運行的體制之外，建立了一套特殊的社會保障體系作為國家維護市場經濟制度的保障。用立法和財政的轉移支付彌補市場經濟的不足，或解決市場經濟無法解決和不應由市場經濟解決的問題，包括：失業、退休、退養、救濟、醫療、教育、國防、公共服務以及低收入家庭住房的保障。中國也不例外。
實物福利分房時不需要建立住房的社會保障體系，只要有救助就夠了，因為分房時不論收入。就如同計劃經濟時所有的人都沒有失業問題一樣，不用建立失業保障；所有的人都公費醫療也不需要醫療保障；所有的人都有單位包的退休、退養，就不用社會的保障。但市場化之后這一系列問題就出現了，改革之后有了五保體系，但恰恰尚未建立完整的住房社會保障體系。
一是福利分房基本解決了大多數原有城市家庭的住房問題，盡管不能說條件很好，但有房住的基本保障解決了。公房房改的私有化率占到了存量房總量的68%，租賃公房的比例約為17.2%，商品房私有化比例約為13.1%(2003年數字)。
二是貨幣化分配提高了相當一部分家庭的收入和購房能力，這部分家庭可以用市場化或經濟適用住房的購買解決住房問題。
三是出臺了政府給以政策性補貼、免收地租的限價經濟適用住房政策，在增量上提供了帶有社會保障性的住房。
四是早已建立了用住房公積金盈余作為資金來源的廉租房建設、收購、租金限價和租金補貼的廉租房制度和最低住房標準限定的救濟制度。
上述這些制度基本保障和解決了絕大多數城鎮家庭的住房問題，包括原有家庭、新增家庭和家庭分裂而提出的新增住宅的問題。
遺憾的是這些零散而非系統化的各項政策各自獨立運行，并且沒有立法保護，于是編織出了一張有密有疏、漏洞巨大的覆蓋網，讓國家的財政轉移支付(磚頭和人頭的補貼)大多數沒有落實到應補貼的低收入家庭，卻從不該漏的地方漏到了不應享受補貼的家庭之中，而讓政府背上另一個不合理的財力支出巨大但收效甚低的包袱。同時缺少了對高于應享受國家補貼的標準，又無力購買商品房的中等收入中收入偏低的家庭解決住房問題的輔助手段(如貼息、貼租的輔助保障)。結果政府沒少花錢、沒少費力，卻因為制度不健全、不完整，不但未能有效的提供對低收入家庭的住房保障，反而給市場經濟中的商品房帶來了更多的責任不清的麻煩。
正由于政府在社會住房保障體系建立上的缺位，沒有分清市場與非市場的責任，結果被市場和輿論拖著鼻子走，不得不錯位的將更多的精力放在解決市場中的問題上，本末倒置，而出現了今天所面臨的莫名其妙。
完整的住房供給體系應是中等偏上收入的家庭完全有能力靠市場化的方式解決住房問題，這部分人應占到城鎮總數的70%以上(除收入之外，原有的公房福利分配也是住房，并且是置換住房的資產與收入)；中等偏低收入的家庭應用貼息、貼租的方式由政府輔助他們在商品房市場中解決購買與租賃住房，這部分家庭約為10—15%；低收入家庭用購買或租賃政府磚頭補貼政策建立的住房，最低收入家庭用補貼或租賃廉租房的方式解決住房問題；特別困難的家庭用政府救濟的方式解決住房問題。如有住房社會保障的立法，自然就要堵住那些漏洞，而讓政府的錢用在該用的地方。
五、市場化之后的市場
當1998年住房貨幣化改革之后，雖然還有實物分配的政策滯后性，真正的實物住房分配的最后一頓晚餐實際在2000年4月才結束，但自1999年之后市場開始發生了重大的變化。
1)非國有投資迅速的向房地產市場轉移，國有投資的比重從1998年的33%在五年時間內下降到了2004年的11%。商品房的建房比重從1990年的20.4%平均每年增長1%到1998年的29.7%，迅速上升到2003年的58.6%，每年以平均5.78個百分點增長，是1998年之前的5-6陪的增長速度。形成了由基本建設方式的建房向市場化投資的建房轉化和投資替代。投資方式、生產方式與消費方式的轉換恰恰是市場化的基本特征。
