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兒為什么這樣紅
走進甘肅岷縣探訪世界非遺“花兒”
東方網記者采訪李璘
“花兒”傳承人二郎山上放歌
“花兒”是流行于大西北部分地區的一種古老民歌，在中國民間歌謠中占有重要位置，是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中的珍品之一。由于民歌多為地方土語，加之地域上的局限，很多人并不熟悉這樣歷史悠久且極富地方特色“花兒”。
10月，東方網甘肅支教一行來到甘肅岷縣，探訪這座孕育出“花兒”的西部小城。在岷縣團委和宣傳部的引薦下，我們有幸認識了當地的文化人——李璘，并邀請他介紹了“花兒”起源、現狀與傳承。
李璘先生于1938年生人，是土生土長的岷縣人，大學畢業后在家鄉當了30年的中學歷史老師，1998年在岷縣人民政府副縣長崗位退休。他對于岷縣的歷史、民俗和民間文藝有頗為深刻的研究，多年來醉心“花兒”，著有《鄉音——洮岷“花兒”散論》、《耕余集》、《文史漫筆》和《文苑拾英》等多部作品。
下午三點，東方網采訪小組一行四人來到李璘先生的住處。小樓坐落在岷縣二郎山入口處的街對面，鬧中取靜。走進小巷，庭院深深，李先生就在院子里迎接我們，他微笑著上前握手，一副慈祥和藹的模樣，讓人頓生親切。
“到書房里聊吧！”李先生說著，帶我們上到二樓。
踏入書房，瞬間感受到一股樸實的文人學者氣息。除了懷舊的書桌和沙發，墻上還掛著先生的書法作品和油畫的自畫像，滿屋子的書籍多為歷史和文化方面的著作，靠最里邊的那排書架則全是與“花兒”有關的書。屋里還有一扇窗，正對半山的亭子。據說每年農歷5月17日，人們都會自發來到二郎山參加“花兒會”，成千上萬人聚集于此，狂歡個三天三夜。若是從這扇窗望出去，定能將人聲鼎沸的場景盡收眼底。
采訪就在這樣環境里開始了。李璘先生還特意詢問我們是否能聽明白岷縣方言，在我們表示為難之后，先生便改用普通話，如數家珍地介紹起這極具地方特色的“花兒”。他坦言自己研究“花兒”已有30多年，每次談到這個起源于家鄉的世界級非遺珍品時，總是一半自豪一半擔憂。
“花兒”的發源地
“花兒”現如今最被認可的分類是按流派、體系和類型，分為洮岷“花兒”和河州“花兒”。李璘的研究著眼于故土的洮岷“花兒”，因為他認為岷縣才是“花兒”的發源地，只有洮岷“花兒”才最接近起源。而與其他民歌比較，洮岷“花兒”更具有原生態特點，因此也更有文化保護價值。
李璘解釋道，洮岷“花兒”是在洮河流域農民群眾生產勞動中產生的，音樂內容與生產勞動有關，它是農耕社會的產物。在千百年的發展過程中，洮岷“花兒”始終保持著千年一曲、千歌一調的穩定性。主要有兩大曲調，分別為南路“花兒”（即：啊口歐連兒）和北路“花兒”（即：兩連兒），它們的基本句型都是七言句式。
李璘認為南路“花兒”的曲調最為單一、起調高亢、流行地域最窄，具有比較原始的特性，是“花兒”中最古老的流派，北路“花兒”是由南路“花兒”演變而來的。而流傳最廣、形式曲調最為豐富的河州“花兒”與洮岷“花兒”則存在啟承聯系。至于青海、寧夏等西北部的其他地區，十幾個民族各有各的“花兒”，那些分支都是隨后才流傳和演變開的。
“花兒”傳承人二郎山上放歌
一曲“千年悲歌”
雖然“花兒”的內容多是關乎人們的生產、生活和愛情，李璘卻認為它的曲調始終是悲情的，甚至可以稱為“千年悲歌”。
