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世鐸他怎么可能一個人去頂足球這個天呢，即將塌下來的天，你這個大元帥袁偉民不出來頂，誰能頂得住呀？——原浙江省體育局局長陳培德。（編者注：此文第一人稱就是陳培德）
“無巧不成書”
就個人角度，我對袁偉民是敬重的。
中國官場有所謂“學而優則仕”之說，而袁偉民則是“教而優則官”。以今天的眼光來看，袁偉民個人成功多少受益于中國體育舉國體制——當運動員時寂無功名，倒是8年半的中國女排主教練生涯，實現“三連冠”后，立刻成為一名副部級干部。這在中國體育史上是非常罕見的。
所以，他出了書，我十分關注。但是，通讀了袁的這本書，我感到十分遺憾。
為什么呢？
首先，在足球章節中，他徹底回避了當年震驚全國的假球、黑哨事件，只字未提，我覺得非常奇怪，畢竟，他長期擔任中國足協主席。
無巧不成書——原來主管足球的，足協常務副主席，足球運動管理中心主任閻世鐸在他之前寫了一本書《忠誠無悔》，這一段(足球打假、掃黑)他也不提，怎么同出一轍？
當年，足球打假、掃黑，最后草草收場，至今留下兩大懸念：為什么最后被處理的唯一裁判是退贓自首的龔建平？為什么自曝家丑揭竿而起舉報黑哨的浙江綠城在所有俱樂部中遭到中國足協最嚴厲的重罰？
這是全國球迷共同的疑問，可惜，最為知情的中國足協主席袁偉民，在書中沒有給出答案。
辦公廳主任的苦衷
我遇到這種事情不是第一次了。
2000年5月8日，國家體育總局班子調整，袁偉民就任局長，李志堅任黨組書記，新官上任，我感覺他們應該有大動作，給他們寫了封信：
袁局長、李書記：
首先祝賀你們榮扛大旗，榮挑重任！
新官上任，燒什么火？我想進一言：不必燒三把，一把就行：在體育戰線大刮橫掃腐敗的‘龍卷風’。
……
我在體育戰線工作了8年，所見所聞，深感體育戰線應該多出政治家，而杜絕政客；凡是不正之風屢禁不止的地方，其背后都有搞權術的領導撐腰。我常為此感到悲傷。我真誠希望我的進言能得到你們的采納，并愿意從我做起，從我管轄的浙江做起，當尚方寶劍臨頭，我決不會眨眼。
那封信，袁偉民沒有回應。
足球打假、掃黑風波后，我成了體育界官員中唯一一個站出來自揭家丑的人，一時間輿論紛紛，很多人對我及浙江體育局表示支持。香港有媒體評論說，陳培德注定會成為“官場游戲規則下的悲劇性人物”。
我不信。
2002年新年伊始，為了準備全國體工會議，袁偉民到上海召開座談會，華東六省一市體育局長中，除了浙江和另一個省的體育局長外都參加。
聽到這個消息，我的心涼了半截。
要知道，這個會議有我很大的功勞啊——北京申奧成功后，浙江省體育局在溫州做東，召開華東六省一市體育局長協作會，會議根據我的建議，給國務院領導寫了一封建議信，建議國務院以北京申奧成功為契機，召開全國首次體工會議。
然后，才有了那次為籌備全國體工會議召開的上海座談會。為什么不邀請我這個最初的倡議人參加呢？
我感受到了無形的壓力。閻世鐸說什么總局對我和我們體育局的行動是支持的，完全是屁話。
后來，我們浙江體育局黨組成員開了個會，最后，大家決議，以浙江省體育局黨組的名義，向袁偉民在上海召開的這個座談會發個賀信，請上海市體育局代轉。
我給你們念念：
“……我們深知，現在說大真話、大實話非常不易，盡管我們是遵照總局大要求來做，但有些話，如揭開腐皮連帶肉，難免會因此得罪一些人，我們有這個思想準備。
“當然，我們更相信總局領導在這個問題上會有公正而客觀的評價，絕不會因此而將浙江打入另冊——這不應是我們的隱憂！更相信浙江的無緣赴會不至于是因為浙江的直言無忌所致。
“……祝本次座談會取得圓滿成功！”
上海市體育局長金國祥把我們的信親手交給袁偉民，袁在會上連忙解釋，為什么沒請我們浙江。他的說法是，請哪些局長參加座談會，名單是辦公廳提的。
辦公廳主任劉元福只能啞巴吃黃連，有苦說不出，不，是有苦不能說，“我辦公廳主任有這個權力嗎？”
這些承諾一個沒兌現
在你們的采訪中，袁偉民說和我很熟，但我們交往并不多，除去他上任之初我給他寫信之外，我還曾數次向他致信，都沒有回應，沒有給我一個字答復。
2001年10月11日，我向國家體育總局遞交了《關于整頓中國足球的諫言書》，并抄送中國足協；10月16日，中國足協對浙江綠城等5家俱樂部足球隊在甲B聯賽中的違紀行為作出處理后，我即向中國足協遞交了4點表態；11月29日，我又致信袁偉民，反映九運會賽風問題，呼吁高度重視……
后來，我就質問，這是葉公好龍，還是另有難言之隱？
我當時確實心里很郁悶，恨不得把我的心掏出來給他看，我這顆是紅心，還是黑心？！我是看他阻力很大推不動，從底下燒一把火幫助推動，可是呢，我們好心，結果被當作驢肝肺了，所以我很委屈呀，很委屈……
這次，你們《南方人物周刊》采訪袁偉民時，把我的遺憾拋了出來，但是，他答非所問，不著邊際地說什么我“天天接觸下面的球員”，似乎當時我和同志們主張足球一定要打假掃黑，倒是罪魁禍首了。我不是教練，不可能也不需要去“天天接觸下面的球員”。袁局長似乎在告訴我們，“這些處理，遠遠超出了足球的這些范圍”，“這些事兒，這些問題不好現在說”。