2)1998年之后個人消費成為市場中的主要消費群體，城鎮個人購買商品房占全部商品房銷售面積的比重由64%上升到2003年的85.2%，其中個人購買商品房住宅的比重則迅速上升到96.4%，消費行為理性的城鎮居民個人已成為我國房地產市場主導性的消費主體。
3)住宅商品化建設投資高速增長。1998—2003年之間全國城鎮住宅投資年平均增長13.1%，但房地產業住宅投資平均增長則為26.6%，超過住宅平均投資的一倍，并且房地產開發中的住宅投資比重占城鎮住宅建設總投資的比重從48.3%上升到84.9%，五年中上升了36.6個百分點。
4)商品化住宅竣工面積高速增長。1990—2003年全社會住宅竣工面積年平均增長僅為3.2%，仍保持較低的增長水平，城鎮住宅竣工面積年平均增長僅為9.3%，也低于同期GDP增長平均值。但1998年之后房地產業住宅竣工面積高速增長，1990—2003年平均增長18.55，且主要集中于1998年之后的增長。
5)銀行個人住房抵押消費信貸高速增長。1991年之后，國家與銀行陸續出臺了大量支持個人消費信貸的相關法律與規定。同時政府出臺了大量對住房消費減免稅費的支持，降低了交易成本，促進了交易的放量，因此個人消費信貸出現了急速的高增長。從1998年的426.2億元上升到2003年的11779.7億元，以平均每年27倍的高速增長。個人住房信貸占信貸投資總額的比重從1998年的0.55上升到2003年的7.4%，2004年繼續增長，活躍市場的同時也降低了銀行的不良貸款率。
6)雖然國家實行了減免稅的優惠政策，但由于市場化的交易量增加，基本建設的無稅分配變成了商品房的有稅生產和有稅交易，因此稅收不但沒有減收反而高速增長。特別是房地產業的投資增長拉動了相關產業的投資增長和商品交易，有了住房的同時也拉動和刺激了購房者裝修、家具、購置大件商品消費，甚至汽車消費，進一步擴大內需的同時活躍了相關市場的發展，增加了生產與消費環節的稅收增長，連續多年稅收和財政收入增長保持高速和高增長率。
7)市場化結束了換房的歷史，讓房改房和商品房可以在市場中重復的再次流通，讓住房從單位所有維持生存的棲宿之地變成了個人的家庭財產，一種可以流通變現、變換的物，不再是束縛人流動的威脅，而是服從于人的必要流動的附屬條件。從發達國家二手房交易量大于一手房交易量的5—7倍的情況推導，中國尚處于總量不足的高速建設階段，二手房恰恰是住房升級置換的基礎條件，因此二手房必須在市場化的推動中高速發展。1998年之后可以看見中介公司如雨后春筍大量出現，二手房交易量從零開始高速的增長，促進了存量住房的流動，部分地區的二手房交易量(套)已大于一手房市場，大部分發達城市的二手房交易量每年保持30%以上的增速。二手房交易已成為改善居民住房與消費的重要途徑。
8)由于市場化的轉換，不斷的擴大了生產能力、擴大了建設就業，同時后期的物業管理市場化也安排了大量的就業，市場的交易同時拉動了第三產業的服務，市場化解決了大量的就業。辦公與商業房屋的市場化更為中小私企和非公經濟創造了條件，因此而安排和解決的經營與就業條件就更寬廣了。
可見，房地產市場化的過程中已引起了整個中國的經濟基礎的變化，引起了經濟制度的變化。
但同時也因此而帶來了投資的過快增長和煤、油、電、運等能源的緊張。然而投資的調節是市場化的資源調節的必然結果，而能源的進展則是非市場的制約結果。在中國尚未完全市場化的階段，要解決的恰恰是改革非市場化的壟斷部分，而決不是限制已推進的市場化改革進程去適應于非市場化的能源市場。不能本末倒置的讓市場化進程的成果倒退回計劃經濟的體制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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