李璘稱，古老的洮岷“花兒”既是故鄉民眾的心聲，也是祖祖輩輩的悲歌。首先，西部地區的自然環境很惡劣，歷史上生活在這里的農民一直都很艱辛，漁獵山中，人與自然在不斷地斗爭。而歌又是由心而發，歌聲便是心聲。在這種悲慘的處境下又如何能產生歡樂的歌聲？其次，中國幾千年來以農立國，農民背負著各種苛捐、雜稅、徭役的壓力，所以農耕地區祖輩的掙扎與吶喊，便通過民歌的形式流傳下來。再者，愛情一直都是民歌的精華和靈魂，但迫于現實的各種壓力和艱辛，愛情成了人們美好的幻想，歌唱的曲調也自然悲從中來。
聽了這樣的解釋不禁讓人感到有些凄凄慘慘戚戚，但李璘卻認為正是這樣的“悲情”才叫“花兒”有如此頑強的生命力，歷盡千年不衰。“悲情比歡快更具有內涵和人性的情感，悲情的花兒往往能讓人產生共鳴，引發的更是對人生的惋嘆，有種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泣下的情愫。”李璘如是說。
李璘還舉例道，在萬民歡騰的“花兒”會上，進入一個個唱“花兒”的小場面，所聽到的“花兒”也多屬悲歌。歡騰的氣氛常常在幾曲“花兒”之后，變得深沉又哀傷。
其實，對“花兒”的音樂結構頗有研究的李恩春先生也曾指出，洮岷南路“花兒”為“六聲商調式”，這種曲調的音樂表現為“幽婉凄厲”；而北路“花兒”“從商音開始，音階式上行到高音宮音后，又下行至商音結束。”這種以幽怨為特征的曲調是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自然定型的，有喪親之慘痛、思兒之悲戚、怨婦之憂傷、饑寒之哀嚎、抱病之呻吟、離別之凄楚，融匯人生的艱難曲折于音樂之中，酸甜苦辣辛，五味俱陳。
新學派的誕生與“花兒”會
在成功申請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之后，“花兒”的文化價值得到肯定，受到越來越多中外專家的關注，更有一批像李璘這樣的文化學者對其孜孜不倦的鉆研和探討。時至今日，“花兒”的研究已漸漸成為一門新興的學科體系。
如果追溯“花兒”的研究歷史，其實才不過短短80余年，對洮岷“花兒”的研討更不足70年。1925年，一位名叫袁復禮的地質學家來到甘肅考察時發現“花兒”，并在《歌謠》周刊發表“花兒”的文章；而第一位地方“花兒”的研究者，則是在一九四七和四八年間發表了三篇關于“花兒”評論文章的孟平。對此，李璘稱孟平為的當地“花兒”研究的先行人和啟蒙學者。
除了有專家學者的研究，“花兒”會的存也在讓這個傳承千古的民謠得以在民間繼續流傳。
遙望窗外的二郎山，風景如畫。它的名氣除了源于紅軍長征時期的二郎山戰斗，還在于傳統的“花兒”會。李璘介紹到，岷縣是洮岷“花兒”的流唱中心，每年農歷五月都有一系列的富裕特色的“花兒”會，尤以“五月十七”二郎山“花兒”會為最。屆時，全縣及周邊十余縣群眾云集二郎山，只見花傘層層，樹蔭下、草坪上、涼亭里，人群簇擁著歌手，對唱、獨唱、小唱（注：家庭成員間內部的對唱），唱和之聲此起彼伏，盛況感人。據說，在岷縣人民的心目中，“五月十七”“花兒”會享有與春節同等的地位。
“花兒”國家級傳承人劉郭城
“花兒”省級傳承人滿樹巧
“土壤”的流失與傳承的乏力
學界對“花兒”的研究與“花兒”會的紅火呈現出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李璘卻為此感到一絲痛心和擔憂。“這幾年的花兒會上居然有人唱流行歌！還有人把花兒歌手包裝送到中央電視臺！”李璘的憤怒似乎讓人有些莫名詫異。