這些話不能自圓其說。
為什么只判龔建平一個，是司法范圍的事，總局和足協是管不了；但“為何自曝家丑的浙江綠城卻受到最重的處罰？”也是司法問題？
足球的打假、掃黑，袁偉民始終沒有為這個事情召開一次專題會議，更沒有找地方的局長們去商討意見，去表明他和總局對這個事情的看法，沒有。
在每年一次的全國體育局長會議講話報告中，也不涉及這個問題，好像是沒有發生過一樣，對這個事，當時是熱火朝天的足球打假、掃黑，請允許我不客氣用一個詞，在他那邊，是“冷冰冰”。
所以，我說他不作為。
回過頭來，閻世鐸為什么到浙江來的三點承諾最后都一一沒有兌現，原因也在袁偉民，至少請我們副省長，作為嘉賓去觀摩韓國世界杯，閻世鐸是做不了主的，他得請示。沒有被批準就是一個態度。
閻世鐸2002年1月5日到杭州，我們浙江體育局高規格接待，奧迪A6，最好的車，我們體育局副局長杜兆年親自去機場接，全體班子成員從頭到尾陪著他，副省長(魯松庭)親自出面請他吃飯……
飯桌上，閻世鐸盛情邀請魯省長作為中國足球代表團的特邀嘉賓，在6月份赴韓國觀看世界杯。飯后，我親自送閻去機場，他對一天的行程表示滿意，還一再說，以綠城的表現，絕不會讓它吃虧，要和其他受處罰的俱樂部區別對待，他也對綠園隊綠城隊打新賽季作出了承諾。
最終，這些承諾一個也沒兌現，反而綠城受到最重的處罰。球隊的事咱不說，拿邀請出國看球的事跟一個副省級干部隨便許諾，這不是亂開政治玩笑嘛！
仔細想想，我理解閻世鐸。在杭州的時候，他就對我說過：袁頭(袁偉民)對我說了，說什么呢，說，“閻世鐸，足球天塌下來，也得你去頂著！”言下之意是，我是足協主席，我是國家體育總局的局長，我不負這個責任，我不來挑這個擔子，所以當時閻世鐸的壓力就很大了。
那我們可以想想看，閻世鐸他怎么可能一個人去頂足球這個天呢，即將塌下來的天，你這個大元帥袁偉民不出來頂，誰能頂得住呀？
所以，今天我可以負責任的說一句，我們回過頭來，加上袁偉民出的《體壇風云》這本書，以及他的專訪，可 以清楚地看到，袁偉民作為總局的局長，作為中國足協的主席，他對足球以及解決足球社會的問題，采取的是一種不作為的態度。
我不信這個邪
1993年，我從浙江省委副秘書長的位置上調任體育局局長，有人勸我說：“陳主任啊，浙江沒有足球，等于浙江沒有包袱，這個東西，難玩啊！”
我當時用微笑回答了他們。我的真實想法是，我不信這個邪，足球難搞就不搞，算什么作為，沒有足球，算什么體育大省、強省？
5年后，體委換屆，省委準備調我去教委當主任，我拒絕了。原因大概兩點：第一，我已經從一個體育的門外漢變成了內行，喜歡上體育了，不想離開；第二，我本身并不想當官，只想做事，如果只做這一屆，有些事情就做不成了。
后來，閻世鐸就任足球運動管理中心主任、足協專職副主席，我也給他開玩笑：“如果領導要用你，就不會讓你到足協；如果領導不用你，就讓你到足協。”前一句話半開玩笑，后一句則是認真的，足球是個陷阱，在現行體制下，誰都難逃厄運！
當年，有人問，你陳培德為什么有勇氣站出來捅馬蜂窩？我說，這是偶然中的必然。我和浙江省體育局以至全國體育界對中國體壇不正常狀況觀察已久，不滿已久，爆發是必然的，怒吼發在足球上也是必然的。但如果“甲B五鼠”中沒有浙江綠城，浙江省體育局可能不會首先出來說話，這是偶然。
當然，我站出來自揭家丑，也得到許多領導同志的支持，記得打假、掃黑斗爭剛開始不久，我在家里接到老領導、原浙江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楊彬的電話，他說：培德同志，你做得很對，足球的黑幕和腐敗，過去大家都感覺到，但就是沒人出來說話，你第一個站出來說話，很不簡單，我對你表示支持！
前幾天，我們老省長沈祖倫給我打電話，說“培德同志，你關于取消全運會的觀點我在報紙上看到了，我非常贊成啊，我今天給你打電話就是向你表示敬意，因為在今天的官場上像你這樣敢講真話的人太少了。”
2003年的時候，我從浙江省體育局離職，省委常委、組織部長斯鑫良代表省委在干部大會上講的一句話就是：陳培德同志……在全國率先提出了足球要打假、掃黑、反貪的問題，對整肅賽風賽紀，推動全國體育戰線的反腐敗斗爭起到了積極作用，引起全國體育界的巨大反響……
可惜啊，好不容易將足球掃黑、打假風暴開了頭，拿到了那些調查材料，司法也介入了，沒想到，在龔建平之后再也沒有誰被揪出來……過了很久，我知道了最終結果：足協對涉案的17名邊裁作了內部處理，其中4個死不承認，被處終身禁哨。一只“替罪羊”，加17個內部處理，這就是為時兩年的轟轟烈烈的足球打假掃黑的最后結局。
所以，現在，我跟廣大的球迷一樣，不光是身子，而且自己眼睛也都離開了中國足球現場——連電視都懶得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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