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生芳的“苦行僧”生活——
艱難中積聚能量 磨礪中綻放光芒
新華社記者張文靜 朱基釵
在柴生芳45歲的短暫人生中，“苦行僧”的生活一直如影隨形。不論是在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還是留學日本神戶大學，抑或在甘肅省委辦公廳“煉丹爐”里磨練，柴生芳經受了一場接一場的考驗。
考古現場 “化身”民工
1986年7月，柴生芳以甘肅省慶陽市文科狀元身份考入北京大學考古系。1990年，他畢業分配到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
在考古所的7年時間里，柴生芳如同一根“野草”，在艱苦的考古環境中頑強“生長”。
剛參加工作，柴生芳就趕上考古所在甘肅敦煌發掘懸泉置遺址。在位于戈壁灘的遺址現場，柴生芳等考古人員爭分奪秒地進行搶救性發掘。茫茫戈壁，伴隨他們的，只有烈日酷暑和呼嘯而過的風沙。戈壁灘里的溫度動輒40攝氏度以上，地面溫度能飆升到六七十攝氏度。
他們沿公路，搭起了沒窗沒門的簡易房，房內連一塊像樣的床板也沒有。三餐就是湊合著吃點洋芋白菜，填飽肚子。戈壁灘上干活最需要克服熱和渴，沒有水，他們就喝苦澀得難以下咽的咸水，而對于熱，只能忍。
“他從來沒發過牢騷，沒叫過苦。別看他是大學畢業生，體力、耐力甚至比民工還好。”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何雙全回憶。
白天，柴生芳是個“土人”，挖土、鏟土、抬土，和民工同吃同喝；晚上，他又回歸專業本色，詳細記錄當天進展，并作出分析研究。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張俊民說，考古現場，柴生芳將頭一年發掘清理的灰堆重新過了一遍篩子，親手揀出2000年前的“元致子方”帛書。
長年野外的考古發掘練就柴生芳敢于吃苦、不屈不撓的堅毅性格，風餐露宿的工作生活使他養成了甘于吃苦、任勞任怨的樸素作風。
東渡日本 自力更生
1997年，柴生芳停薪留職，自費赴日本神戶大學攻讀文化結構專業博士學位。
“學費很高，一年70萬日元，生活費50萬日元，兩項合計人民幣得10多萬元。他去之前可以說身無分文。”何雙全說，當時日本要求有一定存款才接收留學，柴生芳不得已，從何雙全和另外兩個朋友那里湊齊了學費。
在考古所期間，柴生芳參與過酒泉西溝魏晉壁畫墓、天水禮縣大堡子山秦公大墓等發掘，工作干得可謂“風生水起”。而到了日本，舉目無親的柴生芳屢次碰壁，但吃慣了苦的他從不言放棄。
經濟上的拮據，讓柴生芳不得不找一些吃苦賣力的工作：洗碗刷碟、搬運貨物、柜臺收銀。有一年，何雙全到京都大學做訪問學者，才得知柴生芳的這段苦澀經歷。
所幸的是，經朋友推薦，他不久教起了漢語，學習和生活才逐漸步入正軌。
一邊擠出時間打工、一邊加班加點學習，別人需要8年完成的學業，他只用了5年，成為神戶大學文學部碩博連讀生中5年內取得博士學位第一人。何雙全說，之所以沒有耽誤學業，后來還當選為中國留學生學友會會長等職務，柴生芳所付出的努力常人難以想象，個中辛酸只有他自己清楚。
“煉丹爐”里 后發趕超
2002年10月，柴生芳學成歸國，放棄了北京、上海等高薪工作，回到了甘肅省委辦公廳調研處工作，主要職責是起草各種文稿。
陌生的環境，碰也沒碰過的專業，并沒有難倒這位“洋博士”。
一開始，有些同事對他難免質疑：“撰寫材料，他是‘菜鳥’，能做好嗎？”然而，一年多的時間，柴生芳的努力就徹底“征服”了他們。
甘肅省委辦公廳調研處副處長韓綱與柴生芳共事3年。對柴生芳的刻苦精神，他心生敬佩。
缺乏理論基礎，柴生芳就反復翻閱相關輔導讀本，將書頁勾畫得“面目全非”，大量的學習筆記和心得感悟記滿了整本書；寫作水平不達標，他就“照葫蘆畫瓢”，從最簡單的模仿開始，在本子上隨時摘抄，仔細琢磨，再發揮創作；主題把握不到位，他就請教同事，每天堅持讀書看報，熟悉時政要聞，尋找與文稿寫作的契合點。
為了使文章寫得“既有骨頭又有肉”，柴生芳常常通宵達旦。別人休息時，他仍在看書學習，修改、補充材料。熬夜累了，索性腦袋靠住椅背打個盹，實在疲憊不堪，就頭枕著書，蓋上一件薄呢子大衣，躺在沙發上將就一晚。
“剛開始覺得他只是一時新鮮勁，沒想到，竟一直堅持了下來。”韓綱說，那段時間柴生芳總把自己關在辦公室，夜以繼日的，大家都戲稱他是不見日光的“土撥鼠”。
一年多過去，柴生芳文稿寫作很快“上手”并順利“出師”。“要不是靠著吃苦耐勞的精神，他進步不會這么神速。”韓綱感慨不已。
在何雙全、韓綱等很多同事眼中，柴生芳用甘于吃苦、敢于吃苦、樂于吃苦的精神書寫著自己的人生，他在艱難中默默積累能量，在不斷磨礪中綻放光芒。
柴生芳曾說，他在考古所、日本留學、省委辦公廳工作的酸甜苦辣，都是他人生不可多得的經歷，影響了他的一生。
“艱難困苦，玉汝于成。”誠哉斯言，柴生芳人生中這幾段艱難困苦的“苦行僧”生活，所賦予給他的寶貴品質，一直延續并消融在他日后的基層工作中。
（新華社蘭州9月23日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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