原來李璘擔心的不是沒人唱“花兒”，而是原生態“花兒”面臨的“流變”。他用了“巨變”和“崩潰”兩個極端激烈的詞來形容這樣的“流變”。
李璘坦言，“花兒”源于農業生產，千百年來西北部穩定的農業生產方式讓“花兒”得以代代相傳并保持原生態。然而如今社會發展，西部開發讓農業經濟發生巨變，“花兒”的流行地區普及了九年義務教育，人們開始想方設法外出打工。“花兒”賴以生存的土壤正在漸漸消失，那么離原生態“花兒”的衰落甚至消亡還會遠嗎？
其實李璘的擔憂不無道理，對于這種即興創作的民歌而言，唱詞反映了歌手才思和人們生活現狀，所謂原生態“花兒”正是原生態農業生產方式的反映。
李璘還提到“花兒”歌手化妝、穿上戲服在電視上參加各種比賽。對于這種起源于田野鄉間的民歌，李璘認為它還是更適合回歸鄉土，至于電視里為滿足觀眾審美包裝出來的產物，是變了味兒的“花兒”，更談不上文化的傳承。
“農業進了溫棚，花兒也進了溫棚。”李璘在談及“花兒”的傳承與保護時感嘆道。
正如其他非遺的保護一樣，“花兒”傳承面臨著尷尬的窘境。李璘稱如今原生態“花兒”的保護手段有限，主要是保護繼承人、錄制影像資料、文字記錄唱詞、拍攝“花兒”會場面等等。
言畢，他苦笑著感慨：“也許過不了多久，這些就都進博物館了！”
采訪的最后，李璘先生唱了一曲“花兒”：“把我丟在遠路上，你要思念我在想，參念一聲眼淚淌，眼淚淌了兩大缸，一缸和泥抹光墻，一缸給你洗衣裳。”
不知為何，離別時我們感到了一絲淡淡的憂傷。
傳承人：一邊放牛一邊唱“花兒”
帶著對“花兒”的好奇與期待，我們離開了李璘先生的家，登上了傳說中的二郎山。此時并不是農歷五月，岷縣團委和宣傳部同志引薦了兩位“花兒”的傳承人早已在山頂等候。
二郎山頂的風光很好，不僅能夠一覽岷縣全貌，更有綿延不絕的青色山巒與藍天白云相接。涼風習習，一男一女兩位“花兒”的傳承人穿著單薄鮮艷的衣衫站在樹下。一問才知道，他們都不會說普通話，經當地人翻譯才能勉強溝通。
女的名叫滿樹巧，是“花兒”省級傳承人，今年43歲，膝下有三個女兒和一個3歲的外孫。
男的名叫劉郭城，是“花兒”國家級傳承人，今年48歲，有兩個兒子。
除了不會說普通話，兩位傳承人也都沒有念過書，他倆的“花兒”都是小時候在放牛或干農活時學會的。滿樹巧說，除了她之外，家里只有小女兒會唱“花兒”，因為大女兒和二女兒都要上學。
劉郭城則表示，雖然兒子沒有得到自己的真傳，但慕名前來拜師的鄉親倒有不少，自己從不吝于傳授，目前也能算得上“桃李滿岷縣”了。他還自豪地說，自己最厲害的經歷就是在2004年寧夏銀川“花兒”十五省大賽中獲得了第三名。
隨后，兩位傳承人站在山頭對唱，分別演繹了“啊口歐連兒”和“兩連兒”。方言的唱詞很難聽懂，可當那種回歸自然的原生態高亢唱腔在山間響起時，確實叫人震撼與難忘。
據了解，像劉郭城和滿樹巧這樣的“花兒”傳承人在岷縣共有3位，1位國家級，2位省級。他們平日除了正常務農勞作之外，只需要偶爾在各種演出、展示和比賽中亮相唱幾段“花兒”。此外，省級傳承人每年可獲得縣里補助1000元，而國家級則可獲得國家文化部撥款的每年8000元的補助。何繼良、朱恬、劉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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